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

国学大师：陈寅恪

整理：谢植宣

陈寅恪：国学大师。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 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牛津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

1、家世显赫，学识过人。其父是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 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2、些许便宜面包，图书馆里度日。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3、坚守民族大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国难当头，民族大义不忘。

4、四不讲。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5、晚年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但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而后又口述完成了煌煌80余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其实，过程却是殊为不易。蔡鸿生介绍，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过程基本是这样：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到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是边读边思考。第二天，他会将自己前一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黄萱记录。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也正因此，大脑日夜疲劳，也让陈寅恪晚年离不开安眠药。有时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第二天却忘记，只好重新来过。陈寅恪晚年著述的艰难，大略可以想象。

6、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26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史学家，他只会用坚实的考据理清历史的脉络，而不会像一些新史家那样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他始终坚持做人的原则，敢做敢言，绝不媚上，更不向权力屈服。事实证明，陈寅恪提出的这一思想，的确被民国时期许多大学作为学术信条坚持着。有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蔡元培发端的北大精神才可能在战乱中历久而不变，西南联大才会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编入教材，共产主义学说才作为一种自由选择而未成为大学的异端。而如今，大学精神的全面退化，大学品格的普遍低下，“独立、自由”的缺失当为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