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42——旱灾中的八路军抗战根据地

八里根 2012-12-25

展开全文

　　温故1942——旱灾中的八路军抗战根据地

　　2012-12-25

　　（本文部分刊登于《凤凰周刊》12月25日发行的相关专题中）1942年，席卷中原地区百年一遇的大旱，让正处于抗战最黑暗时期的中国雪上加霜。天灾并不会选择地方，而是毫不留情地覆盖了大部分中原之地。处在其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自然不能幸免，从1941年开始旱灾席卷了晋冀鲁根据地。粮食歉收，灾荒降临，借用一句刘震云的话，根据地也出现了吃的问题。

　　抗日根据地灾情严重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的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远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地，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注1）

　　这不是“生化危机”或者灾难电影中的画面，而是1942-1944年中原大旱之下，发生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惨状。大灾令根据地遭受重创，饿死因灾而死民众三四十万，逃荒者上百万，某些地区卖老婆孩子，甚至人相食。

　　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1942年六七专区（太行）大部、一四两个专区的一部（注2），麦收仅有三四成。1941年，冀鲁豫区的冠县、堂邑、莘县、聊城、高陵、内黄、清丰、南乐诸县出现旱情，秋粮谦收，冬小麦未能播种；1942年春旱情扩大，秋季又出现蝗灾，形成大面积的重灾区。之后整个晋冀鲁豫边区旱灾继续发展，1943年又发生了更严重的旱灾。这一年的灾情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受灾面积差不多包括太行和冀南的全部、太岳的大部和冀鲁豫的一部分。而以太行四五六专区，冀南一二四六专区，冀鲁豫沙区等地最为严重，成为百年来第一大灾荒。（注3）

　　百年大灾给抗日根据地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相对受灾较轻的太岳行政区，也有部分地区受灾严重，豫晋区地处晋东南与河南交界处，是该区受灾较严重地区之一，被称之为浩劫——

　　特别是现在根据晋城的调查，西土河199户人家中，在去年（1942年）阴历年关时即有60户没有吃的，到今年3月底将有120家陷于饥饿的死亡线上。后里沟74户人家到2月半就有25户（成为）贫农，全村共36家贫农已经绝粮。到2月底，中农也有29户，全村32家势将无法度生到3月半。3家富裕中农（全村共6家富农）也不得不趋于断炊的地步。晋城如此，济源、垣曲更甚之。阳城、阳北、沁水虽比较好些，但也相差不会太多。这也就是说，除了翼城、绛县还可以勉强维到夏收外，其余各地虽然灾情轻重不一，但一般说来也不过坚持生命到3月底而已。（注4）

　　太岳区陷入灾荒的还有二分区即有10万人，士敏、晋北、高平等县灾民，占该县人口总数的25%以上。据士敏县贾峰村调查，原有201户、883人，逃亡的就有38户，饿死者178人。1943年至1944年受灾最严重的士敏县共饿死2647人，逃亡1.1万人，卖掉牲口3099头。（注5）

　　受灾较轻的太岳区已经如此，受灾严重的冀南区情况更加危急——

　　从1943年2月开始，大名、元城每日每村平均死亡5-10人。二分区仅巨鹿县就饿死5000人，因患病而死者3000余人。

　　三分区馆陶北辛头村400户人家有400人饿死。四分区以清江、邱县、企之、广曲最为严重，至4月上旬，四县因饥饿致死者已达4941人。逃亡人数也不断增加，如邱县共有人口8万，其中死亡2万余人，逃亡3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第四军分区各县，由于灾荒疾病死亡8万余人。

　　六分区以清河、垂杨等县灾情最为严重，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之中死亡400余人，黄金庄死亡200余人。垂杨县段芦头一个集日因饥饿倒街而死者30人，有些村庄逃亡人口占2/3。（注6）

　　再如冀南新河、任县、宁南三县共有人口389613，因灾死亡人数就有6797（其中因饿致病，因病致死者多）；据隆平二区21个村的调查统计，原有人口20463，逃亡人数为4238，占总人口20.7%。（注7）

　　据统计，这期间冀南全区死亡人数约20-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注8)

　　在冀鲁豫区，成群结队的灾民抛家离业，携带妻子，逃往非灾区。如井店全镇475户，逃荒者占70%。1943年8月5日至10月17日，在不到两个半月时间，威县南胡帐村170户中死亡230余人，邱县梁二庄300户中死亡人数更多。

　　据不完全统计，高内县逃荒者占50%；鲁西北的堂邑县逃荒者达64%。还有大批人在饥饿中倒下。据不完全统计，沙区的高内县饿死27000人，南乐县饿死17000人，清丰县饿死27000人；鲁西北的聊城县饿死6万余人，冠县的大花园头、烟庄等33个村子饿死11000人。在沙区的东半部，茫茫大地，饿殍横野，户无炊烟，一片荒凉。（注9）灾区人吃人的惨剧也时有发生，原中野一纵旅参谋长黄锐回忆文章中讲到一位母亲吃掉了两岁的儿子，另外在高内县南野庄农民吃掉被打死的土匪。（注10）

　　根据以上统计，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160万人（注11），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抗日根据地救灾措施

　　面对如此大灾，共产党八路军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最早的措施是抢种，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七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七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注12）

　　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注13）

　　而到了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的10月，所拨出的旱灾救济贷款不过十万元。而且仅仅是无利借贷，尚需灾户偿还。（注14）

　　但另一方面因为需要，仍然要出口粮食，比如灾害最严重的42年10月到43年6月，边区运了12万石粮食出口，调剂敌占区游击区灾民，同时换回必需品；调剂内陆灾区粮食，共有89133石（注15）。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是以“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以太行区为例，1942年减免公粮675万斤（注16），该区屯粮数（征收公粮）为58.8万石（注17）。

　　太岳行署在岳北减免公粮37.5万公斤，在岳南减轻公粮75万公斤、公款15万元。（注18），该区屯粮数（征收公粮）为11.5万石（注19）。

　　太行区在1943年-1944年，由边区公粮中拨出赈济和低利借贷粮21000石，发给灾区人民运输脚力费45000石，付给纺织工资米5万石，社会救济7万石，实际用于救灾的各种政府贷款2000万元。总计38.6万石。（注20）两年间人民负担的21%用于赈济。（注21）

　　太岳区43年向灾荒最严重的士敏县贷款626020元，全县负担粮款4760石，政府发给群众达2415石，占全区负担总数的50%。1944年发给群众救济款折合粮2688石。

　　据统计，1943年春天，太岳行署给灾民发放贷款93.8万元，救济粮7.1万公斤，救济谷糠5.87万公斤、麦麸350公斤。44年春天，又发放救济谷糠6.67万公斤。（注22）

　　在冀南，1943年总计，春荒急赈500万元，救济款108万元（冀钞），粮19.4万斤；运输纺织等放款35万元；贷出麦种190万斤。

　　1943年-1944年两年中，冀鲁豫区含冀南用于冀南救灾的粮食达1000万斤（粗粮），1943年秋季种麦，80%的种子是由政府贷出的。冀鲁豫（冀南除外）救济贷款达一亿元（鲁西钞），沙区受灾严重村庄，每户平均可得2400元。（注23）

　　除了急赈和低利借贷的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共产党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第一种是赶脚，组织灾民或外来灾民协助边区政府运送粮食——

　　42年10月太行区一五六专区为根据地自西向东的运粮出口，所以在此地组织灾民参加运输工作，灾民获得脚价。参加运输之灾民共赚的71万1710斤小米脚价。初时非灾民组成运输队（牲口多），脚价一元（每斗）；后来规定灾民运输四次，牲口运输一次，这样让灾民获得利益更多。

　　第二种是组织纺织，由42年秋天开始，43年冬季初春大规模展开。五专区组织各县妇女23960人，纺布16万多斤，得工资38万6255斤小米，22万5698元。总计五六专区，仅以纺织工资数，可解决8138人半年生活问题。

　　第三种其他工作，如兴修水利，磨面等。共付工资24万2129斤小米，能养活3668人半年。（注24）

　　其余各地也组织了相应的兴修水利工作，如太岳区开渠1150里，变旱田为水田1000顷。（注25）

　　其他的赈灾手段包括——生产自救、抢种补种、募捐互济、调粮借粮、勤俭节约、采集野菜等等。

　　以太行区为例，在43年大旱两个半月后，7月28才下雨，于是党政军组织抢种补种，蔬菜和快熟作物，甚至彭德怀也亲自开荒，八路军总部种萝卜三百亩。根据地总结的经验是，通过蔬菜的种植可以减缓粮荒，渡过最危急的时刻。另外根据地的气候特点是43年冬春雨雪足，于是动员原来灾民种冬小麦，结果全区几乎所有灾民都种了小麦，收成160万石。（注26）

　　根据地军民经过三年奋斗，直到43年秋杂粮蔬菜丰收，太行区的灾情得到缓解，44年秋天秋麦丰收，根据地内军需民食才基本有了保证。（注27）

　　安置逃荒灾民

　　大灾当前，吸引了大量敌占区和国统区的灾民来到根据地。仅在1943年1月份内，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0000以上；仅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6000余人。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注28）

　　自顾不暇，爱莫能助，是当时根据地对逃荒而来的灾民的态度，虽然想对灾民进行救助，但全部接纳根据地能力有限。根据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已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注29）

　　于是部分区域对于多余的灾民只能“礼送”处境——

　　太行区于43年春雪降后，拨3万元，300石粮食，组织外来灾民还乡春耕。“与资送灾民出境相并进行的工作还有劝阻灾民入境，在边沿地区大都抓紧做了。”（注30）

　　络绎于途赶往太岳豫晋分区的难民截至1月底，已有5万人以上，阳城一县即达4万人之多，平均两个根据地人中即有一个饥民。这些饥民一路弃儿丢女，卖衣充饥，或者沿村乞讨不得一饱，仍免不了面黄肌瘦，疾病呻吟，甚至饥寒交迫倒毙中途。

　　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为了恐怕救人不成反被累死，联办决定除抗属、决心在根据地安家者外，一律动员处境，劝其回去与敌斗争。

　　要把刚刚逃出虎口的饥民送回灾区，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反正就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

　　大多数县区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故对这个指示执行的并不积极，以致难民强索或我们不得已时而加以救济。这样零零碎碎的消耗就使根据地的困难更趋严重了。

　　这是单指粮一项而言，其实像他们成批流动，对根据地的秩序也都值得注意的。因为这种流动很便利坏人之活动，做出破坏根据地的事情。只有从大处着眼，考虑全局，这个工作才能做出成绩。

　　像今天县区干部的单纯慈悲观点，是应该教育纠正的。（注31）

　　解放日报称逃往太岳区20万，逃往太行区5万灾民，都找到了自己的新家。（注32）根据以上资料显然是不确实的。根据边区救灾总结，43年春天在春荒严重时期就遣返灾民1万人。（注33）

　　根据地导致重大损失的原因

　　1、负担太重

　　农民负担问题无论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存在，而在旱灾的42年，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在大灾已露苗头的42年4月2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下发了“关于超额完成财政任务的奖励办法”里面提出——

　　因之，我们必须以百倍努力保证完成今年任务，争取超过计划，否则不只困难难以克服，且连日常开支都将无法应付。

　　对于征收粮款，个别地区还组织了尾欠征收队，抽调各部门干部，聘请不脱产干部、在乡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等编为小组或队，到尾欠多难以征收的地区、敌占区、游击区去专门作征收工作。他们的经费不另外开支，但在征收的尾欠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奖金，按全部完成数百分之二至三奖励之。（注34）

　　对于田赋，计划从五月份由各县组织临时征收外，由军政各单位，抽人突击征收。而且特别提出对各县游击区敌占区的积欠，在特殊困难情况下，要洗手不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和热心人士组织临时征收队，突击收清。另外强调故意不完成今年任务拖到明年的恶劣意识必须防止。

　　42年春季旱情已经出现，但四五月份，边区政府还在下发对财政田赋征收奖励办法，强调防止拖欠，显然当局对对旱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结果这一年根据地政府的征收却是创纪录的——

　　（太行区）三十一年（1942年）实际收入，比原概算超过24.31%，实际尾欠比三十年超过17.4%，计20万8885元。

　　在屯粮方面，从42年11月起到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万3569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注35）等于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

　　但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0.9%。这点减少无异于杯水车薪。（注36）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三十一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比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记录。”

　　在旱灾开始之初，如果说重视不够还情有可原，但灾情已经十分严重的43年秋收，某些灾区的负担依然没减少。太行区的林县在9月20日收到五专署的征粮命令，征收数6000石。而且要求“克服干部因灾荒消极抵抗之片面认识。并特别认真检查，要真实屯起。”但该区受灾严重，困难很大，到了10月10日县里才接到免粮的命令，减免数额只有100石，占征收额的1/60。（注37）

　　在冀鲁豫区，负担问题同样存在，这点在《冀鲁豫边区革命史》有明确指出——

　　从主观上检查，我们过去一个较长时间内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工作做得不够……根据地经济和人力的过度消耗必然导致人民生活贫困，无力支持战争……边区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使基本群众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又由于在经济工作上存在片面的索取观点，没有能大力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也是造成根据地人民抗灾能力脆弱的一个原因。（注38）

　　2、救灾存在问题

　　虽然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采取了许多抗灾措施，但救灾过程中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地区救灾缺乏长久认识，对严重性认识不够；还有的犯了平均主义，没有突出重点，人人有份，导致真正重灾户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而且还有存在不少干部贪污，流氓懒汉得到救济，贫农却嗷嗷待哺等等现象。

　　边区政府于1943年7月24日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的文件，总结了过去一年救灾情况存在的问题——

　　一、树立救灾的长期观点。去年有地区只是一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死人的现象逼来，才做紧急措置，这样吃了不少亏，误了不少事，今年绝不应该再重复。

　　二、树立整体观点，重视根据地整体性，发扬高度的民族友爱及互助互济精神……

　　三、强调自救观点，……等待的结果，即使外援来了，放账、贷款，因缺乏自救观点，在发放者就必然犯平均主义，在被救者就必然浪费挥霍，不久依然灾情严重，继续“呼吁”；如果外援不能继续再来，剩下的只有埋怨和苦闷，最后真的陷入“灾情十分严重”之中。

　　四、今年救灾，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注39）

　　至于一些地区则因为对灾荒危险没有足够警惕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如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情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注40）冀南区因而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最多，逃荒人数最多的区域。

　　旱灾是天灾，但在旱灾前后，根据地的税收政策以及救灾措施都存在问题，某种程度上便是人祸。三年大灾，天灾人祸给根据地及其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创伤。

　　注1：《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注2：太行区

　　一专区：和东、昔东、平东、内邱、临城、赞皇、元获、井陉、高赞元。

　　四专区：黎城、潞城、平顺、壶关、长治

　　五专区：涉县、林北、磁武、安阳

　　六专区：武安、武北、邢西、邢台、沙河、偏城。

　　七专区：林县、辉县、辉嘉、新乡、汲淇、安阳、修获武。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773-774

　　注3：《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著P404、405，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注4：“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

　　注5：《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P420，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