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年底，高校照例又开始了自主招生政策的密集发布。又一轮生源大战掀起，硝烟的背后弥漫着大学的焦灼和煎熬。
事实上，从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建“少年班”以来，国内一流学府从未停止过培养“学术大师”和拔尖人才的探索。仅人文基础学科，就有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人才实验班和基地班为典型代表。 可最近几年，形势急转直下。留学低龄化、优质生源外流，让国内各大名校饱受冲击。调查显示，2012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再创新高，逼近40万人；赴香港参加美国高考（SAT）的学生增长了100%！ 生源危机，进一步加剧名校在招生战场上的角力。从2003年至今，国内超过80所大学加入自主招生选拔行列，它们纷纷通过招生政策调整和聚焦，最大可能网罗兼具学科专长和考试高分的优等生——毕竟，优质生源是人才培养的基础。 近距离观察复旦大学“望道计划”，我们能清晰看到一所大学为培育“学问的种子”而做的努力，期间亦伴随着挫折和挣扎。而这项摸着石头过河的新尝试，只是很多高校探索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缩影…… 12月11日晚，复旦大学光华楼，一场名为《哲学的意义与哲学中的意义问题》的讲座引来很多求学问道的年轻人。这场讲座的特别之处，在海报上能找到端倪：最显现的位置，写着“望道计划”四个大字。 “望道计划”，是复旦大学在传统的自主招生方式之外，于2012年初首次推出的、专门用于选拔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招生新途径。 2012级复旦大一新生中，430位通过“望道计划”入学的学子犹如鲶鱼一般，给这所沪上知名高校带来一些别样的气息。 新政带来新气象 再不用浪费时间“宣传”专业 对以“无用之学”为研究对象的基础学科而言，学生们过于“务实”，就等同于对学术生态的破坏。 任何时候，遴选并守护“做学问的种子”，都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 “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曾几何时，它像真理一样确定。可如今，很多学生进校后会反问一句：为什么？！ 就业压力层层下移，很多千辛万苦挤进名校的学生，从大一到大四都忙着为自己兑换一份好工作而考高分、拼奖学金、参加各种活动积攒社会经验……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这样以“无用之学”为研究对象的基础学科而言，学生们过于“务实”，就等同于对学术生态的破坏。 “以前给大三学生上专业课，你再投入、再精心准备，也总有一些学生显得很淡漠。他们的眼神告诉你，对这一行没兴趣。虽然，他们都是优秀生。”郑召利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从这个学期开始，他觉得课堂气氛变了。 “教室里有很多渴求知识的眼睛，这种嗷嗷待哺的场景会让老师一下子来劲。”郑召利这个学期走进的是新生课堂，在哲学学院，2012级新生的结构和往年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一年级60多个学生，大多数是通过“望道计划”、“博雅杯”、“步青计划”等专门针对基础学科人才选拔的招生通道入学的，几乎没有因为高考考分不够而调剂到哲学学院的。 根据复旦招生办披露的信息，如果按传统高考或“先笔试，再面试”的传统自主选拔方式，“望道计划”中的一些新生，可能根本无法被复旦录取。 “望道计划”所指代的是一个全新的人才培养平台。于是，从今年10月25日起，复旦哲学学院接连派出八大导师，推出“望道计划”系列学术讲座。 “形而上学是什么”、“儒家的政治原则与世人的修身次第”、“什么是知识——从泰阿泰德问题讲起”……光从这些题目,就知道讲座的功能变了。 郑召利是参与主讲的八大导师之一。他说，以往在学校上通识课程或开讲座，哲学学院老师为了激发学生们对哲学的兴趣，不得不耍点“花腔”，无论是论幸福、谈孤独还是认识死亡，都得在专业讲座里掺和一点趣味性。但此次讲座的目标群体是“望道计划”的学生。各导师都把哲学专业分支里最有意思、最前沿的问题拿出来讲，学术味浓了很多。 今年的大一学生，多数不会闹着转专业。但这些年轻人是否适合做学问，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应对“种子危机” 兴趣在，降格以求无妨 应对优质生源外流，“望道计划”被设计为一个“可进可出”的弹性方案。 就基础学科而言，招不到出类拔萃的人，就难以做出一流的学问。 “要说搜罗‘种子’，我们的选择范围越来越窄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看得真切，某种意义上，“望道计划”是一种无奈之举。最好的学生去了美国，次一点的去香港，留学低龄化加剧，优质生源外流，让包括复旦在内的国内名校受到极大冲击。做学问的种子，也一并流失。 为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并始终为一些有志于做学问的人提供一种可能性，哲学学院“望道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最大的特征，就是开放性和流动性。学院专门设计的一套特色课程，是以“嵌入”的方式附加于本学科专业原有的人才培养计划之上。只要对基础学科感兴趣，个人提出申请后通过考核就可以加入。 “始终有一部分同学对学问是感兴趣的，但有人担心就业困难，选读了别的专业，有人则犹豫着回头。” 孙向晨说，“望道计划”为一些“后知后觉”的学科爱好者预留了弹性空间。而对于那些只有“三分钟热度”的学生，即便是因“望道计划”入学的学生，也给他们设计了退出机制。 吸取经验教训 “圈养”不见得有好处 即便文史哲不分家，但每个学科专业都有自己的特点。通过基地班招生，过早地锁定一批苗子，至少，这种方法对哲学学科不适用。 在拔尖人才培养上，采取可进可退的“放养”模式，也是复旦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新尝试。 在国内各所名校，把最优质的教学力量集中于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堪称办学传统，各校之间的拉锯战也格外激烈。仅人文学科领域，北京大学从1994年起就推出了重在加强文史哲专业教育的文科综合实验，当时的目标是重振式微的国学，培养新时期的学术大师；2000年后，北大推出“元培计划”，因为其人才培养理念发生了改变，北大认为，培养拔尖人才，大学低年级应推行文理通识教育，高年级再分专业学习；到2007年，“元培计划”升格为元培学院文科实验班，通过跨学院、制定个性学习计划等，北大继续在拔尖人才培养上展开探索。 与此相应，清华开设人文科学实验班，人大和武大设有“国学班”，浙大有竺可桢学院，南大有中文和历史基地班……成立实验班或基地班，是各大学培养拔尖人才的传统模式。 在复旦办学史上，很多人对文科基地班和理科基地班印象深刻。从1996年开始，同样出于为基础学科收罗“好苗子”的考虑，复旦从沪上一些中学招收基地班学生。早期的基地班实行保送政策，通过考核后可免除高考直接入学。在培养模式上，文基班由文史哲三个专业抽调“精兵强将”，学生完成前两年的大文科通识教育后，可在大三时任选其中的一个专业。 这种“圈养”模式在收获短期成功后，弊端渐露。“文史哲三个系虽然拿出了优质师资，但拼盘教学、平均施力的结果是，学生在单科上缺乏专长。”文基班办了几年，争议声越来越多。2001年，根据招考部门的要求，基地班不再实行保送政策，获得录取资格的考生仍需参加高考。 这一政策调整的结果是，基地班变成了报考复旦的跳板：一些考生为了增加进复旦的“保险系数”，报考时很踊跃；可当高考分数公布后，高分学生都奔着“热门专业”走了。2003年，基地班停止招生。也是这一年，包括复旦在内的22所高校第一次获得了自主招生选拔学生的“权力”。 除了首届文基班外，孙向晨几乎为后来的每一届文基班学生上过课。让他感触尤深的是，即便文史哲不分家，但每个学科专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基地班招生过早地锁定一批苗子，至少，这种方法对哲学学科不适用。 “中学阶段，相当一部分学生会对文字有一种敏感，也有少数人对历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中学阶段的哲学教育是不够的。”在他看来，修习哲学需要一个“渐入”的过程，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期待学生心智有一定的成熟度、逻辑清晰、思维缜密。所以，选苗子很大程度上得等新生入学、接受一定专业教育后展开更为合适。 无法复制的环境 “奇才”几乎绝迹，大多数人很“平庸” 学生们普遍“太正常”，水平“太趋同”，思维方式也出奇一致——对做学问而言，平庸就是最大的“敌人”。 但在一些教员看来，仅靠单纯形式上的努力，根本无法抵抗大环境的“恶劣”。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年轻教师徐英瑾就认为，80后、90后大学生所处的成长环境，本身就不利于读书苗子“冒”出来。 “表面上看，这一代学生家庭环境相对优越，获得资讯的渠道也比过去的几代人要宽阔得多。”新入校的90后大学生给人的普遍印象是，见识广，外语水平更好，思维活跃。但说到做学问，“见识广”却一下子变成了缺点。 “很多学生说自己爱看书，可你一问他们在看什么书，听到的答案是‘水煮’。”在徐英瑾看来，就读书品质而言，年轻的学生尽管选择面宽泛，但实际上在“书海”里迷路了——在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们没有被灌输上层的思想养料，比如，经典读物。 徐英瑾是复旦招收的首届文基班学生，在这位70后的记忆里，还留存着最初文科基地班的学术味。“那时，同学闲聊时开口就是冯友兰、李泽厚，每个人都读过一批中西文的经典读物，谁要是不看点那样的书，在班级里都抬不起头。”但在如今的学校里，如此浓郁的学术讨论氛围，难以复制。 不少老师使用了同一个词来概括当下的学生：平庸。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精。有人认为，这也是大学自主招生录取的变相结果。经过笔试、面试，最后被录取的总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没有太差的学生，但也没有出类拔萃、个性鲜明的奇才。 为方便人文基础学科招纳贤才，复旦每年都会举行“博雅杯”人文知识大赛——这是学校在自主招生和“望道计划”之外，为人文学科的“怪才”开的又一扇入学之门。但近年来，“博雅杯”的特等奖总是空缺——某种意义上也表明，现行的基础教育难以为大学提供符合口味的学科拔尖人才。 “全员导师制” 人才培养实行“全程监控” “一个喜欢读俄罗斯文学的女生，和一个喜欢钻研逻辑的男生，他们需要的指导方式肯定是不同的，所阅读的数目和选择的专业方向肯定也是不同的。”全员导师制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为了让“望道计划”顺利推行，哲学学院推出了“全员导师制”。一改过去一个班级配一个导师的传统方案，新的导师制下，每7-8个大一学生，就配有一个导师。而这样的师生比，甚至已经和英国牛津大学实行的“导师制度”中1:6的师生比相差不远。 学院对出任导师的教员，有更多不成文的细节规定。比如，当导师的最佳人员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员，年龄在55岁以下。“导师必须年富力强，太年轻没经验的不行，已经功成名就、社会工作太多、太忙碌的也不是最佳人选。”之所以规定得如此具体，是因为学院赋予了导师全新的定位和作用：不仅要当好学生的专业领路人，还承担着为“望道计划”选拔苗子、培育苗子的重任。 事实上，人文基础学科人才的删选和培养，极具复杂性。如果只用传统闭卷考作为考察手段，一些记忆能力强的学生会占据明显的优势。但在学术研究中，光有“刻录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考察学生的思想水平，更多老师倾向于让学生提交论文。但判断学生是有独立的思想，还是“过度引用”或“搅拌式抄袭”，要把好这道关，老师们就得比对、阅读大量的文本资料。 郑召利认为，基于学术现状，实行全员导师制的好处是，一位导师可以和有限的几名学生建立密切联系，细到学生“看什么书，有什么新的想法，想写什么文章，对哪个领域感兴趣”，甚至学生在求学时期遇到的特殊事件、对个人情感的触动，观察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这种了解都有利于导师对学生的水平以及他是否适合走学术之路做出准确判断。 “一个喜欢读俄罗斯文学的女生，和一个喜欢钻研逻辑的男生，指导他们的方式肯定是不同的，推荐阅读的书目和引导的专业方向肯定也是不同的。”孙向晨的理想是，通过实行全员导师制，因材施教，让“做学问的种子”脱颖而出，有条件成长为今后的学术大师。 但导师制是否成功，最终取决于教师的良心。如今，科研、教学已经让很多大学老师“压力山大”，导师们能否自觉关怀学生的学术成长、对人才培养的全程质量监控是否能够落地，这是教改新政成败的关键所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