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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教授经常有这样的言语： 经济学其实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 比如哈佛政治哲学教授Micheal Sandel就强调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经济学应该更多地与伦理和道德联系在一起。而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真正提供优质服务的都是那些土地私有化、大学私有化（国立或州立体现在国家相当于一个私有法人，没有超越其他私有法人的地位）、医疗甚至养老私有化的区域，比如美国，比如香港。Sandel教授因为自己在美国生活长大，默认有一个私有化的背景，于是说应该更往道德和人治去改变。而殊不知那些切身实践过道德和人治的国家，人民都活得很悲惨。越用道德去实践人人平等的国度，最后的结果无疑都是越民不聊生。某国我就不说了，你再看看古巴、朝鲜、红色高棉。无一不是打着世界大同的旗号在搞特权政治，这是人性决定的。（如果我是人治国家的官员，我很确定我一定会贪污，100%）。 Sandel没有看到两种社会的差异，因为自己的社会已经是可以实践的社会中较为完满的一种了，于是便临渊羡鱼觉得还可以改善，原因有二：经济学很差、自信。而其实人性规律注定人类社会只能有大概两种模式：口号式的社会主义或者略有摩擦的资本主义。 当然Sandel教授本意是好的，我也愿意世界大同，但问题是真实世界是并非意愿好就能实现的。与其期望一个没有摩擦力的世界，不如在接受摩擦力存在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来改善。于是有人说，我能不能加点润滑剂呢？听起来可以，但问题是，在社会组织层面，如何去寻找润滑剂？我也想减少摩擦，但是如何实现呢？比如我也希望商人在做买卖的时候为顾客考虑，可是能实现的工具就是一个：制度的完善。因为所有商人都会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一点是无法润滑的。比如善心和道德驯化能够让人主动只去占能够获得的最大利益的80%吗？不好意思，竞争对手是不会这样做的，单凭这一点，社会组织（structure而非organization）的稳定结构就不会改变。 很多人对Sandel教授的看法其实和人们对中医的描述很像：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现在看来，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解读。是人类在无力的时候的一种天真的愿景，希望有一种神力，希望有四两拨千斤的高手，希望有那种深入骨髓的深刻。可惜，没有。中医并不治本，常常连标也不治。 话说回来，我常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哈佛教授，如果没有博采众长，也是很容易犯低级错误的。历史学者，如果不懂得经济学那么其实会被政治和历史事件往阴谋论的角度去解读，而政治哲学学者（如Sandel教授）拿爱心来说是，即使头头是道（中国的各种礼义廉耻一样说得头头是道），也丝毫无助于真实问题的解决。好比社会正义实现层面，“礼义廉耻”完败于西方的“三权分立”。香港仅仅强调法律法规，就做到了儒家向往几个世纪的繁荣加自律，在那样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慈善NGO多过大陆慈善NGO的总和。而经济学本身也预测了这一点，并不是教化人去做慈善，而是富人钱多了以后，金钱的边际收益不如名声的边际收益高，于是去做慈善罢了。 Sandel教授不是创新，也是不是深刻，仅仅是无知，哈佛头衔也不能幸免。他的哈佛头衔说明他在政治哲学上有造诣，但要判断他对社会解读的正确性，还是要具体拿他的社会学认知说事。
PS, 大家看不清这种伪大师的时候，就请想想季羡林和南怀瑾两位。他们和Sandel有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拿一些玄而又玄却无具体实现方法的理想说事。（并非否认季在梵学研究的专业地位） 第二，否定理性学科（这不是文科与科学的差别，而是方法论的差别） 第三，权威性头衔是听众的保证。如果是衡阳技术学院的马哲教员说出同样的言论，大家都会不以为意，而真正能够留存的言论不在于其听众和反响，而是能否经历时间考验。（虽然哈佛Justice的课红遍全球，但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哈佛头衔？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内容看起来浅显零门槛？） 最悲剧的是，以上三点恰是庸众喜闻乐见的，你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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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联合参谋学院 > 《哲学方法论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