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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元好问之生平行实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西元一一九○年)，卒于元宪宗七年(西元一二五七年)，是金朝诗文成就最高之作家，《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有传。据《金史?元德明传》，元好问出生于名门之家，先祖鲜卑族，系出拓跋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姓元。远祖元结(字次山)，为唐代开元﹑天宝间著名之文人。祖父元滋善曾任金朝铜山令，父元德明隐居不仕，以诗文知名于世，着有《东岩集》。元好问出生七月即过继叔父元格为子，元格为地方官，自元好问四岁起，就给与完备的教育，据说元好问七岁能诗，十一岁元格移官冀州，延聘学士路铎教他为文，十四岁又随继父移官陵川，受业于当时大学者郝天挺 (字晋卿，元代知名学者郝经之祖父) 更奠定了坚实之学术基础。
元好问二十岁时学问已有小成，却不急于科举功名。二十一岁时叔父病逝陇
城任所，他才结束游走各地之生活，扶柩返回忻州原籍。二十五岁那年，蒙古兵南下，家乡秀容受到兵火蹂躏，其兄惨遭杀害。他和家人只得远离家乡，避乱于河南。在此期间，写下不少描述战乱及抒发悲愤之诗作，引起礼部尚书﹑本身亦为著名诗人的赵秉文之青睐，推崇他的《琴台》、《箕山》诗：「少陵以来无此作。」于是元好问之声名大噪。
金宣宗兴定五年(西元一二二一年)，中进士，三年后在赵秉文﹑杨云翼之力劝之下应选宏辞科，从此展开仕宦生涯。先后做过权国史院编修﹑镇平(今河南镇平)﹑内乡(今河南内乡)﹑南阳(今河南南阳)等地县令。金哀宗开兴元年(西元一二三二年)官至尚书省左都司事。是年蒙古兵攻陷汴京，哀宗出亡，元好问身陷危城，备尝艰辛，次年自立为郑王的崔立投降蒙古，天兴三年(西元一二三四年)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元好问四十五岁。元好问自此不仕，返回故乡秀容，发愤著述，倾全力于金朝史料之编纂。他鉴于金朝之史实不可湮灭，曾编着《壬辰杂编》，又鉴于中州诗人作品若不辑录，将随兵火而毁亡，于是发愤编成《中州集》十卷，采录二百四十九家诗人作品。此书不但被脱脱编写《金史》所采用，后来清人郭元釪编《全金诗》也以此书为蓝本。就连清人钱谦益《列朝诗集》，也是仿效《中州集》之体例编成。
他为了编着金朝国史，曾奔走河南河北各地，采集金朝君臣言行事迹，完成稿本百余万言，后来《金史》虽未写成，他收集之史料，却成为元朝脱脱修《金史》最主要之根据。元好问在史学与文学之著作外，也乐于奖掖后进。元朝著名的文人郝经﹑王恽﹑许楫，都出自门下，刘因﹑吴澄，更是深受影响的私淑弟子。
贰?元好问之创作成就
元好问以诗文崛起于金朝，在十三世纪初期成为北方文坛的代表人物。关于他的创作成就，《金史?文艺传》云：
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
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注一)
元?杜仁杰在中统本《文集?后序》云：
今观其文集，又是天生炉?，比古人转身处，更觉省力。不使奇字，新
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见其巧，不见其拙；但见其易，不见
其难。(注二)
就各体文章来说，他的碑铭文字，绳尺严密，雄奇自肆，钱基博在《韩愈志》之中，认为可以直追韩愈。元好问身遭亡国之恨，隐忍蕴蓄所发的文章，悲歌慷慨，有、《诗》人伤周，《骚》人哀郢」之遗意。他的叙记文字，简约朴直，情致深厚，许多宝贵之文学批评观点，都散见其间。
元好问的诗歌作品，数量甚多，约一千三百六十余首，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仕金时期为第一阶段，此时的诗歌，崇尚风华，不脱才子习气。金亡之后，为第二个阶段，此时的诗风大变，悲壮苍凉，有「亡国之音哀以思」之慨。元好问的诗歌取材，深受时事之影响，因此相当程度地反映了金元之际的史实。他的诗，和杜甫一般，可以从中考察政治和社会变动之风貌。像《岐阳三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雁门道中书所见》、《续小娘歌》，都是典型的例子。像「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之类的名句，都是只用白描的手法，就把战争的惨烈「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描写得怵目惊心。他的写景诗﹑纪游诗﹑抒情诗甚至应酬之作，都有情真语切的特色。此外，元好问还有一百八十余首题画诗，或直写画中景物﹑或记述画题故事﹑或借景物抒境遇﹑或借题画发时议﹑或兼论画家画技，都能作到「以诗意发挥画意，以诗境开扩画境」的最高境界。
如果分从各体诗歌来考察，他的五古作品「高古沉郁」(《金史?文艺传》)，
「以五言雅为正」(注三)(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除了对杜诗和苏诗下了极深功夫之外，，陶潜﹑柳宗元的五言古诗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七古作品，「构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注四)(赵翼《瓯北诗话》)，至于长短句杂言，更是极尽夭矫变化之能事。至于他的五七言近体诗，更是人所共喻。其沉郁悲凉，自成声调的诗格，完全在七言律诗中表现无遗。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就曾提及清干嘉时期许多诗人都有元好问七律的风格，其中尤以郑孝胥的成就最大。此外，他有八十几首乐府诗，大都「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遗山先生墓铭》)论才调﹑论笔力，几乎可以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新题乐府相匹敌。
元好问诗文作品的整体成就，受到后人极高的评价。元?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云：
当德陵之末，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
黄氏???汴粱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三十
年。(注五)
清?施国祁《遗山诗集笺注?例言》云：
遗山先生诗文大家，杰出金季，为一代后劲。上接杜韩，中揖欧苏，下
开虞宋，其精光浩气，有决不可磨灭者，是以历朝传刻不绝。(注六)
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更以为：「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注七)当然，也有一些诗评家从另外的角度批评元好问，例如：清?赵翼《瓯北诗话》云：
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然正惟才不
大，书不多，而专以精思锐笔洗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
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直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
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注八)
总而言之，当金朝诗坛仍无法摆脱夸多斗靡﹑苦吟雕琢，及抄书用典之风气，元好问却以独特之才学﹑气质与时地背景，发为「兴象深远，风格遒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作品，独踞诗坛，扭转沉滞，使他不仅成为金朝文学的宗匠，即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杰出之诗人。
参?元好问之文论要旨
元好问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相当明确的文学创作观点，《论诗三十首》固是代表性的诗学著作，在《杨叔能小亨集序》、《陶然集诗引》、《杜诗学引》、《东坡诗雅引》也充分显示了他的文论祈向。兹分三点说明：
(一)在《杨叔能小亨集序》中，元好问提出「文贵真实」之主张。他认为「诗
」、「文」同属使用语言为媒介之产物，因此，「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也。」以记述为主者称为「文」，以吟咏情性为主者称为「诗」。而唐诗所以在《三百篇》之后犹能显现特异姿彩，原因在于「知本」，而所谓「本」者，就是「诚」，用当今之观念来理解，就是「真实」。他认为诗歌之创作历程是「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真实之情感自诗人之心灵发出，基于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必能感染他人；以真实之情感完成之诗篇，自然也能传诸久远。因此在《杨叔能小亨集序》中他说：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
美教化，无他道也。故曰：不诚无物。(注九)
他认为唐诗最能「知本」，学者当引为「指归」。唐诗最富于「温柔敦厚」风格以及「含蓄不露」之技巧。唐代诗人「忧幽憔悴，寒饥困惫，一寓于诗；而其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者，故在也。」就算是对现实不满，在诗中表达伤谗嫉恶的不平之气，也能「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词愈缓。」因此元好问对唐诗深致赞叹之意。为了「知本」，达到温柔敦厚之要求，他说：
初予学诗，以数十条自警，云：无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无
阿媕﹑无傅会﹑无笼络﹑无衔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圣贤癫﹑
无为妾妇妒﹑无为雠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鲸卒
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
无为市娼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菟园册》﹑无为算
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
无为端人正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诗其庶几乎？(注十)
当然这数十条用以自警之戒律，可能会限制诗人之思想内容，元好问如此条列清规，也强烈反映了他对雅正风格和温柔敦厚诗教之向往。
(二)在《陶然集诗引》中，元好问曾就诗歌创作应该超越雕琢，达到平淡自然提出看法。他认为上古时代许多脍炙人口之诗篇皆出于「小夫贱妇肆口而成」。举例来说，像《诗经》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等句，都是著名的例子。可是今人若照章模拟，却只是污染简牍而已，原因何在？元好问认为是「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时代环境既已改变，自不能一味复古，诚如元好问所言：「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于规矩稕准绳为难。」(《陶然集诗引》)经过南宋以来，江西诗社力求雕琢，到了金朝大概都以「脱弃凡近，澡雪尘翳」、「笼络今古，移夺造化为工。」而以「钝滞僻涩﹑浅陋浮躁﹑狂纵淫靡﹑诡诞琐碎为病。」但是元好问虽肯定杜甫﹑贯休﹑王安石等人对诗歌字斟句琢的甘苦谈，却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并不在这些文字技巧之上。他说：
虽然，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
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南海以后，皆不烦绳削而
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诗家所以异于方外者，渠辈谈道不在文字，
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为，情性之外，不
知有文字云耳。(注十一)
在这一段话中，元好问认为杜甫﹑白居易﹑苏轼诸家诗艺皆能超越文字技巧，
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这种境界与佛教禅宗不立文字之境界同其奥妙，而文末
「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正指这种创作的化境。
(三)以杜甫﹑苏轼为学习对象。在《杜诗学引》一文中，指出唐以来注解杜诗者六七十家，发明奥隐者不可谓之无功，但是，旁引曲证，反成芜累者亦复
不少。他指出杜诗之妙，妙在于「学至于无学。」在《杜诗学引》一文中说：
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
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
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
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注十二)
虽然杜诗的风格如此多样，杜诗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富，但是这一切得之于传统的诗材，都已经过杜甫的融合浑化，成为自己作品的血肉。元好问以药物为喻，加以说明：
夫金屑丹砂﹑芝朮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
之玄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朮参桂而名者。故谓
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
事，有着盐水中之喻，固善矣。(注十三)
可知杜甫选择性地接受前代文学遗产，沉浸醲郁含英咀华，并且扬弃糟粕，推陈出新，因此，能开创出令人眩目之文学成果，达到神乎其技的创作境界。至于苏轼，元好问以为：「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注十四)(《新轩乐府引》)又说：「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新轩乐府引》)又说：「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止，诚亦陶柳之亚也。」(《东坡诗雅引》)(注十五)苏轼胸襟超旷，有若洪炉，金银锡铅，皆归镕铸，但总是出以无穷清新真醇之面目。杜甫以学赡见长，苏轼以才雄见长，二者同臻于「学至于无学」之境地，因此成为元好问崇仰及学习之对象。
肆?《论诗三十首》绝句之析释
《论诗三十首》绝句是元好问最有系统之论诗著作，自注：「丁丑岁三乡作。」据清?施国祈《元遗山全集年谱》及清翁方纲《石洲诗话》所载，是在金宣宗兴定元年(西元一二一七年)作。按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七云：
金宣宗兴定元年丁丑，先生年二十八岁。自贞佑三年乙亥，蒙古兵入金
燕都，四年丙子，先生自秀容避乱河南，至是岁寓居三乡，在其登第之
前四年。(注十六)。
因此为青年时期之作品。以绝句形式论诗，自来都推杜甫《戏为六绝句》为嚆矢，其后李义山《漫成五章》﹑苏东坡《次韵孔毅父》﹑戴复古(石屏)《论诗七绝十首》﹑韩驹﹑吴可的《学诗诗》都是著名的论诗绝句。元好问之后，当推清代王士祯(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比较富于文学价值和理论意义(注十七)。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承继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诗学观点，以彰显「正体」为经，以评论历代诗人为纬，交织成篇。全诗涉及的时代自汉开始，历经魏﹑晋﹑刘宋﹑北魏﹑齐﹑梁﹑唐﹑宋八个朝代，涉论之作家，始于曹植，终于南宋陈师道(后山)。正面讨论其诗者二十五人，分别是曹植﹑刘桢﹑张华﹑阮籍﹑刘琨﹑陶潜﹑谢灵运﹑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卢同﹑孟郊﹑李商隐﹑温庭筠﹑欧阳修﹑梅圣俞﹑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无己﹑后山)。附论其诗者一人，是王安石。附论其论诗意见者一人，是元稹。借其文以论其诗者两人，是潘岳﹑陆机。借其言论以论诗者二人，分别是元结﹑陆龟蒙。借其所论之诗句以论诗者两人，分别是王敦﹑斛律金。借其人品以论诗者一人，是华歆。总共涉及三十四人。全诗对这批作家采取分论﹑合论﹑或互见之体例来论述。而且针对他们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份量高低而有轻重祥略之别(注十八)。虽然元好问在行文之间并未严格遵守时时代之秩序，整体看来，还是完整表现了古代诗歌发展览轮廓。以下即逐首试为析释：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之一)
按前半两句谓：自汉魏迄今，诗体繁多，究竟谁是正体，谁是伪体，始终无人细加评论。后半二句谓：不知谁为凿通山川之巨手，能暂时判分诗坛之清浊。这是全诗之总起，以下所论，正为疏凿之内容。由诗意看来，元好问不但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而且表明全诗之目的在彰显诗之正体，别裁诗之伪体。诗之正体，渊源甚远，就中国之诗歌源流言，《诗经》当为一切正体之源头。而元好问所论，则自汉﹑魏起。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之二)
按《诗品》序尝谓：「曹刘殆文章之圣。」这是元好问论诗由曹植﹑刘桢起的原因。《诗品》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论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故本诗前半两句谓曹植﹑刘桢坐啸诗坛，虎虎生风，四海之内众多俊才，竟无人能与相敌。后半两句谓：西晋永嘉时期，担任并州刺史的刘琨(越石)，犹有汉魏风骨，可惜生之太晚，未能并列建安诗坛，和曹刘一起横槊赋诗。刘琨诗「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不但同为北人，其诗风且与元好问十分接近，因此得到元好问之推崇，可知他论诗以气骨为宗旨，赏识雄伟刚健之诗风。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之三)
本诗元好问〈自注〉曰：「钟嵘评张华诗，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可知是借《诗品》之论见出发。在元好问观念中，晋初之诗格高出齐﹑梁。故前半两句认为：建安诗坛之流风余韵，在晋朝仍留存甚多，以王敦为例即可概见晋人之壮怀。据《晋书?王敦传》所载，王敦酒后好以如意敲击唾壶为节，吟咏曹操之乐府，往往击缺壶口。后半两句谓：张华之诗，往往巧用文字，托兴不高，似乎缺乏风云之气。然而，持其诗与晚唐时温庭筠﹑李商隐言情之作相比，又将为之奈何？虽然本诗为张华开脱，其实仍旧主张作诗不宜「风云气少，儿女情多。」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之四)
本诗元好问〈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在〈继愚轩和党承旨诗〉末章云：「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可知元氏激赏陶渊明。萧统〈陶集序〉谓渊明：「语事理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钟嵘《诗品》谓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苏轼谓：「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故元好问指出陶诗谓诗语自然却万古常新，繁华落尽而显现真淳。陶渊明之胸怀朗若白日，俨然羲皇上人。渊明的诗风如此真淳自然，虽生于晋朝，无伤其为淑世之人。本诗意在表彰陶诗之自然真淳，显示元好问以「气骨」为正体之外，亦以「天然」为正体。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
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之五)
按《诗品》谓阮籍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宋?严羽《沧浪诗话》：「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气骨。」本诗前半则指出诗人之所以用俶诡之诗笔，寄寓渊放之情怀。实因为已无其他东西能够浇平胸中之块垒。后半两句谓：以晋人之诗才来说，被世人视为狂诞的阮籍，实际并不狂。只是这种真况谁能领会？阮籍之作风，一如黄庭坚(山谷)诗句所示：「面对横在面前之大江，纵声大笑。」只不过以傲视万物的姿态发为旷放的吟咏而已。这是论「旷放」的诗风，和「气骨」、「天然」同为元好问最欣赏的正体。阮籍处身乱世，为保全性命，故作狂诞，逾越礼教，他的诗俶诡不羁，兴寄无端，其实是寄托无限的沉痛和难言的志节在其中。因此，阮籍的「旷放」，与曹刘的「气骨」，有其内在的共通性，皆为真情之流露。
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之六)
按扬雄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遗憾的是心声心画常常失真，因此，仅看表现于外的文章，岂能论断作者真实的人格？后半两句指出晋人潘岳(安仁)当年写的《闲居赋》，显现高逸的情操，足以名垂千古；谁能相信他为了求官，见到贾谧出门，竟望着路尘而屈膝下拜呢？此诗主要在讥讽潘岳文行不一，并指出文章本于性情，性情之真假，直接影响到文章品致之高低。此与《文心雕龙?情采篇》云：「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所言，相互印证。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之七)
按前半两句谓：汉魏歌谣中那种慷慨任气之风格，到了六朝已经断绝不传，只有北齐斛律金所唱之《敕勒歌》犹有此风。后半两句谓：大概是中原地区万古以来之英雄气慨，也传到阴山的敕勒川。本诗提及之《敕勒歌》原文如下：「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敕勒族旧有之歌谣，极为豪莽。本诗举一实例，用以说明北朝文学的特质。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论》曾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显然元好问赞赏北方文学之主于气质住豪壮，意在对照南方文学之流宕绮靡。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之八)
按《新唐书》卷壹○七〈陈子昂传〉云：「唐初，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此为全诗之所本。元好问于唐初诗人，仅推崇陈子昂。此因沈佺期﹑宋之问纵横驰骋于诗坛，犹不能湔除齐﹑梁绮靡之风。必待陈子昂承接六代风会，绍继传统，独开新途，始振起一代诗风。故后半两句谓：若论唐诗恢复正体之功劳，应依句践平吴为范蠡铸像之往例，也为陈子昂铸一座黄金塑像，以表彰他追复汉魏风骨之功。本诗指出六朝绮靡之诗风，至唐初仍然存在，始变绮靡，恢复汉魏风骨，当推陈子昂。
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
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之九)
按前半两句谓：缀辞行文，斗靡夸多，徒增阅览之劳。以潘岳﹑陆机相较，陆机之文章，犹有较潘岳冗芜之遗憾。后半两句谓：诗文为心灵之声音，但能完整传述心意，目的已达。倘如布谷鸟之澜翻啼叫，岂有何难？《世说新语?文学》云：「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此当为本诗之所本。然全诗之主眼并不在比较潘﹑陆之诗文，而是就潘﹑陆以针砭晋﹑宋诸家诗文之斗靡夸多。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之十)
按唐?元稹于〈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之中，对杜甫诗之铺陈，排比﹑词气﹑风调﹑属对，深致赞叹之意。元好问则谓：铺陈终始，排比声律，但为诗歌创作之一途而已，推许杜甫，若局限于此，则其藩篱未免太窄。后半两句指出：杜甫自有旷世无匹之连城璧，怎奈元稹识见短浅，只识其中之碔砆？杜诗之奥妙，元好问在《杜诗学引》已有说明，此诗重申杜诗为诗中之集大成，要妙难言，即如元稹，亦不能识。继前诗针砭晋﹑宋诸家之「斗靡夸多」，本诗又间接指斥「排比铺张」。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之十一)
前半两句谓：眼目所及，必生心象，就此心象以文句表达，自能传神。若未亲临其境，只是暗中摸索，总是无法写真。清人查初白所谓：「见得真，方道得出。」正是此意。后半两句谓：杜甫在长安，秦川景物尽入题咏，真切入神，恰似张张摩写出来的《秦川图》，只是，像杜甫这样亲到长安，身历其境，刻划写真的诗人，古来能有几人。本诗指出诗歌写作，贵在身临其境，亲自体验，方能传神写真。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十二)
按前半两句谓：望帝的春心，托附在杜鹃鸟的悲鸣中；佳人的锦瑟，激起对逝去年华的怅惘。后半两句谓：晚唐诗人李商隐诗旨的难以明了，大体与此相类。而诗家总是喜爱西昆之美好，唯独遗憾的是无人像郑玄笺注《毛诗》般，一一阐述他的义旨。按所谓「西昆」，众说纷云。宋?刘攽《中山诗话》云：「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宋?释惠洪《冷斋夜话》云：「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辟晦，时号西昆体。」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本诗似乎沿袭释惠洪《冷斋夜话》之观点，视李商隐诗为「西昆体」，然其所论之重心，在李商隐诗「用事深僻」，以致「诗意晦涩」也。
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庐。
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之十三)
玉川庐指中唐诗人卢同。其诗以鬼怪趋险见称于后世。就元好问〈小亨集序〉来看，元氏对于鬼怪一派，必然深恶痛绝。因此前半两句指出：自古以来，诗文创作皆有正当途径，谁像卢同那样，恣意运笔，险怪作诗呢？后半两句谓：正规的诗像楷书，往往不能让今人看入眼；别寻险径的怪诗，好比小孩涂鸦，有时反而受到世人之激赏。本诗旨在斥责卢同诗，别寻险径﹑刻意鬼怪，实非诗之正途，不足为训。
出处殊途听所安，山林何得贱衣冠。
华歆一掷金随重，大是渠侬被眼谩。(之十四)
按前半谓：人的出处进退，有种种不同，大抵听凭个性所安。幽居山林的人，那能贱视廊庙里的衣冠士呢？后半两句谓：华歆见到片金，掷去不取，随即受到时人的尊重，其实不过伪装清高，以便求官觅侯。而那些崇敬华歆清高的人，结果都被自己的双眼所瞒骗。诗文之伪饰，正与此相类。这是对刻意作伪之指责。前论潘岳之「言行不符」，此则更进一步论「刻意作伪」之失，拈出华歆之故事，目的不在批判华歆之人品，而是借此说明诗歌创作不能作伪。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
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之十五)
按前半两句谓：李白诗笔洒落，境格旷远，正如其诗所示：「好比银河洒落九天。」何尝作过「饭颗山前」讥诮杜甫之劣诗？后半两句谓：世间还有一些东抹西涂的论者，批评李白在中原扰扰之际，欲借永王璘之力量以建奇功。这又一种书生功利之见，诬枉像鲁仲连这一流的高士。本诗评论李白诗境格旷远。世俗失察，竟以不实之作相诬，书生功利之见相枉。
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
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之十六)
按前半两句谓：自古抒哀伤之情，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写苦境之作，亦若灯前山鬼之落泪。实因哀苦易于撼动人心，比较讨好。此盖针对晚唐李贺所作之评论。后半两句谓：像太湖春景的朗丽，就鲜少有人能写得好，只有李白：「岸夹桃花锦浪生」，堪称古今独步。此又进一步引李白诗为例，暗示李贺「幽冷哀激」之诗格，不及李白之「高华俊伟」也。
切响浮声发巧深，研磨虽苦果何心；
浪翁《水乐》无宫征，自是云山《韶》《濩》音。(之十七)
按前半两句谓：沈约「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之说，的确深入发掘诗歌声律的奥秘
，其研究创发之工夫，固然应予肯定，但是，这种人为声律果真值得用心吗？后半两句谓：试看唐?元结《水乐说》：本无宫征之音响，却也自成云山间自然的雅乐。这是元好问反对人为声律之主张，因为他论诗主天然，诗歌中本有天然的声调，比起人为刻意之声律，更为可贵。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之十八)
按前半两句谓：孟郊喜欢以穷困愁苦作为诗歌题材，至死如此。处身在高天厚地之间，却自囿于苦吟，不啻诗中囚徒。后半两句谓：试看韩愈自潮州还朝后之文章，与江山同其不朽。韩孟相比，韩愈应居陈元龙高卧的百尺楼上，高下岂可同日而语？本诗指出韩﹑孟虽齐名，孟郊之穷愁实不堪与韩愈雄奇相提并论。
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何如。
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之十九)
按本诗前半谓：万古以来，不知多少高士幽居涧阿，未能显扬于世。其一生的孤愤，如何抒解？唐代诗人陆龟蒙〈自遣诗〉云：「无多药圃在南荣，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随春草斗输赢。」曾以名品药草和一般青草作喻，谓稚子不知珍惜，恐将明品药草持与一般春草共斗输赢。后半二句惋惜无人告知陆龟蒙：诗之品秩何独不然？高低之比较，能有几多差别？亦惟务实略名而已。本诗指出诗名之高下，无关乎诗之实质。如陶诗不为六朝人所贵，却大重于后代，即为实真名虚之例证。是以高人才士，励品为诗，应以实质为重，无须措意于声名品秩之高低。
谢客风容动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之二十)
元好问自注：「柳子厚，宋之谢灵运。」前半两句谓：谢诗之风神，映照古今。渊源于谢灵运之诗人很多，然而谁能比柳宗元所得更为深切呢？以柳诗接谢诗，清人查初白誉为「千古特识。」又谢灵运〈斋中读书诗〉前四句云：「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最能突显谢客之心境。而柳宗元自王叔文党失势，贬邰州﹑永州﹑柳州，窜逐荒疠，自放山泽，悲恻抑郁，一寓于山水诗文。其寂寞不遇，实与谢灵运相同。故后半两句谓：柳诗正如拂动朱弦的瑟，一唱三叹的遗音仿佛犹在。这种冷寂的诗境，正象征谢灵运当年的心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和无复见前贤。
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之二十一)
按前半两句谓：作诗若窘束步履，一仍旧贯，至死不敢超越，就如后世的唱和之作，见识不到前贤作诗的真性情。后半两句谓：作诗应秉持凌云之笔自创新格，若只能俯仰步趋，那也未免太可怜了。本诗指出诗人应自创新格，不当窘步因袭。都穆《南濠诗话》云：「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山谷云：?诗文惟不造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予谓今人之诗惟务应酬，无怪其语之不工。」古人和诗，初不拘体制，后有「用其韵」，「次其韵」，雕镂过甚，扭曲性情，毫无情趣可言。由此可知，本诗旨在讥议宋人唱?之风。皮述民先生另有一说，认为是论宋初西昆馆阁诸公。(注十九)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纔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知是谁？(之二十二)
按前半两句谓：诗歌写作之出奇变化，往往是在似乎无奇可变之处，竟然更出奇笔。这种状况有若波涛流动，一波才动，万波腾涌。后半两句谓：从过去历史来看，只知诗歌发展报到苏轼﹑黄庭坚，变化之妙，已臻极致，后世随风而靡，变本加厉，驯致如沧海之横流。始作俑者，岂非苏黄？本诗是论诗歌出奇变化之妙，至苏黄已臻极致；末流无此才调，效其放逸，不免逾矩。
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之二十三)
按前半两句谓：正如乡曲之学，虚诞不实；小家珍说，往往欺人。以俳谐的态度﹑怒骂的口吻作诗，难道适宜？以俳谐作诗，杜甫﹑李商隐﹑苏轼皆所不免。《沧浪诗话》尝云：「学诗先去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又论进代诸公诗云：「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可见宋人不乏俳谐怒骂之作。后半两句谓：当代却不乏如此写诗者，难怪会取笑古人迂拙，认为古人除了雅言之外，其他一概不知。则进一步指出当代不辨古雅，步趋俚俗之失。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之二十四)
按前半径引秦观(少游)《春日》诗原句。元好问〈拟栩先生王中立传〉云：「予从先生学，问作诗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按：应作〈春日诗〉，下同)。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也。破却工夫何至学妇人?」则好问此论袭自王中立。本诗指摘秦观纤巧靡弱之作，与韩愈豪雄奇崛之作相比，简直是女子诗。前面已指出张华之风云气少，温﹑李之儿女情多，至秦观之纤巧靡弱，真可谓每下愈况，故悬为诗家之大戒。
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
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葵。(之二十五)
此针对刘禹锡两首题咏玄都观桃花之作而发。按刘禹锡〈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对此，元好问的评论是：战乱之后的玄都观，已失旧有的规模，刘氏题咏的看花诗虽在，却只能抒发官场后进皆已贵显之悲怨。又刘禹锡大和二年又作〈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对此，元好问的评论是：刘禹锡自己也是一个人间过客，却昧于代谢之理，重游玄都观发现已无桃树，只有兔葵等物摇曳于春风之时，他二度题咏，则是枉向春风怨刺兔葵了。从整体诗意来看，元好问旨在提出：「怨刺之作要切当事理，不可漫无限制」的看法。
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
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之二十六)
苏轼才雄气逸，胸襟超旷，所作若不经意而出，而淳洁精真，兼备众长。元好问以为：苏轼之作，有如金入洪炉，冶炼不厌其繁，精真方止，不允纤尘污染，故能如是。后半两句谓：苏诗取材极博，不免变眩百怪。苏门弟子，果有忠直之臣，岂肯听任东坡百态俱备，万古常新，却无一人能嫡传光大。按苏门之中，无论是张耒﹑晁补之﹑秦观﹑黄庭坚号「苏门四学士」；或合陈与义﹑晁冲之为「苏门六学士」，皆本其才学体性，各擅所长，终与苏诗不尽相类。因此，本诗论及苏轼及苏门弟子，谓苏诗如百炼纯金，备俱众美，门下难以绍继。
百年纔觉古风回，元佑诸人次第来。
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之二十七)
诗谓宋初诗坛沉溺于「西昆体」，渐失本真；百年之后，始觉醒而回复古风；于是元佑诸家次第兴起，这是欧阳修﹑梅尧臣倡始的功劳。按欧阳修作诗步武韩愈，以气格为主，善用古文章法，气格情韵，皆有足观。梅尧臣覃思精微，深远闲淡，自成一家。就诗论诗，欧梅具为古雅正体，不可轻废。而王安石诗用意深切，律度精严。虽健拔有奇气，然至暮年方妙。欧﹑王同为宋代庆历以后之大家，然元好问似较拥欧，故后半两句谓：后人讳学王诗犹可理解，何以欧﹑梅一并毁废呢？本诗指出欧﹑梅恢复古雅之正体，为苏﹑黄之前导，其功不可抹杀。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之二十八)
按前半两句谓江西派之诗作，论古雅难谓与杜甫相近，论精纯又全失李商隐之精真。玩诗意，乃以「古雅」称颂杜甫；以「精纯」称颂李商隐。而江西诗社中人已难望其项背。故后半两句谓：论诗至此，宁对黄庭坚下拜，亦不愿作江西社中人。按江西诗派是宋朝南渡之后的大宗派，以上追古雅力避凡近为主要目标。但因承继黄庭坚奇崛拗劲之诗格，运用夺胎换骨之手法，刻意于字句之奇，隶事用典之巧。于是人工过深，雕损天趣，尽失古雅精真，此乃元好问批判江西诗社的原因。但是黄庭坚诗源自杜﹑韩，别创奇崛之诗格，于诗仍为正体，故元好问愿意下拜，以示崇敬。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之二十九)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之名句。描写春意骀荡，却不假绳削，自然成文。此五字虽经万古千秋，仍然光景常新，故元好问特地征引，称许一番。然而谢灵运之作风，其实十分重视雕镂，《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正可一字不易，移以论谢。至宋代，陈师道作诗重视人巧，浑忘天然。尤其卧思呻吟，闭门觅句，被后世引为趣谈。其为诗之刻意，与谢灵运实有若干相似之处。因此后半两句谓：假使陈师道起死回生，一定要传话给他：闭门觅句的苦吟，对于诗道毫无助益，可怜他只是徒耗精神。元好问论诗主自然，故以谢灵运清新自然之诗句相对照，彰显陈师道之缺失。
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
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较短长。(之三十)
前半两句谓：评论古人诗作优劣得失，犹如?蜉想要撼动一棵大树，自觉十分狂妄。原因总是书生技痒，喜欢论量高下。按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可见元好问用韩诗，自嘲猖狂。后半两句谓：等到老死之后，或许留下千首诗歌，则不知将由何人校论短长。本诗是全篇总结，以为自作亦将为后人所论量。
伍?《论诗三十首》绝句之文学批评
一?「正体」与「伪体」之判分
在《论诗三十首》第一首，元好问提出「正体」一词，又以诗体的「疏凿手」自居，可知他不但承袭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以诗论诗之形式，也实践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诗学观点。从《论诗三十首》整体来考察，他确实作到诗歌「正体」的疏凿判分之工作。其所谓「正体」有三：一是开始于建安时代的曹植「刘祯，强调「气骨兴寄」的传统。从他论及的诗人来看，晋代张华﹑刘琨﹑阮籍﹑唐代的陈子昂﹑杜甫之作，皆属于此一系统。另一是从晋朝陶潜开始强调「天然」的传统，从他所论及的诗人来看，南朝谢灵运﹑唐代李白﹑柳宗元都属于此一传统。另外，元好问认为杜甫是集大成的诗人，自是正体。而由杜甫所开出的「奇变」的传统，也是正体，唐代韩愈﹑宋代苏轼﹑黄庭坚的作品都属于此一系统。
至于元好问心目中所谓「伪体」，则采列举之方式。例如：晋?潘岳的「文行不一」﹑陆机的「斗靡夸多」﹑初唐沈佺期﹑宋之问的「不废齐梁绮靡之风」﹑晚唐李商隐的「用事深僻，流于晦涩」﹑唐?卢同的「别寻险径，流于鬼怪」﹑唐「孟郊的「穷愁苦吟」﹑唐?陆龟蒙的「重名轻实」﹑宋?秦观的「纤巧柔靡」﹑宋?陈师道的「闭门觅句」﹑以及南宋江西诗派的「尽失古雅精真」都是属于伪体。
二?崇尚雄浑健劲之风格与真淳自然的美感
在《论诗三十首》第一首，元好问在叙及魏代曹植﹑刘祯的独尊地位之后，对「善叙丧乱」的晋朝诗人刘琨出生太晚﹑未能比肩建安诗坛表示惋惜。在第三首，引王敦醉后击唾壶咏曹操古风为例，说明汉魏风骨，尚存在于晋朝文士。第七首拈出北齐斛律金所唱《敕勒歌》，说明中州慷慨激昂的英雄气，也广泛传布北方。在第八首，提到唐代陈子昂始变初唐绮靡诗风，追复汉魏风骨，甚至建议为陈子昂铸一尊黄金塑像。从元好问征引的诗人与诗歌，可知他崇尚的是雄浑健劲之风格。
再看第四首，揭示了晋代陶潜诗风的自然真淳之后，称道：「陶潜虽生于晋朝，却无伤于其为叔世之人。」在第十五首，说李白下笔如「银河落九天」，第十六首又说李白也善写「朗丽高华」的景致。在第五首，说阮籍以纵横不羁之诗笔，寄托高远之情志，其实并不「狂诞」。第二十首自注说：「柳子厚是宋之谢灵运。」说柳宗元诗简淡幽深之神境是渊源于南朝的谢灵运。由以上之诗人与诗例，显示元好问对于表现「自然真淳」、「旷放高华」或「简淡幽深」之美，也十分向往。
三?对历代诗人作成恰如其分的批评
《论诗三十首》绝句凌跨八代，论及三十四位诗人，不论是正面价值之肯定，或负面病疵之指摘，都显现相当程度的客观性。先就唐代诗人来说，元好问指出：晋代诗人张华已被认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揆诸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侧词艳曲，岂不愈于张华？再看宋代秦观的某些诗句，他的作品简直柔靡得像是「女郎诗」。
再如唐代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对杜诗「铺陈终始，排比声律」大加赞扬，元好问则加以纠正，认为杜诗兼俱众美，成就远不止于此。而讥以：「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再如批评孟郊的穷愁苦吟，至死不休，是一个局促在高天厚地之的「诗囚」。再如批评卢同的险怪之作是「鬼画符」。提到刘禹锡《看花诗》和《再游玄都观》等作品不能了然于人事代谢，却漫加讥刺，因此，批评刘禹锡为：「枉向春风怨兔葵」，都是立场鲜明，一针见血之批评。
再看元好问对宋代诗人之批评。在第十二首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可知元好问是把李商隐诗当作「西昆体」。但是，元好问对宋初西昆体的态度究竟如何？皮述民曾有一个颇富创意之看法。他认为第二十一首就是论宋初之西昆体的。(注二十)，宋初馆阁诸公，如杨亿﹑刘筠「钱惟演喜好唱和﹑次韵，还编成一部《西昆酬唱集》。因此，元好问以「窘步相仍死不前」、「俯仰随人亦可怜」等语加以讥评。
在第二十八首说：「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又在第二十八首对陈师道作诗「闭门觅句」讥为「可怜无补费精神」可见元好问对江西诗派中人，素无好感。因为江西诗派钩章棘句的作风，既失古雅，又失精真，早已逾越诗歌奇变创新之规范。那么，元好问对黄庭坚的观感如何？在第二十二首说：「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可见元好问对苏黄的奇变创新持正面肯定态度，但也指出使后代的末流逾越奇变的规范，也肇自苏﹑黄。
四?强调真实传神之创作态度与自然谐和的声律
元好问认为创作的历程是：「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已如前述。因此，他无法相信写过《闲居赋》的潘岳会为了求官，望着贾谧的路尘而拜。同样地，他对华歆伪装清高，以求令名也感叹「大是渠侬被眼谩」。他认为诗歌创作不应「斗靡夸多」(第九首)﹑不应「排比铺张」(第十首)﹑不应「深僻晦涩」(第十二首)﹑不应「穷愁苦吟」(第十八首)﹑不应「重名轻实」(第十九首)﹑不应「纤巧柔靡」(第二十四首)﹑更不应「曲学虚荒」、「徘谐怒骂」(第二十三首)。
在第四首他说：「一语天然万古新」，在第二十六首他说：「肯让坡诗百态新」，在第二十九首他说：「万古千秋五字新」，可见他多次对创新的诗语﹑诗境申致赞叹之意，元好问论诗力主创新，不言可喻。在第十一首他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惟有向杜甫那样，亲到长安，才能随物赋形，穷形尽相，真实而传神地描绘出秦川景物。写诗固然应该像第二十六首所说：「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可是，也不应把研磨的功夫放在「浮声切响」的人工音律，而应追求像浪翁(元结)《水乐》般和谐的自然音律。
陆?结论
元好问以短短三十首绝句，评论了历代重要的诗人，眼光锐利，立场鲜明，?微阐幽，颇多慧见，因此，成为金源最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限于绝句体制，文字精简，对历代诗人之评骘，仅能一语中的，无法畅述源委。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绝句所持之批评观点，亦有不是元氏所首创者；吾国文学史上重要诗人，亦非网罗无遗。但因诗学批评，贵在判分流变 ；诠衡论量，贵在慧心妙悟。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绝句启迪后学，绵延诗统，功不可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地位确是十分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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