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最后的日子（丘吉尔）

zjhzjzc 201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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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晚年是个十足“病夫”

纪双城

丘吉尔

1965年，被称为“最伟大的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溘然离世。第二年，他的私人医生查尔斯·麦克莫兰·威尔森撰写的回忆录问世。这本书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书中披露了令英国人感到不堪的秘密———丘吉尔在晚年任期内是个十足的“病夫”。

威尔森被看作是英国最杰出的医生之一，在英国医学界一直享有口碑。1940年，威尔森成为丘吉尔的保健医生，此后一直追随丘吉尔直到后者于1965年辞世。丘吉尔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称威尔森是自己“忠实的密友”，并表示“终生感激威尔森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时隔一年，威尔森在英国和美国发表了他的回忆录《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在书中，威尔森回溯了1945至1960年间丘吉尔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其中重点着墨于1951年到1955年丘吉尔的第二届任期经历。

威尔森写道，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山再起的丘吉尔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手夹雪茄、气宇轩昂的领导人了，他甚至连自己在二战期间发表过的演讲内容都不记得了。丘吉尔本人虽然也感到自己身体大不如前，但依旧恋栈权位，这和他之前的处世态度形成强烈反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曾批评过一些年迈的海军上将，不该明知自己是个病人，还紧握决策权，这不利于英国的国家安全。

其实，早在1941年底丘吉尔在美国同罗斯福会谈期间就突发心脏病，但威尔森帮自己的病人隐瞒了这一情况，以免在盟国间引起恐慌。二战结束前夕，丘吉尔被英国选民抛弃，下了野。1947年，动脉硬化再次让丘吉尔的身体发出警报，1950年，他还得过运动性失语症，好在是暂时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10月，行动困难的丘吉尔再次走进唐宁街十号。

威尔森在回忆录中写道：“很快，在1952年2月21日，丘吉尔的脑病复发。”当时，英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首相用脑过度。时隔不久，丘吉尔再次发病，口齿不清，记忆力变得很差。威尔森不得不通过政府向外界表示，“首相偶尔感到脑部眩晕，需要去百慕大群岛休养一段时间”。

威尔森在回忆录的前言中提到，丘吉尔曾问他，自己是否应该早就隐退，“我没有回答，但我也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50年后，人们对我起的作用将说些什么呢？’我觉得惟有我可以敦促他继续执政，但我知道不出一年，他还没等退休便已经难以胜任了”。威尔森还说，1953年，他曾鼓起勇气劝说首相彻底休息，但丘吉尔认为，“现在撒手不管，失望和抑郁的情绪会更重”。

丘吉尔的老态龙钟，在当时的传媒界已经算不上秘密。《纽约时报》在1954年4月的报道中写道：“当他出现在英国议会下院时，人们知道，1940年的丘吉尔只剩下一个影子了。”1955年，年过80的丘吉尔终于辞去首相职务，回到私人庄园养老。威尔森写道：“虽然庄园里终日宾客如云，但丘吉尔每天只有几个小时是头脑清醒的。他每日昏昏欲睡，只等着开饭和他的白兰地。”之后的日子里，丘吉尔的病情间或发作，直到1965年离开人世。

1966年，即丘吉尔去世仅一年，威尔森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并随即在英国引发争议。首先发难的是英国医学界。他们认为威尔森透露自己病人的隐私，违反了从业者的道德守则。当时的英国医学界有不少人要求英国医学协会开除威尔森。

威尔森的回忆录还令丘吉尔的家人和丘吉尔最亲近的随从感到愤怒，甚至丘吉尔在二战和第二个任期内的密友们也被激怒，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背弃保密责任的行为。很快，数名作家针对威尔森书中的一些细节描述展开攻击，比如书中对丘吉尔的功绩、政治敏锐度以及人际关系的评价。他们认为这种反击是必要的，因为威尔森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他的专业范围。

不过，法国记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医学博士皮埃尔·朗契尼克在《病夫治国》一书中称，渐渐地，一些批评者改变了批评焦点，某些人对病夫被置于领导国事的岗位上感到吃惊。最后的情形是，威尔森受到批评不是因为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而是因为他向全国隐瞒了丘吉尔可悲的身体状况。《病夫治国》一书称，从回忆录内容看，威尔森几乎是毫无顾虑地为了他病人的利益而牺牲了英国的利益。1940年5月24日，英国的战时内阁指派他去照管首相的健康，他是从政府而非丘吉尔手中接受了委任。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反驳40年来的批评和指责，威尔森的儿子莫兰勋爵在2002年和2006年出版了修订后的他父亲的两本回忆录。他希望让那些争议随风而逝，他认为这些日记应该被视作可靠的资料，无论是用于理解他的父亲，还是研究那位病人———丘吉尔。

生命之光慢慢暗淡和熄灭

吴慧颖

丘吉尔最后十年，大部分时间在恰特韦尔庄园度过，有时住在市区海德公园门28号，前几年每年都要到法国南方去住一段时间。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抓紧时间把二战前已写好大部分草稿的四卷《英语民族史》完成，陆续整理出版。他的兴趣只在战争和政治方面，写到社会经济生活就无话可说，甚至对肇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也只以寥寥几页草草带过。此外，儿子将他1953～1959年的讲演编辑出版，题为《不成文的同盟》，这最后一个演讲集，突出了他关于英美联合的思想。

卸下首相职务后，丘吉尔立刻偕妻子和林德曼教授去西西里度假。林德曼作为英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创建人，深深地感到在科技竞争中英国远远落后于美国，便提议创办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理工大学，并认为技术专家应接受人文科学的积极影响。丘吉尔赞同他的意见，开始让秘书以他的名义募集资金，建立剑桥丘吉尔学院。1958年丘吉尔在主持学院理事会时，提出要平等地接受女子入学，当时牛津和剑桥大学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丘吉尔本来歧视妇女的思想很严重，但二战中英国妇女重要的贡献，妻子和女儿莎拉、玛丽的社会活动才干，都教育他转变了观念。由于筹资困难，学院到1961年才奠基，1964年才正式开始第一期工程，直到70年代规模仍很小。

丘吉尔很想利用自己的余生写书，但毕竟脑力不济，记忆减退，力不从心，只好作罢。他仍然浏览每日重要报纸，读历史书，看小说，在外出旅行时画画。他特别爱看有关二战的回忆录，从这些书里寻找他一生的高潮，重温他作为伟大国务活动家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他每周要收到几百封信，专门有两个女秘书给他处理个人信件。此外，还有几个生活服务人员为他操持家务、照料饮食。

丘吉尔生命的光辉渐渐地暗淡下去，除了客人来访同他谈起政治问题能够暂时激起他的热情外，只有法国南方的生活能增加他的活力。地中海沿岸美丽的景色丰富了他的艺术想象力，他在那里画画、休息和交友，间或也去蒙特卡罗（蒙特卡罗是法意边境濒临地中海的摩纳哥公园城市，气候温和，风景优美，是世界闻名的赌城）玩轮盘赌。比弗布鲁克、美国女演员埃利奥特和他的著作的译者、版权代理人匈牙利人雷韦斯，都提供自己的别墅给丘吉尔使用。1958年，他全家在比弗布鲁克的别墅中庆祝他的金婚纪念日。

1959年，丘吉尔有了一位百万富翁的新交，不知他以什么魅力拨动了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友情琴弦。船王有艘大型豪华游艇“克里斯迪纳”号停泊在法国里维埃拉，他邀丘吉尔全家登船出游，每日供奉美酒佳肴和各种舒适的服务，令贪图美食等生活享受的丘吉尔十分开心。1959～1963年丘吉尔有几次乘游艇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东到伊斯坦布尔，西到西印度群岛和纽约。船王就在这艘船上控制他庞大的商业帝国，其中包括蒙特卡罗的巴黎大饭店，丘吉尔也常应邀长住其中。

85岁以后，丘吉尔感到他的体力越来越差，他佝偻着背，腿脚乏力，耳聋严重，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已很难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再也无法提出什么创见了。他的活动大受限制，常常靠玩纸牌和看电影来消磨时光。亲朋故友一个个病逝，丘吉尔感到悲伤和寂寞。他玩牌也技巧衰退，注意力难集中，经常出错牌，难得的是布朗秘书和妻子的堂姐亨利却极具耐心地陪着他一连玩上几小时。他的战友蒙哥马利元帅十几次前来恰特韦尔与丘吉尔做伴、聊天和互相安慰，两颗绚丽之星在宁静的黄昏中放射出照耀对方的光辉。

轻度中风复发三次：1959年6月、1960年6月和10月。跌倒两次：1960年11月在住宅地上跌断背骨，三周后就能下床；1962年夏在蒙特卡罗摔伤胯骨，上石膏后飞机接回伦敦做接骨手术，又是三周后就能下床自由行走。

垂暮之年，接连经受如此严重的病伤，不仅性命无虞，还能神奇地迅速恢复，生命力之顽强让人叹为观止！

1964年11月底，丘吉尔迎来了90华诞。这天，他穿着按战时式样缝制的古怪服装，站在住所二楼的窗口边，向聚集在家门口附近的祝寿人群挥手致谢。由于体力不支，打不起精神，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这天他收到6万封贺信、贺电和许多贺礼，包括女王送来的鲜花，他躺在床上接受了新首相威尔逊转达的工党内阁的祝愿，晚上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英国广播电视台祝贺他90大寿的特别节目。

从当天照片看，他已十分衰老，他的眼睛失掉了以往闪耀的那种智慧、意志和刚毅的目光。时间夺走了这一切。而他向时间夺取得更多，早几年他就详细安排了自己的葬礼仪式，并以《葬仪手册》为题作了书面记载。早在20年前，当他接连患肺炎和出现心脏病症状时，根据莫兰医生关于丘吉尔活不长的预测，伦敦一家新闻电影公司就授权组织一个准备摄制丘吉尔葬礼文献纪录片的小组，现在这个小组的三名摄影师已不在人世。

他还在一如既往地向命运挑战。他又取得一个新的胜利：坚韧地跨进了1965年。

1月9日，丘吉尔得了感冒。晚上，他第一次拒绝吸烟和喝白兰地。他曾在既不抽烟、又不喝酒的蒙哥马利面前夸口说：“我既喝酒，又抽烟，所以200%健康。”如此自信和倔强的人，十年前对烟酒已经严格地限量了，现在进一步“拒绝”，可见生命已非同寻常地跨向了极限的门槛。次日躺在床上没有食欲，神志不清。第三天会诊发现再次中风。15日，因脑血栓而昏迷。

开始逐日发布病情公告。

接连十多天卧床不起。子女亲属纷纷赶回家门。记者和市民在门前屋后拥塞不堪，80多岁的莫兰无法招架，干脆把临街宣布的病情公告送到通讯社。内阁和议会改变和暂停了原定的日程。

最后，终于熬到了1月24日，正是父亲70年前去世的同一天，丘吉尔的呼吸缓慢而吃力起来。早上刚过8点，他心安神怡地辞世远行了。

这个天空飘洒细细冷雨的星期天，800万伦敦市民早饭比平日吃得晚，他们从电台的临时广播里默默地收听丘吉尔逝世的消息。电台又播放起丘吉尔出任战时首相时发表的著名就职演说的部分录音：“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和辛劳，眼泪和汗水。……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这雄壮、坚强的声音把人们带回25年前那危急和拼搏的岁月。播完录音，电波中又传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它让人们回忆起二战期间，在这象征胜利的乐曲鼓舞下，领袖和人民共同奋战的壮丽情景。

议会大厦的英国国旗降了半旗，教堂都鸣响着吊丧的钟声。伦敦上空的空气似乎都凝结不动了。只有丘吉尔家门口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行人和车辆，把路都快堵塞了。

“温斯顿·丘吉尔阁下亲手创造并谱写了历史。”威尔逊首相在灵前喃喃地说。历史和人心全面地记载着杰出人物的功绩和过失，但当伟人辞世的时刻，人们本能地只想起他的优良品质和卓越贡献。

1947年，丘吉尔当着医生的面告诉他的妻子，他希望像军人那样安葬他。现在他如愿以偿。

1月27日，他的灵柩安放在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大厅，用红色地毯铺盖的四层台阶的中央高台上，人民前来向他告别。台阶四角站着四名海军军官，他们身穿海军服，手持军刀，垂首而立。灵柩前方两名女军官，身穿军服，头戴军帽，一动不动地静立着。议长和三个政党领袖们以及四名参谋长（三军参谋长加上1964年任命的国防参谋长）都先后替换军人轮流守灵。32万公民前来瞻仰遗容，向他表达最后的敬意。

七年前，女王建议，麦克米伦内阁决定，为丘吉尔举行国葬。非国家元首而举行国葬，英国历史上只有两次，1853年为打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将军，1898年为大政治家格莱斯顿首相。

1月30日，丘吉尔国葬日。伦敦上空笼罩着一片阴云，寒风刺骨。只为英王葬仪使用过的一辆炮车，载着覆盖英国国旗和压着嘉德勋章的灵柩。长达1.6公里的3500人的送葬队伍以1分钟65步的速度缓缓前进。三军乐队轮流吹奏贝多芬和肖邦的送葬曲。一分钟发射一发的吊丧礼炮响彻冬日的天空。

灵车从威斯敏斯特大厅出发，穿过议会广场，经过白金汉宫，沿斯特拉斯街上芦加特山，来到圣保罗大教堂，伊丽莎白女王和各国元首、首脑等贵宾等候在这里。隆重的仪式由合唱圣诗和奏哀乐开始，接着大主教做祈祷，大家垂首默哀，以唱丘吉尔喜欢的《共和战歌》结束。

午后，灵柩又装上炮车，来到伦敦塔旁的栈桥，再抬上游艇。游艇离开码头，鸣礼炮19响，空军喷气式飞机以分列式掠空而过。游艇沿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在滑铁卢车站登岸。灵柩被送上由“不列颠战役”号改装的“温斯顿·丘吉尔”号特别列车，载运到布伦海姆宫附近的车站，安葬在故乡伍德斯托克旁边的布赖顿教堂墓地，同他的父母和弟弟长眠在一起。（《丘吉尔传》）

丘吉尔的晚年

蔡赓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即举行的大选中，英国人民抛弃了刚刚带领他们走向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此前在出席雅尔塔会议时，有一天丘吉尔参加由罗斯福作东的宴会。在宴会上非正式的谈话中，丘吉尔说，他是经常被当作反动派“被痛打”的。但是在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三个人中，只有他随时可能由他的人民通过投票把他赶下台。他个人倒是以这种危险而引以为荣的。斯大林接口和他开玩笑说：首相显然是害怕英国即将举行的大选的结果。丘吉尔回答说：他不仅不害怕，反而以英国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这样做，他们就有把他们的政府撤换掉的权利而感到自豪。丘吉尔当时这么说大概也是真心的。但事情一旦真正摆在面前，丘吉尔就不大自豪得起来了。当保守党的失败最终被确认后，丘吉尔感到的是失望和迷惘，他十分沮丧，并且不无微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中谈到严厉而又卓越的法国前总理克列孟梭“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时，引用了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这句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被丘吉尔说出来，多少也反映出了他的无奈和气愤。丘吉尔紧接着又抨击道：“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这是否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英国人的批评与指责呢？

7月26日，丘吉尔正式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并请国王召见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安慰丘吉尔，国王提出向他颁发嘉德勋章，但丘吉尔认为在此时接受这一荣誉不太合适而谢绝了。丘吉尔最后在唐宁街发表了一项声明，“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他为不能完成对日本的战争而感到遗憾，但他宣称：“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预料的要快得多。”

两天以后，当艾德礼和新任外交大臣贝文准备飞往波茨坦去时，丘吉尔拒绝了艾德礼建议他作为代表团成员重返波茨坦的邀请，而是到契克斯度过了一个沉闷的周末。他很快搬离了唐宁街，因为他对抛弃了他的英国民众深感失望，使他“不愿再耽上一个小时来负责管理他们的事务”。

当8月1日议会复会时，丘吉尔在下院已经是反对党的领袖了。他在走进议会时，保守党议员们高喊着“一个快活的好伙伴”来迎接他，但这喊声很快就被人数远远超过保守党的工党议员的胜利欢呼所淹没。这使丘吉尔深感不快。

丘吉尔在告别声明中的预言很快就更为迅速地兑现了。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丘吉尔再次走在议长身后到圣玛格丽特教堂参加战争胜利的感恩祈祷，不过这一次他是作为反对党领袖陪同新首相罢了。

在其后的日子里，丘吉尔也偶尔在议会作简短发言，对工党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访问西欧，接受纷至沓来的荣誉学位、荣誉公民称号、各种奖章和礼品。9月，议会休会了。在决定今后何去何从之前，丘吉尔决定先度假。他在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湖畔作了充分的休息，然后计划撰写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11月，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创议设想，此后他又在多次演讲中提到这一思想，他认为这不失为一种解决战后政治、经济问题的救世良方。

1946年初，他将保守党的领导事务交由艾登代理，自己应邀前往美国。他乘“伊丽莎白皇后号”先赴纽约。2月初，他应古巴政府之邀在哈瓦那作了短暂访问。3月4—5日，他由杜鲁门总统亲自陪同，来到了这位美国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他呼吁联合国成立维护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国家保持“有关原子弹的知识和经验的秘密”；并力促“保持英语国家的特殊关系”。他对“东欧传统的暴政”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铁幕”的说法：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座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苏联作为盟国在大西洋两岸的公众心目中仍保持着友好国家的形象，所以丘吉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大哗。斯大林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在接见《真理报》记者时说，丘吉尔“现在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但杜鲁门似乎对此说法抱着赞赏态度。虽然杜鲁门拒绝对丘吉尔的讲话作公开评论，但丘吉尔向艾德礼报告说，在他讲话前后，杜鲁门似乎同样高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纳粹战犯尚在受审之时，丘吉尔就曾公开敦促及早恢复德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

丘吉尔的许多朋友都曾劝他退出政治舞台，专心致志地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但丘吉尔没有接受劝告。他宣布，将在议会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战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并将继续领导保守党战胜工党，重主国政。对此他充满了自信。他说：“工党不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

当时的工党政府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战争使英国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严重削弱了的英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英国的战争支出超过250亿英镑，使国债增加了两倍，连续长时期地遭受轰炸使整个国家的财富损失了约1C4。与战前相比，英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出口贸易严重滑坡。

工党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本国工业生产增长。他们增加工业投资，对电力、运输、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和交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利用英联邦特惠制和金融集团的杠杆作用扩大贸易出口。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

在外交政策方面，工党政府走的是一条亲美反苏的“冷战”路线。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为此，英国与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政府在布鲁塞尔签订了联合防御条约。1949年4月，英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国之一，这也是英国在和平年代里所承担的最大的欧洲军事义务。1950年，英国和美国一道参加了对朝鲜的战争，1951年，英国又签订了对日和约。在英国的赞许下，日本变成了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

丘吉尔在外交政策方面赞成和支持工党政府的路线，在内政和经济方面则持坚决的批评态度。他认为，工党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只是体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而并不能适应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丘吉尔反对工业国有化、反对在某些经济领域里实行国家监督，反对进行社会改革，其实工党的这些政策许多都是他在二十世纪初所主张的。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有他自己独特的解释。他的私人医生莫兰曾说：“丘吉尔听说保守党有人提出必须制订个政策时，很生气。他说，反对党领袖的责任就是攻击现政府，只有这一点，没有其他。”

英国在这段时期内面临的许多问题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平安完成使印度实现独立的过渡。当时印度次大陆教派冲突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穆斯林领导人真纳坚持实行印巴分治，主张成立新国家巴基斯坦。1947年2月，工党政府面对印度次大陆现状，宣布至迟于1948年6月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保守党内部以前印度总督哈里法克斯勋爵为首的一派支持政府的计划。但丘吉尔对此持反对态度，他担心英国一旦撤出，必然爆发教派之间的流血冲突；事情后来果真如此。同时，他也为大英帝国的日趋没落而深感痛心。

1948年5月，丘吉尔赴海牙参加了“欧洲统一运动”成立大会并出任大会名誉主席。

1949年8月，丘吉尔作为以赫伯特·莫里森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委员会咨询会议。由于咨询代表们意见不一，会议未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在社会活动之余，丘吉尔除画了许多写生、养了几匹赛马之外，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撰写六卷本、长达数百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利用了许多官方文件和他与罗斯福、斯大林之间的私人通信及来往电报，经过思考梳理之后口述出来，由秘书整理出文字。美国的和英国的杂志竞相争取首先得到连载丘吉尔此书的权利。这部巨著的稿费超过了丘吉尔此前得到的稿费之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

在离任的这些年中，丘吉尔衰弱的身体有了明显好转。渴望“复仇”和“改变1945年选民们对他的判决”使他精力充沛、勇气十足。他终于等到了时来运转的这一天。1950年1月11日，艾德礼宣布2月3日解散议会，2月23日举行大选。丘吉尔闻讯，马上从马德拉度假地飞回伦敦。大选结果仍然是工党占多数，但与保守党之间的差距被大大缩小了。具体数字为工党315席，保守党298席。两大党席位如此接近，通常很快会再举行一次选举。

1951年9月，英王在做肺癌手术之前，敦促艾德礼秋季举行选举，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艾德礼宣布10月4日解散议会，25日举行大选。这次保守党提出了两项新的施政措施，一是对军火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二是一年建设30万所住宅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在竞选中工党新任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借英国与伊朗之间因英伊石油公司被伊朗国有化而导致的危机向丘吉尔询问：英国政府该不该同伊朗打仗？丘吉尔反击说，莫里森“正在散播保守党想要进行另一场世界战争。我十分肯定，如果一个强有力的保守党政府在掌权，波斯危机决不会以这种形式发生。”丘吉尔还巧妙地指责工党政府“软弱无力和犹豫不决”。丘吉尔说，他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无论如何，扳动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栓机的不会是英国人的手指。

大选揭晓后，保守党获321席，工党295席。丘吉尔在伍德福德选区再次当选。艾德礼到白金汉宫辞职之后的几分钟内，丘吉尔被国王召见，奉命组阁。丘吉尔任命艾登为外交大臣，巴特勒为财政大臣，利特尔顿为殖民地事务大臣，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为内政大臣，蒙克顿为劳工大臣，伍尔顿为枢密院长，索尔兹伯里（克兰伯恩）为掌玺大臣，伊斯梅为联邦事务大臣。国防大臣暂由丘吉尔兼任，等到亚历山大元帅从加象大总督任满归国后再由他担任。

1952年初，丘吉尔赴美与杜鲁门会晤，商讨加强英美合作问题。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再一次强调了英语民族的团结这一主题。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丘吉尔访美时说，他仍然“反应敏捷、消息灵通、思想丰富、语言生动，而且诙谐机智一如既往。”丘吉尔还表态支持美国参加朝鲜战争。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2月，英王乔治六世逝世。3月，斯大林逝世。6月，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在仪式举行中，女王授予丘吉尔嘉德勋章，以表彰他对大英帝国做出的巨大贡献。6月23日，丘吉尔在宴请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时出现轻微中风，身体左半出现麻痹症状。到8月之后他已渐渐恢复，18日开始主持内阁会议。10月初在于马盖特召开的保守党大会上发表演讲，获得很大成功。此前因他生病，人们已经在议论他的辞职和保守党更换领导人的问题。他就此谈到自己的看法：“以我之高龄，现在仍身居高位，肩负重任，这决非因我贪恋权势或官职，这两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继续留任，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施以某种影响，尤其对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授予丘吉尔以195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必须前往百慕大参加英美法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只好由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代他领奖并致答辞。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获奖评语是：“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以及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的演说。”

1954年初，丘吉尔为了实现“和平缔造者”的理想，曾试图会见苏联领导人，但马林科夫于第二年2月下台，丘吉尔的苏联之行也就不再提起了。3月，他对巴特勒说：“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他已准备让艾登接他的班。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80华诞，除了家里按惯例为他举行了庆祝聚会外，议会两院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为他举行了特别祝寿会。各党议员送给他不少礼物，还有两块直径3英尺的大蛋糕。

他正式辞职的日子是1955年4月5日。在这之前，他召回了在远东参加国际会议的艾登。4日，他在唐宁街10号举行宴会，女王夫妇应邀参加，并向即将退休的首相致以良好祝愿。5日中午，丘吉尔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下午4时半，他前往白金汉宫递交了辞呈。丘吉尔搬出唐宁街10号时，《泰晤士报》作了如下报道：

“在离开前，他举行茶会招待全体公务人员。当他由房子走向等候的车子时，他们站在大楼旁唱‘他是一个快活的好伙伴’，他吸着雪茄，用他有名的V字手势向聚集在唐宁街上祝贺的群众打招呼。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祝福的欢呼声和叫喊声中，乘车慢慢地离去。”

丘吉尔回到了恰特韦尔庄园，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除了到世界各国访问和旅游，大多数时间是在此度过的。

艾登就任首相之后仅8天，就宣布5月6日解散议会，5月26日举行大选。丘吉尔继续在伍德福德选区当选。保守党的多数席位也有了增加，由多17席增至多58席。但丘吉尔已不常去议会开会了。他为准备出版他的《英语民族史》花了不少时间。1956年4月，他第一次访问前联邦德国，接受因他对欧洲统一的贡献而颁发给他的“查理曼奖”。1957年5月15日，英国的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58年11月，丘吉尔前往巴黎接受戴高乐总统颁发的“解放奖章”。1959年大选中丘吉尔继续当选，当年11月30日他85岁诞辰时，他继承了“下院之父”的荣誉称号。1962年和1964年他两次跌交，前一次摔断了背部一根骨头，后一次摔断了腿骨，这说明他已经很虚弱了。1963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专门决议，授予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决议由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1964年7月，由当时的英国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提议，就丘吉尔对议会、对国家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表示无限赞颂和感谢，并“载入议会记录”。1964年11月30日，他度过了90岁诞辰。女王赠送了礼物，新任工党首相威尔逊也前来祝贺。全国和世界各地雪片般地涌来6万多封贺信、贺电。许多人来到海德公园街他的住所外看望他；他穿着战时式样的古怪服装向人们致意。1965年1月9日他卧床不起，第二天经医生诊断为再度中风。此后他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接连14天一动不动，仅有微弱呼吸。到1月24日，整整70年前他父亲伦道夫·丘吉尔逝世的日子，一代英国名相温斯顿·丘吉尔渐渐停止了呼吸，走到了他伟大一生的终点，享年91岁。

丘吉尔逝世后，英国政府立即宣布为他举行国葬。这一决定是7年前麦克米伦首相任内由女王提议作出的。葬礼定于1月30日举行。此前议会休会，在威斯敏斯大厅举行瞻仰遗容的仪式。灵柩先由议院议长和3个政党领袖在四周守护，后来又换上国防和陆海军三军4位参谋长守灵。前来向丘吉尔表示敬意的瞻仰队伍据估计竟超过32万人。

丘吉尔生前曾希望以军人的葬礼安葬，并在好几年前就亲自以《葬仪手册》的书面记载为自己的葬礼仪式作了详细安排。举行葬礼那天，按照仪规将灵柩用炮车由威斯敏斯特拉到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仪式。来自许多国家的几十位国王、女王、总统、总理和特使们在大教堂里恭迎灵柩到来。仪式结束后，灵柩用游艇从塔山运到滑铁卢，再改用火车运往丘吉尔的诞生地布伦海姆宫附近的一个小车站。游艇离开码头时，鸣礼炮19响，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在空中成分列式。葬礼在不同的地点持续了好几天。最后，丘吉尔被安葬在布伦海姆宫附近布雷登教堂的小墓地。温斯顿·丘吉尔的父母都葬在这里。

丘吉尔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人物，也是一位经常被人误会和曲解的人物；他有一些明显的弱点，但更具许多极为突出、超乎常人、出类拔萃的优点。对于他在英国历史上的关键作用和崇高地位，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的。或许对他最准确的评价出自对他最熟识的人。他的同事也是对手的艾德礼曾经很含蓄地评论道：“丘吉尔像一张多层饼，其中有一层肯定是包括了17世纪。18世纪在他说来是明明白白，还有19世纪，当然还有一厚层是20世纪。”盟军最高统帅和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则这样回忆丘吉尔：“他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领袖。他具有英国人在困难时所表现的勇敢而坚定、在顺利时所表现的因循守旧的典型性格。他有非常强烈的信念，善于争论和答辩。……如果有一种信念和他的观点发生抵触，这时要想争辩过他确实是很困难的。……我钦佩他，也喜爱他。……他是一位对战争发展和军事史有深刻研究的专家，即使和他讨论纯专业问题，也不是毫无益处的。……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如果他不是那样伟大，他就会使我的工作更加艰巨；因此，尽管他对一些重要决定并不喜欢，但对他的一贯彬彬有礼和热诚支持，我始终表示无限感激。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丘吉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