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晕车，夏天，她带我和妹妹去乡下玩，从轮船码头到她的小洲，都是走路。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慢腾腾地跟着走，妹妹也应该是那个年龄就哼哼唧唧地跟着走，我们去乡下玩都开心，可是我们走啊走啊走这么长的路，走不动。最重要的是，在路上走，外祖母不买东西给我们吃，她说脏。每次经过鲁港的时候，我都想到路边的小饭店吃饭，可是外祖母说脏。小饭店门口的玻璃橱柜里放着一碗碗烧好的鱼，可是外祖母说脏。我不满意她总是脏脏脏，我看上去明明很干净。一次也没有吃到，但是二十里路一步不会少。我老问“还有几里？”她说“还有五里。”“还有几里？”“还有五里。”“还没有到！”“快了，还有五里。”
“五里”是外祖母的一个数字，她信口就来，哄得满怀希望，最后当我们终于不想相信了，果然就快到了，接着就看见了舅舅家的房子。
十六岁的冬天，我们七个同学去步行串联，乘公共汽车到共和新路，然后开始步行。沿着沪宁铁路走，第一天要走到昆山。每个人背着一个包，穿着棉衣，看见绿火车轰隆地一列驶过，很快又轰隆一列到来，我们雄赳赳地好像这走路的本身也是文化革命。包里没有水，我带了一个一毛钱的面包，两个煮鸡蛋，从早晨走到晚上，乖乖，屁股疼啊。走进昆山已经快八点钟，红卫兵接待站分配我们住在人民路上的一个浴室里，浴室还在营业，要等到它打烊才可以进去睡觉，我们就在黑黑的马路上继续走，那时昆山晚上的马路黑黑的，可是没有人说屁股疼啊，干革命的人都不喊屁股疼的，一个人十六岁就喊屁股疼那么革命意志简直就丝毫没有，不当叛徒也已经修正主义，一直走到晚上十点我们才走进浴室，躺在人家刚才洗澡躺的靠床上，我看看你，你看看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就在渐渐退去的水汽中纷纷睡着了。第三天，我们继续上路。为什么第二天不上路，因为第二天疼啊！
可是走到苏州前面一站，我们不想再走，爬上了一列停着的煤车，继续前进。车站打旗帜的人苦苦劝说我们下来，这样危险，可是革命小将走路是为了革命，爬上煤车也是为了革命，怎么会怕危险？等我们坐到常州下来，脸上已经是黑鬼。
十八岁下乡去农场，坐长途汽车到了场部，宣布名单，我们学校的同学都被分到最东面的砖瓦厂。我领着大家往东面走去，初秋太阳在上海郊区是很不温和的，大片芦苇荡，盐碱的土地干乎乎，就是坐在地上不动，汗也应该微微流出。可是我们却走得大步流星，这是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我们的同学都不说话。不是难受不说话，不是悲哀不说话，不是沮丧不说话，不是心想未来怎么办不说话，而是心里有些豪情万丈不说话。其实不是每个同学都想到农场来的，有的同学是没有办法分配来不来也只能来，可是一到了这里，一下车，一踏上，一看见这浩茫、漫阔，迈开步子往东方前进，心里就流畅、昂扬起来，以为前所未有的耕耘和革命就将开始，自己的每一步都将踏响沉睡，结果真的就踏响了，芦苇荡里的野鸡、野鸭和我们不认识的鸟儿们呼呼啦啦地飞了起来，蹿到天空，我们拨开芦苇，看见了一堆堆的蛋，惊喊：“啊哟，快看！”可是没有人去捡，没有想捡几个回去煮煮吃，那时，我们都没有俗，就像安徒生童话《打火匣》里那个在路上“一二，一二”走的士兵，他没有遇见巫婆前，心里不想金币和财宝，是巫婆让他学会杀人。
我现在是个飞来飞去的人。飞到这儿开个无关紧要的会，飞到那儿讲几个童话给很多欢迎我的孩子和大人听。到了一处会有人开车认真接，离开时，也都被认真送，于是可以走的路就变成很少，很短。于是哪怕是从机场贵宾室到登机口那一段路，我也分外珍惜，走得努力有节奏，一二，一二。出了机场到停车场，一二，一二。走往演讲厅，哪怕走往卫生间，我都一二一二，所有跟着我走的人，陪我的人，都会气喘吁吁，都会说，你怎么这么快！
只要有时间，我也会在小区里走路。走一个小时。看见我走的人一定想，他在锻炼身体。其实我不是想锻炼身体，我戴着耳机，听着很年轻的歌曲，郑源的，李健的，我只是愿意有雄赳赳的感觉，还能很蓬勃，很昂首，把每一天的内心踏响。走着的时候，我会想起外祖母，想起走到昆山，想起盐碱土地的干乎乎，芦苇荡里的各种鸟儿呼呼啦啦飞起来了，童年和青春都飞起来，未来的很多年就可能会是春天的绿茵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