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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平是《三国演义》中被杀的三个医生（包括一名巫医）之一，他的死与疾病无关，却提出一个重大的医学伦理问题。
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吉太医下毒遭刑》中，国舅董承受献帝衣带诏后，纠集三四子，欲谋杀曹操而不得其便。太医吉平因缘际会，加入这个政治谋杀团伙。他是曹操的私人医生，经常为曹治“头风”（实乃“青光眼”的误诊，见《枭雄之死》），只需“一服毒药”即可杀之，不费一兵一枪。这本是绝妙计策，可惜被一个家奴告密，曹操于是诈病“召吉平用药”，吉平果然“暗下毒药”，被曹操识破拿下。曹曰：“吾岂有疾，特试汝耳！汝果有害我之心！”之后是不亚于传说中渣滓洞里的严刑拷打，而吉平的表现堪比烈士，只在曹操要割掉其舌头时，“熬刑不过”，寻机“撞阶而死”。到底比江姐差一点点。
有论者认为，吉平乃“医国之医”，较之“医病之医”更为伟大。吉平之死固非医生之死，而是“革命者”之死。但以唯物史观看，他为之而死的董承一党并不比曹操更具有“先进性”，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他的死可谓轻如鸿毛。这不是我所关注的。
我关注的是，作为医生，可以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毒杀所诊治的患者吗？这是一个严重的医学伦理问题。
在中国古代医学伦理中对此有不太明确的主张，如《大医精诚论》中有“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其中的“怨”包括政敌甚至仇人吗？从历史中很难找到一个实例。中医对病人实际上是很有选择性的，扁鹊在《六不治》中理直气壮的表示“骄恣不论于理者，一不治也。”更不要说对汉奸卖国贼杀人犯了。
在韩剧《大长今》中，明确提出了这一命题。长今在医女面试时，郑主簿问，如果一个仇人作为病人在她面前，是治还是不治？九死一生，身负血海深仇的长今回答此问题时犹豫难决。但最后她终于明白，“医术是用来救人而不是害人的!”所以，当谋害母亲和老师的元凶崔尚宫生病时，她仍然能够坚守医者的原则，予以尽心治疗。这才是一个伟大的医生！
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有一句“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与《大医精诚论》一般，是并不明确的原则。到1948年，世界医学会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以作为全世界医生的道德规范，终于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我决不让我对病人的义务受到种族、宗教、国籍、政党和政治或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考虑的干扰。”这是医生应该遵守的最高道德准则，它把生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超越了一切政治。1988年美国E.D.彼莱格里诺和D.C.托马斯马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后希波克拉底誓言”，决然承诺“决不参与直接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即使为了仁慈的理由，或应国家的要求，或任何其他的理由。” 这是对吉平谋杀病人行为最直接的否定。
是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一名医生以其医术去谋杀一名患者！
作为一名医生，我决不歌颂吉平！
（作者：棒棒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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