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非绝症，其治在脾”是笔者等近20年来，用经验方治疗癌症的心得体会。此方药性平妥，近于食疗，且药源广、药价低廉。中医有“异病同治”的理论，此方非但对癌症有效，对乳腺增生、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胃炎、胃溃疡、骨髓炎、糖尿病人肢体溃疡，诸外科久败疮疡等亦均有疗效。
病有轻、重、缓、急之别，对慢性重病，乃至终生难愈之疾，中医最讲治本。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氏有句名言：“病人的本能，就是病人的医生；医生的责任，是帮助本能”实际即中医《内经》所指“治本”之道，二者如出一辙。盖重症痼疾，凡药物本身，难于直接作用于内，外诸邪者，取治本，即恢复病人本能的疗法，往往应手取效。
现代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蕴藏有巨大的抗病能力，这种潜力如被调动得法，将能较平素提高几十倍乃至百倍，如此强大的自身本能，对任何毒害性物质，包括癌细胞、艾滋病病毒等顽敌，都将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问题是当前世界科学研究，尚不能达此境界而已。
20年实践证实，此验方即已臻此境界，其治疗立法是益气健脾、但与常方配伍不同；其选药以“甘”味药为主、甘入脾，医者尽知、唯“甘药调、回生理”深寓哲理。故此方集医、易为一炉、配伍精宜、确有巧夺天工之妙用。
前人说：“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勿耗气、遗精不涩泄、知得个中趣，方为医中杰。”名医冉雪峰说：“方成无药”即指此类治本，不治标的方药而言，非医中之佼佼者难达此化境。
医者仁术。大医孙思邈有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济世活人乃医者之天职。笔者等偶得此方，不愿据为己有，曾多次“毛遂自荐”向有关部门献出此方，但均未能得到专家学者的青睐。今发表此文，仍本初衷，公开向社会许诺，倘医药科研单位，认为此方有科研价值；凡医疗单位，能在保密情况下试用此方者（此方暂不宜公开），笔者均愿无偿、无任何附加条件的奉献此方，只要它能对人类健康事业有益，则笔者等于愿已足。
传闻大科学家杨振宁博士曾有预言“中国人有拿诺贝尔奖的，将是在中医学领域”，果有此言，笔者等自信，以次验方为契机，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升华，不排除实现这位大科学家预言的可能性，根据是无可争议的，实事求是的医疗成果。
癌非绝症 其治在脾
唐连毓
笔者自幼酷爱中医，但未能以医为业。今年已八旬，仍是个诚挚的业余爱好者。限于水平和条件，本不可能涉猎于癌症的治疗和研究，但由于机缘巧合，偶得一民间验方，试之，经屡用皆验。
经过是：70年代初，偶与老友柏岳同道谈及外科疮疡的治疗，他介绍一个某友家传秘方，用治久败疮疡有特效。后经使用，果如所言。
1984年7月，笔者自患前列腺病，经北医三院一外科名教授亲诊，认为癌的可能性大，建议去北大泌尿研究所活检后手术治疗。活检预约在二周之后，此间，本中医“异病同治”的理论，试用此方11天。届活检时，医生初步即觉诧异，因肿物已不复存在。经取样活检亦证明一切正常。
1986年春，马某，男，51岁，经某医院确诊为胃癌，因本人不愿手术，遂用此方，约二月告愈，至今仍健在。事隔9年，于1995年，本单位张某，女，53岁，肺癌；1996年本厂某厂长，男，69岁，韩某，男，61岁，均是肺癌；1997本厂职工王某，男，51岁，胃癌 ；1998年本厂杨某，男，73岁，肝癌。前后共五人，均经此方治愈。疗程最短一周（胃癌，肿瘤2.0*0.8）最长三个月（晚期肝癌），平均疗程42.2天。
自此，治癌之声名小噪。截至2001年末，笔者与老友柏岳及其子柏德新共用此方治疗55例。其中肺15例、肝7例、乳腺6例、胃5例、食道4例、淋巴4例、骨3例、前列腺2例、咽喉2例、子宫、胰腺、结肠、腮腺、脑、前纵隔、胆管各1例。其中10例，医院确诊为肿瘤，在未定性前即被用药消失；1例脑瘤，被定为良性；其余44例，均经医院定性为恶性肿瘤。临床治愈29例，占52.7%；显效13例，占23.6%；有效7例，占12.7%；无效6例，占11%；总有效率89%。因笔者不是职业医生，在掌握疗效判定标准上，可能会有出入，但治愈病例中，很多生存期已在5年以上，人均健在。更重点说明的是，凡未经手术及放、化疗的病人，治愈率就高（共16例，治愈15例，治愈率是93.8%）。
可以想象，这一治疗效果，很难令人相信，或竟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因为它是凭一张民间单方，又出自几个默默无闻的业余爱好者之手，但这又确是事实，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为病人健在，有经诊医院病例在，可供核查落实。柏岳同道也是位业余爱好者，他又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们都已是耄耋之年，名利二字早已漠然，且为人治病从未收过任何报酬，所治病人非亲即友，没有任何必要 夸大事实。
此方何以由此良效？兹不揣浅陋，粗陈管见如下，籍以就教于同道明哲。
中医治病要讲理、法、方、药。法—是在理论指导下而立，如果理和法有误，则方和药即无庸谈及，因为它越好越是“南辕北辙”。对癌症的治法，近半个世纪以来，西医是手术、放疗、化疗，号称“三足鼎立”；而中医则是以“辨证论治”为基础，亦可归纳成三法：一、扶正，即补法。此法在于调整病人的生理本能，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如日本医生矢数道明氏用“归脾汤”原方治验肿瘤的报道即属此法见《汉方治疗百话择编》63)；二、扶正祛邪，即攻补两用法，攻邪而不伤正，可得两全，故中医所通用、赏用；三、以毒攻毒，可称为祛邪安正法。其理论根据是直去其邪以安其正，邪去则正自复。此法类似化疗，是用峻烈毒性药品，直接杀伤癌细胞，如用之得当，可收速效，但不易掌握。此三法见仁见智，前提是“辩证无误”，（中医得“证”不同于西医的“病”），可收殊途同归之效。总之，中医治病，是以理、法为纲，方、药为目，纲举目张，此自然之理。
为探讨理、法这一关键问题，拟首先引用现代科学，西医权威肿瘤学家的有关论述，与古老的中医理论相印证，一是可以说明中医学不科学的超前科学性（尹某些人贬中医为不科学）；二是通过中西医统一理论，提供给患者一个参考资料。
徐泽教授是位西医外科专家，博士生导师，曾做过6000余例癌症外科手术。1985年，对他所做的3000余例患者信访，结果发现大部分病人均于2-3年内，甚至术后数月内即复发转移而死亡。其原因是术后未再到外科复诊，便到肿瘤科或肿瘤医院做放化疗法。通过这一现实，徐教授认为：任何研究癌症术后复发和转移的方法，才是提高术后远期疗效，才是提高病人术后生存期的关键问题。为此，他于1987年开始试验肿瘤研究，实行癌细胞移植，建立肿瘤动物模型，至2001年将研究成果，写成《癌症治疗新认识和新模式》一书问世。手术、放疗、化疗，在该书中被称作“传统疗法”。传统疗法为什么不能控制复发转移和死亡率？在书的前言中说：“（1）传统放化疗抑制免疫功能，抑制骨髓造血功能；（2）传统静脉化疗为间断治疗，而间歇期癌细胞仍继续增殖分裂；（3）传统疗法损害宿主，因为化疗细胞药为“双刃剑”，既杀癌细胞又杀正常细胞；（4）传统疗法目标只注重化疗能杀癌细胞，而忽视了宿主本身对癌的抵抗力，因为肿瘤的发生与发展决定于宿主免疫力的高低及肿瘤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即决定于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与宿主对制约因素的影响两者比势，如两者平衡则控制，失衡则进展。传统放化疗都是促使免疫力功能下降的，有可能使得两者比势更加失衡；（5）传统疗法损害中枢免疫器官，癌症时胸腺已受抑制，而化疗又抑制骨髓，有如“雪上加霜”。使整个免疫器官损害而未能有效保护；（6）传统疗法为损害疗法，对病人抗病能力有一定打击，而未予有效保护；（7）传统疗法忽视了人体本身的抗癌能力，忽视了宿主体内抗癌系统的抗癌细胞（细胞群，细胞群，细胞群，巨噬细胞群，细胞群）的作用；忽视了宿主体内的抑癌基因及抑癌转移基因的作用（人体内有癌基因及抑癌基因，也有癌转移基因及抑癌转移基因）；忽视了宿主体内的神经体液系统作用及内分泌激素作用；忽视了人体的抗癌机构及其影响因素作用，以及其对宿主机体本身 抗癌的调节、平衡、稳定的作用；忽视了人体本身抗癌的内在因素未予激活、调动，而只是一味追杀癌细胞，并不全符合当今所认识的生物学特性的实际情况，如癌细胞侵袭行为；转移环节及多个步骤；复发的诱因，千伏数月、数年又复发。当前人们已经认识到抗肿瘤药并不一定能抗转移；抗转移药也不一定能抗肿瘤。
《生活与健康》杂志社顾问杨昆大夫方表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肿瘤学家何裕民教授关于“高龄老人也能带癌生存”的短篇报道。原文是：“80岁以上老人因其他原因死亡而解剖尸体者，约1/4发现体内有癌肿，但他们生前并未觉察，也未对健康构成任何危害，这是因为老人患者癌细胞的生物活性锐减，通常发展缓慢；同时老年人感觉相对迟钝，有些症状也就不很明显。”
“现代医学之所要承认和强调“带癌生存”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患者的心理状态、治疗效果，而且关系到医学的治癌观念和方法，以及治疗立足点的根本转变。目前对癌症的经典治疗方法有手术、放疗、和化疗。放疗用放射线杀死癌细胞的方法，即将癌细胞“烧死”；化疗是用化学药物将癌细胞“毒死”。医学研究证实，手术和放化疗在清除和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也是人体正常组织和免疫系统遭受很大的损害，机体也很难利用其免疫监控、杀伤功能，及时清除转移和复发的癌细胞，在手术和放化疗中残存的癌细胞具有更顽固的生长特性，一旦具备了合适的环境，它就会以比自然生长快200倍的速度生长，同时释放出一些特殊物质，同时并破坏周围的正常组织，进入血液转移、复发。挥舞放化疗这把锋利的“双刃剑”，敌我不分的乱杀滥砍，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的造血系统和免疫功能。这种恶性循环的漩涡所淹没的正是人类攻克癌症的希望。抑制肿瘤生长的免疫屏障被破坏，又如何再度对生命及其顽固的癌细胞，实行有效的抵抗呢？许多长期接受化疗的癌症病人体制越来越弱，肿瘤复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肿瘤生长得越来越快，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我们应该走出误区，另辟蹊径。”
“科学研究证明，人体内蕴藏的抗癌能力是巨大的。若被调动发挥得当，他的抗癌力将高出平时数十倍。更何况从内部调解任体的免疫平衡没有任何副作用。这样，我们就不必以牺牲正常细胞为代价来对癌细胞进行斩尽杀绝，让他们在体内和平共处，是癌细胞也变成向糖尿病、心脏病一样的普通疾病。”（摘自《中国电视报》2002.21期）
综上所述：徐泽教授通过3000余例病人的随访及多年试验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放化疗法弊大于利，不能延长病人的生存期；何裕民教授则通过尸体解剖，得出人可以带癌生存的结论，也同时指出放化疗的种种弊端，得不偿失，故大声疾呼，要“走出误区，另辟蹊径 ”。
如何“走出误区，另辟蹊径 ？徐泽教授是从200多种中药中筛选出48种确实有抗癌、抑癌成分的中药用于临床和研究；何裕民教授则指出：与其用放化疗杀癌不成，反受其害，甚至加速死亡，不如用“零毒化疗”，即无毒的中医药治疗，可以延长生命！这是现代科学、专家学者对癌症治疗的最新观点。
以下谈谈中医—我们的先人对癌症治疗的主张，包括理和法：中医理论，当以《黄帝内经》为圭臬。（以下简称《内经》），而后下及后世诸家。
癌—古无此病名，但不等于古无此病。大致生于体内的，相当于中医的积聚、症瘕、痃癖之类；生于体表的，相当于外科四大症的乳岩、肾岩、舌菌、失荣诸疾。
“积聚”一名，出自《灵枢.五变》原文谓：“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何以侯之？少俞答曰：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伤脾胃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蓄积留止，大聚乃起。”经文大意是，肿瘤形成的病因病机是身体虚弱的人，首先是脾胃功能不好，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由于外邪的伤害则脾胃功能更加受损，如此反复因果，久而久之，乃酿成大患。
关于外科四大症的成因，诸家多责之于饮食和七情、六气，唯清.陈士铎非之，他在[洞天奥旨]里说：“┄┄但天地六气无岁不有，人之七情何时不发，乃有有病，有无病，何也？盖气血旺，则外邪不能感‘气血衰，则内正不能拒。此所以六气之伤，伤于气血之亏；七情之伤，亦伤于气血之乏也。”
中医所谓的虚，相当于西医的生理功能减退。如与疾病相对而言，更指免疫器官和免疫功能的低下。前人说，不知其虚，安问其余?癌症即属虚症，治疗自当用补，故大医学家金.张元素本《内经》之旨，对积聚治疗的立论是：“盖积聚症瘕，必由元气之不足，不能运行而致之。欲其消散，必借脾胃气旺，能渐渐消磨开散，以收平复之功。如一味克消，则脾胃愈弱，后
癌非绝症 其治在脾
唐连毓
笔者自幼酷爱中医，但未能以医为业。今年已八旬，仍是个诚挚的业余爱好者。限于水平和条件，本不可能涉猎于癌症的治疗和研究，但由于机缘巧合，偶得一民间验方，试之，经屡用皆验。
经过是：70年代初，偶与老友柏岳同道谈及外科疮疡的治疗，他介绍一个某友家传秘方，用治久败疮疡有特效。后经使用，果如所言。
1984年7月，笔者自患前列腺病，经北医三院一外科名教授亲诊，认为癌的可能性大，建议去北大泌尿研究所活检后手术治疗。活检预约在二周之后，此间，本中医“异病同治”的理论，试用此方11天。届活检时，医生初步即觉诧异，因肿物已不复存在。经取样活检亦证明一切正常。
1986年春，马某，男，51岁，经某医院确诊为胃癌，因本人不愿手术，遂用此方，约二月告愈，至今仍健在。事隔9年，于1995年，本单位张某，女，53岁，肺癌；1996年本厂某厂长，男，69岁，韩某，男，61岁，均是肺癌；1997本厂职工王某，男，51岁，胃癌 ；1998年本厂杨某，男，73岁，肝癌。前后共五人，均经此方治愈。疗程最短一周（胃癌，肿瘤2.0*0.8）最长三个月（晚期肝癌），平均疗程42.2天。
自此，治癌之声名小噪。截至2001年末，笔者与老友柏岳及其子柏德新共用此方治疗55例。其中肺15例、肝7例、乳腺6例、胃5例、食道4例、淋巴4例、骨3例、前列腺2例、咽喉2例、子宫、胰腺、结肠、腮腺、脑、前纵隔、胆管各1例。其中10例，医院确诊为肿瘤，在未定性前即被用药消失；1例脑瘤，被定为良性；其余44例，均经医院定性为恶性肿瘤。临床治愈29例，占52.7%；显效13例，占23.6%；有效7例，占12.7%；无效6例，占11%；总有效率89%。因笔者不是职业医生，在掌握疗效判定标准上，可能会有出入，但治愈病例中，很多生存期已在5年以上，人均健在。更重点说明的是，凡未经手术及放、化疗的病人，治愈率就高（共16例，治愈15例，治愈率是93.8%）。
可以想象，这一治疗效果，很难令人相信，或竟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因为它是凭一张民间单方，又出自几个默默无闻的业余爱好者之手，但这又确是事实，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为病人健在，有经诊医院病例在，可供核查落实。柏岳同道也是位业余爱好者，他又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们都已是耄耋之年，名利二字早已漠然，且为人治病从未收过任何报酬，所治病人非亲即友，没有任何必要 夸大事实。
此方何以由此良效？兹不揣浅陋，粗陈管见如下，籍以就教于同道明哲。
中医治病要讲理、法、方、药。法—是在理论指导下而立，如果理和法有误，则方和药即无庸谈及，因为它越好越是“南辕北辙”。对癌症的治法，近半个世纪以来，西医是手术、放疗、化疗，号称“三足鼎立”；而中医则是以“辨证论治”为基础，亦可归纳成三法：一、扶正，即补法。此法在于调整病人的生理本能，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如日本医生矢数道明氏用“归脾汤”原方治验肿瘤的报道即属此法见《汉方治疗百话择编》63)；二、扶正祛邪，即攻补两用法，攻邪而不伤正，可得两全，故中医所通用、赏用；三、以毒攻毒，可称为祛邪安正法。其理论根据是直去其邪以安其正，邪去则正自复。此法类似化疗，是用峻烈毒性药品，直接杀伤癌细胞，如用之得当，可收速效，但不易掌握。此三法见仁见智，前提是“辩证无误”，（中医得“证”不同于西医的“病”），可收殊途同归之效。总之，中医治病，是以理、法为纲，方、药为目，纲举目张，此自然之理。
为探讨理、法这一关键问题，拟首先引用现代科学，西医权威肿瘤学家的有关论述，与古老的中医理论相印证，一是可以说明中医学不科学的超前科学性（尹某些人贬中医为不科学）；二是通过中西医统一理论，提供给患者一个参考资料。
徐泽教授是位西医外科专家，博士生导师，曾做过6000余例癌症外科手术。1985年，对他所做的3000余例患者信访，结果发现大部分病人均于2-3年内，甚至术后数月内即复发转移而死亡。其原因是术后未再到外科复诊，便到肿瘤科或肿瘤医院做放化疗法。通过这一现实，徐教授认为：任何研究癌症术后复发和转移的方法，才是提高术后远期疗效，才是提高病人术后生存期的关键问题。为此，他于1987年开始试验肿瘤研究，实行癌细胞移植，建立肿瘤动物模型，至2001年将研究成果，写成《癌症治疗新认识和新模式》一书问世。手术、放疗、化疗，在该书中被称作“传统疗法”。传统疗法为什么不能控制复发转移和死亡率？在书的前言中说：“（1）传统放化疗抑制免疫功能，抑制骨髓造血功能；（2）传统静脉化疗为间断治疗，而间歇期癌细胞仍继续增殖分裂；（3）传统疗法损害宿主，因为化疗细胞药为“双刃剑”，既杀癌细胞又杀正常细胞；（4）传统疗法目标只注重化疗能杀癌细胞，而忽视了宿主本身对癌的抵抗力，因为肿瘤的发生与发展决定于宿主免疫力的高低及肿瘤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即决定于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与宿主对制约因素的影响两者比势，如两者平衡则控制，失衡则进展。传统放化疗都是促使免疫力功能下降的，有可能使得两者比势更加失衡；（5）传统疗法损害中枢免疫器官，癌症时胸腺已受抑制，而化疗又抑制骨髓，有如“雪上加霜”。使整个免疫器官损害而未能有效保护；（6）传统疗法为损害疗法，对病人抗病能力有一定打击，而未予有效保护；（7）传统疗法忽视了人体本身的抗癌能力，忽视了宿主体内抗癌系统的抗癌细胞（细胞群，细胞群，细胞群，巨噬细胞群，细胞群）的作用；忽视了宿主体内的抑癌基因及抑癌转移基因的作用（人体内有癌基因及抑癌基因，也有癌转移基因及抑癌转移基因）；忽视了宿主体内的神经体液系统作用及内分泌激素作用；忽视了人体的抗癌机构及其影响因素作用，以及其对宿主机体本身 抗癌的调节、平衡、稳定的作用；忽视了人体本身抗癌的内在因素未予激活、调动，而只是一味追杀癌细胞，并不全符合当今所认识的生物学特性的实际情况，如癌细胞侵袭行为；转移环节及多个步骤；复发的诱因，千伏数月、数年又复发。当前人们已经认识到抗肿瘤药并不一定能抗转移；抗转移药也不一定能抗肿瘤。
《生活与健康》杂志社顾问杨昆大夫方表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肿瘤学家何裕民教授关于“高龄老人也能带癌生存”的短篇报道。原文是：“80岁以上老人因其他原因死亡而解剖尸体者，约1/4发现体内有癌肿，但他们生前并未觉察，也未对健康构成任何危害，这是因为老人患者癌细胞的生物活性锐减，通常发展缓慢；同时老年人感觉相对迟钝，有些症状也就不很明显。”
“现代医学之所要承认和强调“带癌生存”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患者的心理状态、治疗效果，而且关系到医学的治癌观念和方法，以及治疗立足点的根本转变。目前对癌症的经典治疗方法有手术、放疗、和化疗。放疗用放射线杀死癌细胞的方法，即将癌细胞“烧死”；化疗是用化学药物将癌细胞“毒死”。医学研究证实，手术和放化疗在清除和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也是人体正常组织和免疫系统遭受很大的损害，机体也很难利用其免疫监控、杀伤功能，及时清除转移和复发的癌细胞，在手术和放化疗中残存的癌细胞具有更顽固的生长特性，一旦具备了合适的环境，它就会以比自然生长快200倍的速度生长，同时释放出一些特殊物质，同时并破坏周围的正常组织，进入血液转移、复发。挥舞放化疗这把锋利的“双刃剑”，敌我不分的乱杀滥砍，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的造血系统和免疫功能。这种恶性循环的漩涡所淹没的正是人类攻克癌症的希望。抑制肿瘤生长的免疫屏障被破坏，又如何再度对生命及其顽固的癌细胞，实行有效的抵抗呢？许多长期接受化疗的癌症病人体制越来越弱，肿瘤复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肿瘤生长得越来越快，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我们应该走出误区，另辟蹊径。”
“科学研究证明，人体内蕴藏的抗癌能力是巨大的。若被调动发挥得当，他的抗癌力将高出平时数十倍。更何况从内部调解任体的免疫平衡没有任何副作用。这样，我们就不必以牺牲正常细胞为代价来对癌细胞进行斩尽杀绝，让他们在体内和平共处，是癌细胞也变成向糖尿病、心脏病一样的普通疾病。”（摘自《中国电视报》2002.21期）
综上所述：徐泽教授通过3000余例病人的随访及多年试验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放化疗法弊大于利，不能延长病人的生存期；何裕民教授则通过尸体解剖，得出人可以带癌生存的结论，也同时指出放化疗的种种弊端，得不偿失，故大声疾呼，要“走出误区，另辟蹊径 ”。
如何“走出误区，另辟蹊径 ？徐泽教授是从200多种中药中筛选出48种确实有抗癌、抑癌成分的中药用于临床和研究；何裕民教授则指出：与其用放化疗杀癌不成，反受其害，甚至加速死亡，不如用“零毒化疗”，即无毒的中医药治疗，可以延长生命！这是现代科学、专家学者对癌症治疗的最新观点。
以下谈谈中医—我们的先人对癌症治疗的主张，包括理和法：中医理论，当以《黄帝内经》为圭臬。（以下简称《内经》），而后下及后世诸家。
癌—古无此病名，但不等于古无此病。大致生于体内的，相当于中医的积聚、症瘕、痃癖之类；生于体表的，相当于外科四大症的乳岩、肾岩、舌菌、失荣诸疾。
“积聚”一名，出自《灵枢.五变》原文谓：“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何以侯之？少俞答曰：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伤脾胃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蓄积留止，大聚乃起。”经文大意是，肿瘤形成的病因病机是身体虚弱的人，首先是脾胃功能不好，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由于外邪的伤害则脾胃功能更加受损，如此反复因果，久而久之，乃酿成大患。
关于外科四大症的成因，诸家多责之于饮食和七情、六气，唯清.陈士铎非之，他在[洞天奥旨]里说：“┄┄但天地六气无岁不有，人之七情何时不发，乃有有病，有无病，何也？盖气血旺，则外邪不能感‘气血衰，则内正不能拒。此所以六气之伤，伤于气血之亏；七情之伤，亦伤于气血之乏也。”
中医所谓的虚，相当于西医的生理功能减退。如与疾病相对而言，更指免疫器官和免疫功能的低下。前人说，不知其虚，安问其余?癌症即属虚症，治疗自当用补，故大医学家金.张元素本《内经》之旨，对积聚治疗的立论是：“盖积聚症瘕，必由元气之不足，不能运行而致之。欲其消散，必借脾胃气旺，能渐渐消磨开散，以收平复之功。如一味克消，则脾胃愈弱，后天气愈亏，故见故者不去，新者复生矣！戒之哉！”
“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但治其病，而不顾其命，悲哉！人之生存于世者元气耳，元气足，则腠理固，而外邪不能侵，内邪无由生。元气一虚，则万病从生。是故人之有病，无不由于元气之先虚。既由元气虚而致病，治之不用补而专用攻伐，试问病人之性命，托付于医者之手，医预保其命，而治其病乎？亦是但治其病，而不顾其命乎？如此治病，其不天亡者几希？”
以上是古人对癌症病因病机及治疗原则的有关论述。但是中医理论比较抽象，特别是某些术语，更不易为局外人所理解。因此，仍需引用现代科学的有关论述，以便两相对应。天气愈亏，故见故者不去，新者复生矣！戒之哉！”
“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但治其病，而不顾其命，悲哉！人之生存于世者元气耳，元气足，则腠理固，而外邪不能侵，内邪无由生。元气一虚，则万病从生。是故人之有病，无不由于元气之先虚。既由元气虚而致病，治之不用补而专用攻伐，试问病人之性命，托付于医者之手，医预保其命，而治其病乎？亦是但治其病，而不顾其命乎？如此治病，其不天亡者几希？”
以上是古人对癌症病因病机及治疗原则的有关论述。但是中医理论比较抽象，特别是某些术语，更不易为局外人所理解。因此，仍需引用现代科学的有关论述，以便两相对应。
癌非绝症 其治在脾（三）--抗癌文摘
徐泽教授的新著《癌症治疗新认识和新模式》一书，是部权威性佳著。原著第十章第一部分：“人为什么会得癌症？为什么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有人得癌，有人不得癌？是机体内因？是外因？还是内外因？”其结论是从制造荷癌动物模型而得。初用400只动物，做了100次的癌细胞移植，均告失败。后切除免疫器官，或注射免疫抑制剂，移植5-6天后，即生出黄豆大的结节，10-21天生长至拇指大的肿瘤，再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最后得出肯定的结论：“先有免疫功能低下，而后才有癌的发生和发展。提高及保持良好的免疫功能，保护好良好的免疫器官，才是防止癌发生发展的重要措施。”
以上科学实验证实，癌的成因，在于免疫功能低下；中医理论在于元气之虚；二者只是所用术语不同，结论是一致的。
在治疗上，古人认为用以毒攻毒的功伐之法，实际是“但治其病，不顾其命”的伤害疗法。对此，徐著第三章第二部分谈到：“……病人的中枢免疫器官胸腺本来已遭受肿瘤因子抑制而渐萎缩减弱或丧失其功能，如今又加上化疗细胞毒药对骨髓的抑制打击，则病人的中枢免疫器官全部遭受其害，周边免疫器官淋巴结又遭受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使其减弱部分功能，如此则造成病人胸腺、骨髓、淋巴结等免疫器官均受到损害。免疫功能本已受到抑制又加上化疗药对免疫器官的损害，进一步造成免疫功能下降，有如雪上加霜……”
化疗药被称为细胞毒药，其作用是毒杀癌细胞。但它又是双刃剑，敌我不分，见细胞就杀，结果是两败俱伤，玉石俱焚，同样与中医理论吻合。
本文扉页是：“癌非绝症，其治在脾”，对此，徐著第十一章139页：“……脾脏为机体最大的外周免疫器官，能产生免疫淋巴细胞和抗体，并能产生抗肿瘤的体液因子—Tuftisin。当癌细胞侵入机体的早期，脾脏受到刺激发生反应，细胞增殖活跃，功能旺盛，产生较多的免疫效应细胞和淋巴因子而抑制肿瘤的生长……”第134页：“近20年来，人们发现脾脏不仅在抗感染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抗肿瘤免疫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作用机理可能是通过NK细胞，巨噬细胞（Mq）细胞，LAK细胞，TH/Ti细胞,B细胞，TS细胞等细胞免疫作用，通过分泌Tuftisin，TNF因子，IL—2干扰素，补体，抗体等淋巴因子来杀伤肿瘤细胞。”
人体有四大免疫器官，胸腺、骨髓等被称为中枢免疫器官，淋巴结，脾脏被称为周边免疫器官。当人体受到癌细胞侵袭时，其他三个器官很快出现萎缩，失去其免疫效用，唯有脾脏尚能孤军奋战（徐教授据此用中药创建“益气补脾汤”一方已用于临床。）故古人治积聚，从脾入手的正确性，同样得到了科学实验的证实。
应当指出，中医所谓的脾并非一致，他另外还包括很多功能，如：脾主后天、主统血、主运化、主升清、主四肢、主肌肉等。素问.灵兰秘典》：“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六节脏象》：“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波相成，神乃自生。”这两节经文，似侧重于胃而言，但脾胃互为表里，脾脉络于胃，胃主受纳，脾施运化，故实际是泛指脾胃而言。经文大意是：五味入于胃，经消化吸收，其精微由脾内注五脏六腑，以养五脏六腑之气。脏腑之气和谐充盈，始保有生化之机，津液随之生成，证企业就在此基础上自然生成。
中医非常重视气的作用，如元气、正气、真气等等。气是无形的，它包括元阴和元阳之气，禀受于先天，由先天之精所化，它发源于肾（包括命门），藏于丹田；亦即生命的动力。如对疾病来说，它又是人体的抗病能力，起免疫功能的作用。故《内经》中反复强调：“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不得独伤人”等等。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字明之，号东垣），创“补土派”。他的理论大意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盖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五行属土，土为万物之母，常得冲和之气，以养五脏六腑之气血。如脾胃有伤，则五脏六腑之资源匮乏，且泌清别浊之功失权，势必造成整体功能的衰败紊乱，特别是后天之气，发生于脾胃，如脾胃功能不强，则元气自然不足……”
有人说：“人体自有大药”。这个大药，就是指人体的自然疗能。这种疗能的强弱，决定于元气的盛衰，因为它囊括了全部免疫系统和免疫功能。
如上所述，元气之盛衰其根在脾，培补脾胃可生发元气，亦可提高免疫功能，从而起到消灭癌细胞的作用。
理论来源于实践，这张验方，通过重补脾胃取效，故笔者得出“癌非绝症，其治在脾”的结论。以上是中医治疗癌症的理论和立法。
以下再谈谈中医的方和药：此验方之所以有此良效，除上述在病因病机及治疗立法上与现代科学的高度统一之外，尚有一点是关键，那就是方剂“配伍之巧”。这种巧，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奥秘。对此不举实例难以说明。
例：《金匮要略》甘麦大枣汤方，治妇人脏躁。药仅三味：甘草、小麦、大枣。已故名中医岳美中教授，用治山东某男之精神失常，患者曾二度住专科医院久治无效，岳老用此方小麦、甘草各9克、大枣6枚，七剂告愈，追访三年未复发（见《岳美中医案》96页）。笔者用此方干草9克、小麦30克、大枣10枚，治某女10余年之癫痫，七十年代耗资千余元，因不堪其苦几欲自绝，服此三剂知，十五剂告愈，至今已30余年。愈后结婚，今已抱孙，迄今未复发（此病此治受益于陆渊雷《金匮要略今释》）。对此方的药理，岳老说：“小麦、大枣均是食品，即甘草一味也是甘缓无毒可饵之品，分之，则是日食食品，和之即可治脏躁病，这原因何在呢？是药物一经组成方剂，内中即发生君、臣、佐、使的组合性”即所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作用。”（见《岳美中论医集》160页）陆渊雷氏谓：“古方药理难晓者多，独此方之治癔病，则病理药能丝丝入扣，有玉合子底盖相合之妙。西医对此病无特殊疗法，唯此方有特效！”
经方“茵陈蒿汤”主治黄疸，药即茵陈、栀子、大黄三味。日本东京大学千原吴郎氏根据实验认为：栀子根本无利胆作用，大黄、茵陈利胆作用也微不足道，但此三味组合之后确有显著的利胆作用。证明双方药（日本称中医为汉医）合理配合产生方向转移或出现相乘作用（见《汉医治疗百话摘编》395页）。此类特效方剂，药理难明者不胜枚举 。这张抗癌验方，药味平淡无奇，但其效独特。以其疗效而论，当属此类方剂。
此外，药量也是关键一环。有人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量不足，是杯水车薪之治；药过量又势必伤正。例如清.吴鞠通氏治某产妇之不寐，方用半夏秫米汤。初用半夏一两，不应，改用二两立效，如此反复多次，证实用此方治此病，半夏量不到位无效。笔者治杨某，男，69岁，肾癌，术后转移至肺，经治愈后不寐为苦，诸常法均不应，后改用此方，因半夏有小毒，病人体弱，明知此方之量，但仍不敢冒进，初用30克三剂无效，后改用60克覆杯取效。
岳美中教授治徐姓女之癔病，仍小麦、甘草各9克，大枣6枚。患者之父以其皆为平常食品，取小麦、大枣各一斤，甘草一大把煎汤令随意服之，服后头疼昏睡，病反增剧，月老得知后仍令服原方剂量，数剂霍然。
笔者治焦某，男，51岁，病消渴，辩证属阴虚阳亢，初诊拟山药50克、天花粉30克、地骨皮15克（峡七味略），服七剂后，空腹血糖由374%毫克，降至234%毫克；二诊将生山药增至100克、天花粉50克、地骨皮30克，余药未动，十剂后，血糖非但不降，反上升至302%毫克，且二度出现低血糖症状，知系药过量之过；三诊又复改用一诊原方原量，七剂，血糖降至169%毫克，旬日后介绍人来告血糖已降至正常值。这些实例，足以说明同一方剂，药量与药效的重要关系，也证明“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之说并非妄论。
唐.许胤宗善用单味药疗疾。他说：“病与药值，唯用一物攻之，气纯而愈速……”。金.李杲之“苍术复煎汤”（方出[兰室秘藏]），药共9味，总量138克，而苍术一味，竟用至125克，占总量的90%（此方用治寒湿顽痹，笔者屡用皆有奇验）。所用抗癌验方与此相似，全方总量220克，其中一味补脾药用至167克，占总量的76%。该药滋腻，如此剂量，从常理讲，多有碍胃饱胀之弊，且佐使药中,并无芳香导滞之品。然病人服后大多矢气频转，大便通常增多，饮食知馨。其方之妙用，恒匪夷所思，此盖《内经》“塞因塞用”之理。
方中补益药占90%以上。上海肿瘤研究所钱伯文教授在《当代名医临症精华》肿瘤专辑中报道：“……实验证实，许多补养药中存在许多游离状态或结合状态的的单糖，特别是多聚葡萄糖，具有显著的抗癌活性，这为补药治疗癌症提供了依据……”为了进一步说明补养药抗癌的原理，今试举方中大枣一药；大枣为最寻常之食品，很早以前，国内外就有大枣抗癌的报道。99年5月26日，在《国际癌症康复报》上，刊登了国际抗癌协会常务理事骆和生教授的短篇报道，标题是：“大枣的防癌作用”，内容大意是：“现代研究发现其成分甚多，主要有环磷腺苷（cGMP）、多糖、维生素C、山楂酸、桦木酸、齐墩果酸、亚油酸、大枣皂甙等。在药理方面，大枣能提高机体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使血浆及白细胞中cAMP/cGMP比值增加，能预防化学致癌物如某些亚硝基胍诱发的大鼠胃腺癌及消化道肿瘤。大枣中的山楂酸、桦木酸对小鼠肉瘤180有抑制作用，前者的作用更显著，胜过西药抗癌药5—氟尿嘧啶。”
验方中所用诸补益类药物，大多有类似大枣样的抗癌成分，且又多属双向调节，即一药标本两用。何谓标本？中医说：症者病之标，因者病之本。凡外邪引发的种种症状属标证，药物可直接作用于外邪，即为治标之药。反之，药物本身的功用，不能直接作用于外邪，而是作用于引发本病病因的，即为治本之药。以癌症举例，其成因在于脾虚，用于补脾的药，即为治本之药，今一药具有标本两用之良能，此其组方选药难能可贵之处，故其效亦宏。
此方卓效，综合上述，总结其长有四：
一、 其治在脾的正确性。《内经》论积聚（包括癌症）之成因，在于脾胃之虚；后世诸家本经旨，论治侧重补脾。西医外科名家徐泽教授经15年之实验研究，同样提出治癌治脾的科学论述。古人、今人、中西医不谋而和。而此方的立法恰是如此，其正确性应是无可非议。
二、 伍配之巧。群药组合成方称为配伍。配伍不是有效药物的杂合，要讲“君臣佐使”和“七情相合”。七情即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杀、相反。配伍得法，疗效相得益彰。日本学者所称的转向、相乘的作用即在于此。此验方之配伍，以其疗效论，即已臻此境界。
三、 突出君药之量和选药之精。用药如用兵，兵在精，而不在多，药不贵繁，独取其效。此方突出君药的用量，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倘平均分配兵力，四面围剿，看上去面面俱到，但即或与敌相遇，亦难战而胜之。正如许胤宗所论：“一药偶得，它药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此方药不过10味，量亦不重，然选药皆精，突出重点药之量，一药多用，标而本之，本而标之，且药性皆平妥无毒，宜于寿方久服。
四、 治本是纲中之纲。中医的老生常谈：“治病必求于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如此等等。病因即为病之本，癌之成因，在于脾胃之虚，科学实验证实脾脏是最大免疫器官，其抗癌功能，强于骨髓、胸腺、淋巴等免疫器官，占主导地位。此方具强大的补脾作用，脾的功能旺盛，可产生大量的免疫细胞和抗体，从而战胜和杀灭癌细胞，至于所用药物本身的抗癌作用，其功应居其次。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曾经说：“病人的本能，就是病人的医生，医生是帮助本能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第。实则中医的治本之道，就是帮助病人的本能。
以上是笔者的管窥 测。限于水平，未免挂一漏万，其真实科学原理，尚有待于高贤匡正。毛主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张验方就是从这个宝库中发掘出来的，但它现阶段只能算作一个雏形，如何加以提高，要靠科研机构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等等，非我等业余爱好者所能胜任。
江泽民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曾说：“中国的医药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此言过去和现在都是，未来又将如何？不容乐观。据悉在国际中药市场上，日本、韩国产品占据的份额，竟然高达90%；国内市场上，“洋中药”进口已超过6亿美元，这数额令人震惊。中药作为中国的国粹，出现如此反差，令人费解。
中医学被西方称为“平衡医学”。1926年，美国生理学家坎农，提出“稳态医学”；近代进一步提出“免疫生态疗法”等等。这些所谓的新学说，实际上落后于中医至少是2300余年，因为它是在《黄帝内经》就已提出，也正属中医学的阴阳平衡学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生气通天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密，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古后人总结说：“善治病者调阴阳而已！”在现今的西医学难于解决的种种终身疾患上，在饱尝化学药物毒副作用的伤害下，外国人已有所反思，现正兴起“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之风，注意到植物药的开发研究，特别是对癌症的研究（2001年6月10日《参考消息》刊登“中药抗癌秘方遭美国剽窃，”损失可能达人民币20亿元一案即为明例。）国外一些有识之士、科学家、西药企业家注意到从中医中药中找出路，这就存在一个竞争问题。毋庸置疑，中医药的发源地在中国，是中国的国粹，我们占有绝对优势，但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资金的支持，设施的先进等等优越性也不容忽视！这场竞争鹿死谁手上难预料，如外国人（特别是日韩）领先于我们，则独树一帜豪言壮语就将荡然无存。对此，应引起我们科学家、医药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
传闻大科学家杨振宁博士曾有预言：“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奖的，将是在中医学领域。”
“千方易得，一效难求”；“良方自密，千古罪人。”笔者与柏岳同道均不愿成此罪人。故在致力于为此方寻觅“伯乐”，条件只有一个—只要他具备有高科技手段、能够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向世人宣布：癌—这个人类健康的恶魔，一位中国人中医药所征服，则笔者等于愿已足。
跋
现代医学提出并强调“带癌生存；提出治癌观念、方法、立足点的根本转变问题，这是为什么？是一位传统疗法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不能延长病人的生命，且因其毒副作用，反而起到降低生存的负面作用。对此，文中所引用的两位专家的论述已足以说明。
人—能否真正带癌生存，答案是：“能”！从尸体解剖所见是如此，从2002.11.14《健康报》“话疗”抗癌，受益者海内外达7000人之多的报道也可得到证实；笔者所住的山庄内，有位82岁老人，78年乳腺癌手术后5次复发和转移，她的母亲及姐妹3人均被癌夺取了生命，而她仍健在。笔者问她抗癌的秘诀，她的疗法只有三个字“不怕死。”95年，她拿到了“抗癌明星”证书。然则“话疗”何以能抗癌？结论是因精神心理状态的平衡，可以提高免疫功能。从而取得战胜或与癌和平共处的结果。笔者用此验方治癌，是从自身开始，而后治疗6例全部治愈，当时是创治愈率100%的纪录，而后则有效有不效，原因何在？此6例全是未经手术及放化疗者，健康情况较好，用中医的话说“未伤元气
”。关于元气的重要性，文中已有详论，这里就不再重复。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既是位诗人，又是位养生家。他一生坎坷，确得享85岁高龄。他晚年有首养生诗：“养生孰为本，元气不可亏。秋毫失固守，金丹亦奚为。所以古达人，一意坚自持。魔鬼虽百万，敢犯堂堂师”他不是位医生，但他却总结出元气有伤，虽金丹妙药也无能为力的结论。
笔者有信心地认为，这张验方如能用于肯于作“话疗”的癌症病人，会有较肯定的效果，因为这张验方的立足点，正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强调的“帮助病人的本能”。病人有“话疗”这一精神支柱，在辅以本疗法的扶正效益，必将如何裕民教授所指出的“科学研究表明人体内蕴藏的抗癌能力是巨大的，如被调动发挥得当，它的抗癌力将高出平时数十倍，更何况从内部调节人体的免疫平衡没有任何副作用，且价格低廉，最适合低收入和自费的广大患者。
发表此文的目的，在急于为此良方寻觅“伯乐”。早年柏岳同道就曾写信给当时国家卫生部崔月犁部长；2002年9月2日，又曾写信给儿童医院院长胡亚美教授推荐此方，但迄今没有回音。笔者等于2002年10月曾通信将此方献给“中西医药结合抗癌研究全国协作组湖北组”的组长徐泽教授及来访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王孝涛、蒙光荣二位研究员，其中徐泽教授曾电话告知已投入试验。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一张民间验方随手拈来，似乎难登大雅，但如能实事求是，走访笔者所治病人，便应承认它的现实并予以重视。正如小平同志所说：“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这张验方却能抓着癌症这个毒鼠。
此方虽已献给国家科研单位，但短期内尚难用于临床。据文献报道，全国每年死于癌症的患者，达130万人之多，平均每200户就有一人病癌。有鉴及此，令人有时不我待之感，故借此文声明，由愿试用此方的医疗单位，我们仍可无偿奉献，条件唯一点，收费标准要符合实际成本，不得以此发财致富。
“医必有方，而不执方”。执一不变之方，而御万变之病，这不是中医的主张。此方得柏德新大夫的修订，才有现在的提高。运用此方，如辅以中医的“辨证论治”，西医的现代科学的配合，则疗效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