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武侠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而搬上荧幕。不能否认，武侠小说影响了更多的人。它已不只是一种文学形式，还是一种新兴的文化。
若要问武侠小说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武侠迷们会告诉你，因为它的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因为它的精彩激烈的打斗场面，更因为它所塑造的伟大的人格形象——这就是“侠”。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武侠小说家对侠的重视。
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 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 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是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但金庸的小说却有例外。纵观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不难看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以下四点趋势或特点：
1人物个性越来越突出，侠的共性越来越少，离“侠”的典范越来越远。
2人物的侠气与正义的品质有一条明显的曲线，可谓“侠气渐消，邪气渐涨”。
3人物的侠义典范的理想性越来越少，而人物的现实人性表现越来越多。
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弱，心理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冲突也越来越重要。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也越来越强。
从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正体现了从侠到“反侠”，从伟人到小人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他不仅托起高大的侠，还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真实的“人”，哪怕是小人。
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人格类型可分为儒侠、道侠、佛侠、浪子及小人五种。
儒家之侠
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支柱和核心，它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和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对武侠小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早期的武侠小说中的侠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已任”，三是“自我”的牺牲。
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几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这种儒家之侠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
陈家洛本是一个儒生，后来成为侠士，正是对国之家存的责任感及对前朝的忠诚使他成了侠士的领导人——反满抗清组织红花会的总舵主。然而他的“儒侠”风范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他的“牺牲一已之私，以成千秋大业”的思想。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将情人喀丝丽献给乾隆，却因此葬送了喀丝丽的生命，也并未达成他的目的。这是一个讽刺。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处——它没有因为理想人格典范而无视、牺牲人物的现实个性。
《碧血剑》的主人公袁承志被写成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儿子，因而他的抱复杀父之仇就同时具备了反明抗清、以天下为己任的功能。因为他的仇人正是明帝与清酋，他要“并诛明帝清酋，以洗千古奇冤”，也就是赐天下和平、为万民造福的大好事。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笔败作。他帮师兄师侄夺回闯王的军饷，化解焦公礼和闵子华的仇怨，发掘大批宝藏，护送宝藏途中与各路黑道枭雄、官军拼斗，组织义军，荣任北七省武林盟主。看似做了不少大事，但却没能很好地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他像是一个导游似的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只是叙述情节。到最后，他也找不到真正的英雄用武之地，只得逃到海外去了。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因他所受的儒家“仁，忍”思想及“中庸”的处事态度的影响所造成的。
与袁承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他不仅是儒侠中的侠之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他在《射雕》及，《神雕侠侣》中矗立起真正的大侠形象，突出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宝贵的儒家精神，以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崇高品格。有一例子：郭靖之女郭襄被金轮法王抓住绑在高柱上逼郭靖投降。郭靖答道：“鞑子若非惧我，何须跟我小女儿为难？鞑子既然惧我，郭靖有为之身，岂肯轻易就死？”又对郭襄说：“襄儿听着，你是大宋的好女儿，慷慨就义，不可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后定杀了这万恶奸僧，为你报仇！”只直至《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郭靖夫妇终于死在襄阳围城之役，城破人死，他的高大光辉的儒侠形象才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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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之侠
道家之侠与儒家之侠的区别是明显的，这正如道家与儒家的区别。道侠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神雕侠侣》中杨过。
1、儒侠重在“仁”，道侠重在“智”。通俗说法，儒侠是忠心仁厚的老好人，如郭靖的纯朴质直，厚道无伪；而道侠则是聪明人，如杨过的机智、聪敏。
2、儒侠重在“社会本位”，道侠重在“自然本性”。这正体现在郭靖“守住襄阳，不惜一死，为国御悔，为民造福”的信念中，和杨过不拘于时的作风上。
3、儒侠是积极的，入世的，道家相对消极，有出世倾向或不容于世。古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一分为二，“兼济天下”属儒家，“独善其身”则属道家。尽管郭靖生性愚鲁质拙，但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天下苍生，社稷安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反之，杨过有过人智慧，盖世神功，却无雄心壮志，只求与小龙女隐居古墓之中，他人生死、天下兴亡与之毫不相干。
4、儒家之侠秉持“中庸”，性习“合群”，而道家之侠则更具鲜明个性，追求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看郭靖威震江湖，万人敬仰，却谦虚礼让，深得人心，受人尊重。杨过则从不将世俗放在眼里。他认欧阳锋为父，反出师门，爱上师父小龙女，这等在郭靖等人的儒家正统观念简直是大逆不道之事，但在杨过的心目中却有自己的另一种价值观念。
总之，儒家重群体，重教化、重共性、重社会理性；道家重个人、重人性、重情感气质、重自然之风度。杨过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真理：像他这样的人也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侠。——真诚、情爱、个性、自由、自主的人格与侠侣理想并不违背，虽与传统的儒学精神及伦理规范不尽相符，但正因如此，反倒有一种超常的人格风彩和魅力。从人文主义的观点看，杨过的经历、个性和人格，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比郭靖先进得多，也要可爱得多。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其主体人格的形成，标志着“人”的真正的觉醒，他对真情与自由的执着向往，比起郭靖的儒家道学的迂腐，不但进步，也更可爱可敬。
佛家之侠
佛家之侠的代表作《天龙八部》的书名就是取自佛经。这部小说的“有情皆葬，无人不冤”的人世生活的残酷图景，及其“破葬化痴，苦海慈航”的思想主题，无疑有着演绎佛学思想的明显痕迹。
具体到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就更容易理解了。段誉虽然是书生、王子，但也是一位熟读经书的佛教徒。大理国也是一个佛教昌盛之国。段誉在小说的一开头就从家中跑了出来，原因即不愿练武。大理段氏的一阳指武功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居然有人不愿意学此武功，看起来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而段誉之所以不愿意学武，则是由于他熟读佛经，不愿意学武伤人，违背佛慈悲心肠。这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段誉的形象，也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愿意做的事，谁也无法逼他去干。
虚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徒，他虽然违犯了佛门规定，而被少林寺开除，但他的精神人格，却依然是佛家的。他是一位还了俗的僧人，一位不出家的出家人，这一点想来谁也不会怀疑的。
肖峰与佛家也颇有渊源，他是少林寺玄慈大师等人送至少林寺外的农家乔三槐家收养，又由少林高手传授他少林武功。当然这些都还不能证明肖峰就是一位佛家之侠了。相反，小说中的肖峰因为身世之谜被揭开，而要寻找杀父仇人，造了不少的罪恶。他成了满怀仇恨、双手沾满血的“嗔者”，他与中原群雄对敌，尽管由于中原汉人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并不能开脱肖峰自己的罪责。他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侠士，却也沾满了无辜人的血。直至小说的最后，肖峰见到父亲出家，悟到自己的江湖人生的真象，再也不愿意制造杀孽，甚而为了阻止辽王耶律洪基兴兵侵宋，而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才使他的形象升华为一种大慈大悲的境界。按照现代的解释，他成了一位“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按照肖峰的真实的思想实质而言，则是一种本能的悲天悯人的心肠。这是一种佛家之侠的典型形象。
他们的人格，有着共同的基因，使三位个性不同、身份地位不同的主人公成为结义兄弟，生死之交。这一种共同的人格基因，正是一种佛家精神。这种佛家精神，是超儒家、道家之侠者的个性、身份及其价值观点之上的。它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核心或本源，使得这三位主人公殊途同归。
浪子
提起浪子，自然让人联想起那位爱喝酒的、豪放不羁的令狐冲，令狐冲的形象是一种全新的人格形象，他具有真正的叛逆性，不仅像杨过那样叛逆传统的儒家礼法，而且是对整个的——儒、道、佛合流的——传统文化的彻底背叛。在令狐冲身上，我们看见了真正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意识，我们看到了现代意识与现代人的人格理想。
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其伟大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中这样写道：“人类尊严的信仰应和放浪者的理想发生联系，绝不应和一个服从纪律、受统驭的理想发生联系。这样讲起来，放浪者也许是人类中最显赫最伟大的典型，正如士兵也许是人类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样。”
在《笑傲江湖》的第十回中有一例：
风清扬微笑道：“你用这法子取得了一日一夜，竟不费半点力气，只不过有点儿卑鄙无耻。”令狐冲笑道：“对付卑鄙无耻之徒，说不得，只好用点卑鄙无耻的手段。”风清扬正色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呢？”
令胡冲道：“就算他是正人君子，倘若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风清扬大喜，郎声道：“好，好！你说这话，便不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大丈夫行是，爱怎样就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是放他妈的狗臭屁！”
今狐冲正是这样一位放浪者，他是聪慧的，又是喜欢胡闹，喜欢一切自由的。然而在他的浪子形象背后却深藏着一个儒家之侠和道家之侠的缩影。为救恒山派弟子仪琳，他与采花大盗田伯光周旋，身受重伤；被逐出师门之后，师父岳不群明里百般刁难，暗中使诈陷害，他不忘昔日师父、师娘养育、教导之恩，绝不反抗。这正体现了他儒家思想中“善、仁、义”的一面。而他与田伯光兄弟相称，与向问天结成莫逆之交，做尼姑头头——恒山派掌门，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不拘泥于世俗的道侠的一面。
在武侠小说的侠中，金庸的令狐冲永远是独占一份儿的，他有着特殊的人格价值和审美意义。那是因为作者将他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儒侠、道侠、浪子的共性的“人”。他的人格和尊严有着巨大的魅力，而他为人格独立与尊严所付出的代价，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搏斗，这些经历，这种奋斗意志和战斗情怀，更是人类希望的永恒的象征。
小人
前面已经提到金庸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也许有人会说：“韦小宝这样一个小人，怎能与侠相提并论？”“然而它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金庸语）。金庸将各式各样的理想人格提供给我们，而在最后一部小说中，却让我们看看在传统文化格局下生存的真实人格——这就是韦小宝形象的意义 。
韦小宝是靠着自己的本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痛苦又麻木，被污辱而又自得其乐。他无疑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并且如鱼得水。在“适者生存“的残酷的现实法则中，他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适应能力，包括利用一切方法，不择手段地自我保护，从而确保自己的生存。确保生存，或生存第一，这成了韦小宝的生存本能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他的人生的最重要的原则。其任何东西与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人物使我们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德。《鹿鼎记》的意义正如《唐‐吉珂德》一样，是对流行文学、流行形象的反讽、否定和超越。《唐‐吉珂德》是“反骑士小说”，《鹿鼎记》是“反武侠小说”。唐‐吉珂德是一为“盲目的骑士”，韦小宝则是一个“清醒的小人”。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的阿Q则是韦小宝的原形。阿Q是国民性的典型，韦小宝是传统文化性格的典型，而阿Q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思想与韦小宝“为人要讲义气”的思想来自同一文化基础。但在某些方面，韦小宝的形象比阿Q要深厚德多，丰富得多，甚至也要深刻得多。因为韦小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他不仅能打开民间文化的门，宫廷文化的门，而且能打开更隐秘的文化心理之门。
尽管韦小宝是个标准的小人，但他比那些高大的侠更能深入人心，因为他更具有真实的、贴近生活的现实人格。
自此，我们透过金庸的作品，领略了精彩的“侠文化”中的一部份，金庸笔下的“侠”使我们不仅面对了人物形象与人物个性，也面对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中国人的人格、性格”以及“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等哲学课题。看金庸的小说也不再满足于精彩的情节与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从中悟到许多人生、人性哲理，激起思想火花的碰撞。
“侠文化”不仅存在于武侠天地中，它更深深地渗透到人性中。从伟人到小人，从侠到反侠，正是人类社会由理想走到现实，从人物到人格再到人性的最终体现，“侠文化”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生动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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