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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玺（宝玺），是皇帝行使权力的信物，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宝玺甚至比皇帝本人更重要，因为失去了宝玺，皇帝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力。自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制定宝玺制度后，这套制度被历代王朝沿用，一直到清末。历史上对宝玺的记载大多十分简略，语焉不详，且不同时期的记载常有互相矛盾之处。加上现存宝玺只有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二十五宝，清以前的宝玺全无踪影，只有一些印拓流传至今，使现代人对历代宝玺知之甚少。
 乾隆年间的玉玺“玉玺”是帝王用以署名的印章，皇帝的印章有公章和私章之分。代表国家发布诏书或其他文告时钤用的可称为公章，是皇权的象征，古人称之为宝玺、御玺、御宝或国宝。中国人用印信来表示信用，始于周朝。到了秦朝，才有玺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玺，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又因为此时的玺专以玉质（另一说认为玉字的由来是传说秦始皇以和氏璧制造玉玺），故称为“玉玺”。 春秋战国时，所有印章均称为“玺”，并有官玺和私玺之别。官玺又称官印，是诸侯王颁发给下属各级官吏的凭证，即《说文解字》所说的“执政所持信也”。在秦以前，“民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官印的形制、大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秦始皇即秦王位后，与太后长期私通的文信侯吕不韦怕奸情被已长大成人的秦始皇发觉，派舍人嫪毐诈称宦者混入宫中，得幸于太后，还生了两个儿子，被封为长信侯。始皇九年，有人告发嫪毐实非宦者，秦始皇下令审查。嫪毐害怕真相暴露，便伪造秦王御玺发兵，欲攻蕲年宫作乱。结果被秦始皇发现其阴谋，他命令相国和昌平君、昌文君发兵包围叛兵，斩首数百，生擒嫪毐。秦始皇车裂嫪毐及其同党，灭其宗族。 其中，“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乃奉秦始皇之命以和氏璧（一说是用蓝田玉）所镌。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传国玺自问世后，就开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2] 若要了解“传国玉玺”的详细内容与传说可以请查看词条：传国玉玺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秦始皇弥留之际，“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又记刘邦军迫咸阳，秦王“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始皇玺归汉后，即被汉高祖定为“传国玺”，“世世传受”。新天子继位，首先接受此印，皇位才算合法，才能得到臣民的承认。传国玺是真命天子的标志，也是西汉以后各朝野心家攫夺的目标。王莽篡汉，就把夺取这方印章作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当他篡汉的步骤基本完成，大局甫定，立即派人威迫汉元帝的皇后元后交出传国玺。传说当时元后很不情愿，愤怒之余，将玺印投地，螭虎缺去一角，而王莽并不以此为憾，揣起残玺，得意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据说后来他兵败身死时，这枚印章仍挂在他身上。传国玺至迟在汉献帝末年就丢失了。 《三国志·吴志·孙坚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孙坚打董卓，“攻陷洛阳城，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这段记述带有神话色彩，显然是不可信的。尽管传国玺已佚，但汉以后不少朝代仍都有所谓“传国玺”，都说是秦始皇的原印，并为它的来历编造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籍以证明自己属正统。例如，辽兴宗耶律宗真在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的题目试进士，成了历史笑柄。[3] 汉代在汉代，传国玺是镇国神宝，从不使用。皇帝另有六方常用的印章，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俗称六玺。每玺钤用的范围均有规定，譬如赏赐诸侯王时用“皇帝行玺”；发兵、召大臣时用“皇帝信玺”；向外国发送文书时用“天子行玺”。这些印章都是白玉质地，螭虎钮，形制与传国玺基本相同。《封泥考略》著录一方陈介祺旧藏(今藏日本)汉“皇帝信玺”封泥，就是该玺直接钤印的。其印文用小篆，字体端丽典雅，印面有田字格，为典型汉初印，是迄今所见汉帝六玺中的唯一印痕。 广州南越王墓(《史记》称南越，《汉书》谓南粤)出土的金质“文帝行玺”，亦属帝玺。南越是秦始皇派到广州（古称番禺）开拓岭南的将军赵佗在汉初建立的诸侯王国，吕后年间潜号称帝，传至第三代，后为汉武帝灭。“文帝行玺”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昧的印章。由于南越是边远小国，且时间不长，其帝印的作用与影响当然不可与汉六玺相比。但就印章形制来说，史籍记载宋代帝印始用龙钮，而这枚“文帝行玺”已是龙钮，这样就把龙钮印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年。 南北朝魏晋及南朝刘宋的宝玺完全沿用汉制，不但“乘舆六玺”的印文，使用范围与汉常用的六玺同，其质地及钮式也仿汉玺。北朝及隋的宝玺制度有了若干变化，如北齐除有传国玺和“天子六玺”外，增加了一方“督摄万机”四字的木印。此印长一尺二寸、宽二寸五分。鼻钮，钮长九寸、厚一寸、宽七分。如此硕大之木玺实前所未有。又如，隋有二方“传国玺”，其中一方定名为“神玺”，另一方称“受命玺”。 唐宋到了唐宋，宝玺制度终于发生了带有转折性的变化，表现为改玺为宝、数量增多和形制更改。 唐朝武则天称帝时，独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另外，武则天晚年忌讳“死”字，因“玺”字和“死”字谐音，她厌恶“皇帝之玺”、“天子之玺”的称谓，认为很不吉利，就下令改“玺”为“宝”。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继位，又将“宝”改为“玺”。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再次改“玺”为“宝”。从此以后，“玺”称“宝”成为定制，历朝历代相沿不改。 北宋时宝玺数量出现增多的趋势，如皇帝即位都自制“受命宝”。北宋初年还使用过“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三种印章。但作为定制只有“八宝”，即“镇国宝”、“受命宝”及仿汉六玺。宋徽宗政和七年用和阗玉新镌一宝，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名为“定命宝”。合前八宝，也仅九宝。然至南宋，则有北宋遗留下来的“大宋受命之宝”(宋太祖时铸)、“定命宝”;新镌的金宝三：“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天下合同之宝”、“书诏之宝”;玉宝一：“大宋受命中兴之宝”;还有以“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为文的“护国神宝”、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的“受命宝”加上仿汉六宝，合共十四宝，从而在数量上突破了汉制。明清宝玺数量多，显然受此影响。 汉玺大小仅只方寸。唐宝尺寸未见明确记载，但从遗存至今的其他唐印考察，唐宝当比汉玺大。据《宋史·舆服》载，宋早期“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钮。”北宋后期定制的“皇帝之宝”等六宝，名称虽仿汉，但印文却是叠篆而非小篆。又如南宋八宝的钮式是鼻钮而非汉之螭虎钮。 元代元代用八宝，即“受命宝”、“传国宝”以及“皇帝之宝”等六宝，与隋唐制度大体雷同，而在数量上对宋制作了删减。元宝很有特色，笔者对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著录的元“皇帝之宝”作了考察，元宝玺可能都是用三种文字为文的。这方印章每边长12.5厘米，印面左边是八思巴文“皇帝”二字，右边是汉文“之宝”二字，中间一行为梵文吉语，意为吉祥、隆盛。八思巴文是元初西藏僧人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文字，被元统治者定为国书，企图代替汉字，推行全国，但这种文字始终未能普及，仅使用于官方文书、碑刻和印章之中。 明代明代又恢复了宋的多宝制度，印文除保留旧制之六宝名称外，其他均已改异。明初宝玺定为十七方，然《明史·舆服四》仅载十六方印文，其文曰：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新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至嘉靖十八年又增加七宝，文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与前十七宝，合共二十四宝。 清代清承明制，乾隆钦定的二十五宝，有二十宝完全袭用明宝，只有大清受命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满文)、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五方是清室新定的。[3] 乾隆帝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四代皇帝。他在长达六十多年的统治期间创造了清代历史最辉煌的时代。乾隆以前，清代皇帝宝玺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乾隆皇帝钦定御宝为二十五方，后人称这二十五印章为“二十五宝”。 根据《周易太衍》“天数二十有五”的记载，乾隆皇帝希望清王朝也能传至二十五世，清二十五宝是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从此，这25方宝玺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一直沿用至宣统末年。 二十五方宝玺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和囊括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这二十五宝玺也是现存唯一的一套完整的皇帝御宝。这25宝玺被储存于交泰殿的宝箱内。宝玺由内阁掌管，用印须经皇帝批准才可拿出。 二十五方玉玺作用，材制多样以玉制交龙纽为多，其它有金银还有一方木制玉玺。  奉天之宝1、大清受命之宝，以章皇序 白玉 方四寸四分 厚一寸 盘龙钮 高二寸 承天受命大清国之 印，以表明皇帝的道统 2、皇帝奉天之宝，以章奉若 碧玉 方四寸四分 厚一寸一分盘龙钮高三寸五分皇帝敬奉上天之印，以表明皇帝顺 从于天 3、大清嗣天子宝， 以章继绳 金 方二寸四分 厚八分 交龙钮 高一寸七分 皇帝继承人之印，以表明效仿祖辈 4、皇帝之宝（满文)， 以布诏赦 青玉 方三寸九分 厚一寸 交龙纽 高二寸一分 皇帝之印，颁诏大赦时用 5、皇帝之宝，以肃法驾 檀木 方四寸八分 厚一寸七分 盘龙纽 高三寸五分 皇帝之印，以整治国家，使之有序 6、天子之宝，以祀百神 白玉 方二寸四分 厚六分 交龙纽 高一寸三分 皇帝之印，用来祭祀所有神灵 7、皇帝尊亲之宝，以荐徽号 白玉 方二寸一分 厚六分 盘龙纽高一寸三分皇帝尊崇亲属之印，用来封赠皇族成员 徽号皇 8、帝亲亲之宝，以展宗盟 白玉 方二寸二分 厚一寸一分 交龙纽 高一寸二分 皇帝亲密亲王之印，向亲王颁旨时用 9、皇帝行宝，以颁锡贲碧玉方四寸八分 厚一寸八分 蹲龙纽 高二寸五分 皇帝公务用印，赏赐施恩时用 10 皇帝信宝，以征戎伍 白玉 方三寸三分 厚五分 交龙纽 高一寸六分 皇帝凭证之印，调兵时用 11、天子行宝，以册外蛮 碧玉 方四寸八分 厚一寸八分 蹲龙纽 高二寸五分 皇帝公务用印，册封外藩时用 12、天子信宝，以命殊方 青玉 方三寸八分 厚一寸二分 交龙纽 高一寸七分 皇帝凭证之印，给远方各国降旨时用 13、敬天勤民之宝，以饬觐吏 白玉 方三寸一分厚一寸四分交龙纽高一寸七分尊敬上天仁爱百姓之印，用于来 京朝觐官员降旨时用 14、制诰之宝，以谕臣僚 青玉 方四寸 厚一寸九分 交龙纽 高二寸七分 降旨之印，训示官员时用 15、敕命之宝，以钤诰敕 碧玉 方三寸五分 厚一寸一分 交龙纽 高一寸八分 降旨训谕之印，颁诰命、敕命时用 16、垂训之宝，以扬国宪 碧玉 方四寸 厚一寸四分 交龙纽 高二寸 留下皇帝训示之印，用来宣传国家典章制度 17、命德之宝，以奖忠良 青玉 方四寸 厚一寸三分 交龙纽 高二寸一分 降旨给有德才者之印，用以鼓励忠诚贤良 18、钦文之玺，以重文教 墨玉 方三寸六分 厚一寸四分 交龙纽 高一寸六分 尊崇文化之印，以重视文化教育 19、表章经史之宝，以崇古训 碧玉 方四寸七分 厚二寸 交龙纽 高二寸二分 表彰经史之印，以尊崇古代的训示 20、巡狩天下之宝，以从省方 青玉 方四寸七分厚一寸九分交龙纽高二寸五分巡察疆土之印，皇帝外出巡察时 随身用印 21、讨罪安民之宝，以张征伐 青玉 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交龙纽高二寸五分征讨叛罪安扶百姓之印，出征讨 伐时用 22、制驭六师之宝，以整戎行 墨玉 方五寸三分 厚一寸三分 交龙纽 高二寸二分 统辖全军之印，发布军令时用 23、敕正万邦之宝，以诰外国 青玉 方三寸八分 厚一寸四分 盘龙纽 高二寸三分 训示万国之中，给外国降旨时用 24、敕正万民之宝，以诰四方 青玉 方四寸一分 厚一寸四分 交龙纽 高二寸 训示四方百姓印，诏告四方百姓时用 25、广运之宝，以谨封识 墨玉 方六寸 厚二寸 交龙纽 高三寸 弘扬天运之中，以重视旌表纪念。[4] 清皇帝之宝  檀香木质地的“皇帝之宝”在乾隆钦定的这二十五宝中，保留了两方“皇帝之宝”。一方为青玉质地，方三寸九分，厚一寸，交龙纽，这方宝玺的独特在于不仅是先帝遗下的宝玺，而且是乾隆以前众多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清书篆体的宝玺。另外一方“皇帝之宝”，质地为檀香木，满汉篆文合璧，左满右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七分，盘龙纽。这是清帝众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由于那方青玉的“皇帝之宝”被列为先祖的传国玺，尽管宝谱上规定了其功用为“以布诏敕者”，实际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倒是在日常公务中发布诏令文书，住注用木质的“皇帝之宝”，也就是说，实际上木质的“皇帝之宝”不但具有“以肃法驾”的功能，同时还具有”以布诏敕”的功能。通过对清代皇帝诏令文书中宝玺的使用状况统计来看，用得最频繁的正是这方木质的“皇帝宝玺”。  二十五宝玺之大清嗣天子宝这方木质“皇帝之宝”之所以在25宝中被列于除前四方传国玺宝外的21方日常公务宝玺的首位，说明了它的重要。而按规定交泰殿的25宝照例是不准出乾清门的，只有这方木质的“皇帝之宝”是个例外。据史载：凡皇上行围及驻跸圆明园，这方木质“皇帝之宝”都要随驾。当然其制度十分的严格。通常由内阁典籍厅提前发文知会交泰殿管印内监，届时典籍官会同内阁学士一同前注乾清宫，交泰殿的太监将宝玺请出，双方在乾清门西一间的厢房中一同打开宝匣，由学士验明后，放入匣中锁好，典籍官捧出景运门。到内阁制诰房，学士打开宝匣，交与护宝侍读学土验明锁好。由专门的人员用黄布包好，并用九条黄布带周匝捆妥，而后由专门的背宝官背好上马与护宝官们一起进发。到了所在地，则交与当地行宫的太监验明保管，以备皇帝所用。回銮时，依然由内阁学士向当地行宫的管宝太监请宝，验明后，交由护宝官、背宝官负责。回到大内，护宝、背宝官在诰敕房开宝交与学土验明锁好，由典籍官捧之入宫，依旧在乾清宫西一间与交泰殿内监开匣验宝，并由首领太监确认后，由内监锁好后捧入交泰殿安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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