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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萱草园主人 不少学者将乾隆朝珐琅彩瓷的终止与当时杰出督陶官唐英去世产生必然联系,但若考查历史资料会发现该观点并不确切。从瓷胎画珐琅制作技术角度讲,乾隆中期的珐琅彩瓷制作已经相当成熟,并不存在唐英之后瓷胎工艺不合格等问题。 乾隆珐琅彩瓷的前期制品由于传世品资料丰富、造办处珐琅作档案保存相对完善,人们对该时期制品的认识也就相对深入,但是对乾隆朝中、后期珐琅彩瓷制品而言,制作档案资料与确凿的传世品资料都不太多,因此人们对该类制品的认识也就显得相对模糊。 根据现有乾隆中、后期珐琅彩瓷落款、制作风格等情况来看,可以将该时期珐琅彩瓷的分为两大类: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制品与景德镇御厂制品。 一、造办处珐琅作中、后期珐琅彩瓷 在乾隆中、后期风格的彩瓷中,不少底款与图1、2基本一致。由于该类落款与造办处珐琅作乾隆前期落款极其相似,因此很可能为造办处珐琅作的后期制品。 撇开装饰风格,仅就底款而言,乾隆中、后期珐琅彩瓷的书写款式与前期制品基本相同,只是在落款周围使用了松绿釉装饰。同时,中、后期制品在器物装饰上普遍使用色地或锦上添花,器体也使用松绿釉进行装饰,口、足部一般镀金。绘画图案的选用也与前期发生显著变化,除在选材上少见意境深远的山水情调绘画外,还放弃以往题词、篆印等文人气较浓的构图手法。客观地说,虽然这一时期绘画图案变得越发豪华繁缛,但从彩瓷意境来说,这一变化反映了清代珐琅彩瓷的一个历史倒退。 二、景德镇前期珐琅彩瓷 景德镇制作珐琅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乾隆二年,根据《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中历史资料记载: “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首领吴书来说太监毛、胡世杰传旨:著做瓶样画些呈览,准时交与唐英,将填白瓶烧造些来。钦此。 于本月十三日,画得胆瓶纸样一张……天盘口纸锥瓶纸样一张,首领吴书持进,交太监毛、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准照样发去烧造。 于本年十月二十二日,照画样烧造得填白胆瓶四件……每样持进一件,七品首领萨木哈交太监毛、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著将直口胆瓶著唐英嗣后不必烧造,再嗣后烧造此八样填白釉瓶时,著唐英令窑上人随意画各样画样烧造些,随填白瓶一同送来。钦此。”(《江西烧造瓷器处》)这一资料曾在笔者文中屡屡提及,此处主要围绕“再嗣后烧造此八样填白釉瓶时,著唐英令窑上人随意画各样画样烧造些,随填白瓶一同送来”来探讨。其中所提及的“八样填白釉瓶”表明:在乾隆二年,景德镇御厂督陶官唐英除制作供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烧制瓷胎画珐琅使用的“填白釉瓷胎”之外,还因乾隆钦令而特意制作了同类瓷胎的“随意画各样画样烧造”的彩瓷。 这些彩瓷与造办处珐琅作的瓷胎画珐琅存在以下区别: 1、瓷胎造型标准 由于瓷胎地点、时期一致,因此该类瓷在瓷胎方面与珐琅彩瓷同一标准。 2、绘画水准 由于绘画者为“唐英令窑上人”,因此理论上讲,绘画者虽然属于御厂绘画好手所制,但可能绘画水准、严谨程度不如宫内珐琅作。 3、所用彩料 “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造办处收贮的料内月白色、松花色有多少数目?尔等查明回我知道,给年希尧烧瓷用。遵此。” 此处资料可知,早在雍正六年时,景德镇御厂已经使用宫内造办处提供的珐琅料。乾隆二年的珐琅彩瓷彩料炼制应该更加成熟,使用也应更为普遍,因此,绘画所用彩料与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所用彩料差别不大——即彩料发色等基本一致。 4、落款 乾隆前期有极少数御厂彩瓷除落款为青花篆字款外,其它无论瓷胎还是绘画、题词、篆印等方面与当时造办处珐琅作的制品几乎完全一样,在不看底款的情况下很难辨别区分。 由于这种彩瓷与造办处制品如此接近,因此笔者怀疑这就是上文资料所提的“再嗣后烧造此八样填白釉瓶时,著唐英令窑上人随意画各样画样烧造些,随填白瓶一同送来。”如果真这样,则称这类彩瓷为景德镇御厂制作的珐琅彩瓷也很难辩驳。 三、景德镇中、后期珐琅彩瓷 1、填白地蓝料“乾隆年制”篆字款(见图3、4) 2、松绿釉地蓝料“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款(见图5) 3、松绿釉地蓝料“乾隆年制”篆字款(见图6) 这里笔者需要订正上篇文章一处错误: 乾隆珐琅器使用篆字款的历史记录曾见粤海关相关资料:“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本月十二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写得“大清乾隆年制“篆字长方并横款纸样一张持进,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发往钦此。于十二月十五日发往粤海关行文知会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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