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关公心态文化 仁，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仁，即爱人。《论语·颜渊》中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有仁爱、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爱心、爱人之心。关公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 正如曹操的谋臣程昱所言：“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正是这番话，促使曹操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了关公，从而脱险。华容释曹最突出地表现了关公的仁义之心。《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蜀吴联军，战船被烧，“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仓皇逃窜至华容道时，“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真是狼狈不堪。曹操动之以情，关公已产生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因这已不是对主、对兄、对友的仁，而是在以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对敌的仁!而要做到这种仁，则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冒杀头之危险；这是关公心里很清楚的事。这种为了拯救他人，而且是敌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舍己为人之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杀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华容释曹一事被人们看做是表现关公大仁大义的壮举，千百年来受到称颂。尽管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分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宋襄之仁”。关公对敌人都能做到仁，对友、对下级、对一般人的仁，当然不在话下了。《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记述和描绘了关公平生无数的仁义之举，如他善待卒伍，接近普通人，义释貂蝉，在曹营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泪，等等。也正是由于关公平常对自己人的仁，才有在对敌对己都生命攸关之时对敌之仁。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关公不仅生前是位仁爱之人，而且死后更成为仁爱之神。你看，关帝爷抗敌护国，救灾保民，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祛病疗疾，辟瘟禳灾，还可以科场促考，佑人发财，甚至还有给人“送子”的神通，真是一位做尽了善事的菩萨!总之，在人们的眼中，关老爷是什么好事都办的仁义之神。当然，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盼。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仁是关公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一部分。“仁”是中国伦理学说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是中国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仁”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文化看来，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仁”与“人”、“道”是同一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人们家族生活中的亲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把仁、义、礼、智作为人之“四端”，而仁为“四端”之首。由此可见，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关公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反过来，关公这一仁义典型，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智，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智，即智慧、智谋、智能，引申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计谋。关羽是一员武将，但并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将所没有的长处--文，是一位具有儒雅风范的名将。关公的智、文，表现在其平生的活动与人们对其崇拜行为中。水淹七军等征战事迹就是关公智勇双全形象的写照。关公一生喜读《春秋》，最为人们所称道。清代人张鹏翮赞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此外，相传关公还有少量著述，如书信(致曹操、陆逊等人)、书法(“四好”)、绘画(风、雨竹)与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以及《忠义经十八章》、《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谓关公的著述书画，有些可能是关羽的，如书信一类。有些很可能是附会，即后人或好事者附加于关公的。但这确实反映了一种意愿，即希望关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圣贤”人格。特别是关于“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关公曾谆谆告诫儿子关平：“凡将者，不识文，愚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公的爱智、重智。关于“夫子”的称谓，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关公文、智的赞颂和崇敬。“夫子”是旧时对学者的称呼，也是对一般文人的称谓。称关公为“夫子”，既体现了人们对关羽文、智的肯定和赞扬，更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的某种期盼，反映了人们力求塑造关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向往。清代文人毛宗岗在讨论《三国演义》时，曾把诸葛亮称为“智绝”。而关公却是一员武将，武勇是其本质的主要方面，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的智。但人们岂能容许自己心目中的神圣有缺陷?于是就有了关公的种种“文”的表现，这样，关公就不仅武勇“绝伦”，而且“智慧”超人。人们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终把关公塑造成为理想的神圣。 信，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信，是指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对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载：“帝归先主谢曹书”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愿违了军令状被杀头，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前述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坚信关公“必不失信”。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纵观关羽的生平活动。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孔子说：“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并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为为政的三大要领。三者之中，“信”又是最根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不仅可以熏陶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汉朝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礼，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礼，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人伦关系的礼仪、礼节，属于社会文明礼貌、伦理道德范畴。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知礼、好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道德准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及其人格的标准。《诗经》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孔子更强调“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认为，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礼记·冠义》云：“凡人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中国伦理文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礼仪文化”，礼节、礼让、礼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二，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礼，即礼制。如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之礼，属于社会政治范畴。这种礼是治国安邦之本。《左传·隐公十五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关公所遵循的礼，首先是忠君之礼，这表现在他对刘皇叔忠贞不渝地拥护。其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范畴的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公的尚礼精神，突出地体现丁对刘备及其二位皇嫂的尊重上。《三国志》记载关羽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俨然是刘备一个忠实护卫。对甘、糜二夫人毕恭毕敬，礼数十分周到。当土山被困，关公打算“三约”归曹，尚不敢擅自决定，而要向两位嫂嫂请示，“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待嫂嫂首肯后，才做最后决定。在这里，关公显然是把嫂嫂当做主人刘备来看待，严格按照“君为臣纲”、“长幼有序”的礼数来办事的。在归降的路上，关公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在曹营，关公“却又三日一次于内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二夫人回问皇叔之事毕，曰'叔叔自便’，关公方才退回”。当得知二夫人哭倒于地时，“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询问事因。在千里寻兄途中于一村庄遇胡华，在其家，二夫人至草堂上，“关公叉手立于二夫人之侧”。老人请他坐，他却说：“尊嫂在上，安敢就坐!”真乃诚惶诚恐，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整个保护二位夫人期间，关公始终把二位夫人的安危作为最重要的事，严守君臣礼义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原则，对二位夫人礼敬有加，堪称遵守儒家礼义的典范。《关帝全书·圣迹图志·禀命收仓》的释文说，关公在往汝南寻刘备的路上，遇周仓，周仓要跟随关公，关公不自作主张，而是禀二位嫂嫂，由于甘夫人不同意收留，关公便“辞仓”。但周仓态度既诚恳又坚决，一定要追随关公。“帝察其诚，复禀二嫂，命收之。”在这件事上，关公完全是按照“君君、臣臣”的封建礼义办事，丝毫不以两位夫人的保护者自居，而是一再请示，严格听命于二位夫人，真是做到了俯首听命，惟命是从，是一位遵守封建礼义的典范。关公之礼亦有“彻底”、“一贯”的特点。不仅对主人、兄嫂施之以礼，对敌也以礼相待。当得知刘备在袁绍处，陈震让他马上就走时，关公却要待“辞却曹操”然后再走。说：“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这表明他做事光明磊落、“君子坦荡荡”的情怀礼义。当陈震问，如果曹操不让走怎么办?关公回答说：“吾宁死。”表明了关公崇礼已到了不顾死的境界。《三国演义》的精彩描绘，使关公崇礼形象高大而丰满，散发出儒家礼义精神的光芒。当然，关公对刘备及其夫人的礼义，不仅是对兄长、朋友的礼，更是对皇权无上权威的尊重和崇敬，是对君主、主人的礼义。关公作为礼义典范，其尚礼精神是儒家文化、关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勇，是关公文化中别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关公精神的显著特点。勇即勇敢、勇武、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关公之所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敬仰和传颂，勇武神威是一个基本原因。勇是关公文化最表层，也是最明显直观的内容，最容易被人认识和接受。对关公勇武的认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细心的研究。无论是满腹经伦的文人，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看到关公手提青龙刀，跨下赤兔马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万夫不挡之勇。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极力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这一“天下第一才子书”的精心描绘，关公作为“武圣人”、“古今名将第一奇人”勇冠三军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温酒斩华雄”，关公初露锋芒就不同凡响，令各路诸侯震惊。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充分显示了关公的神威。在颜良连杀曹操二将，耀武扬威之时，曹操请关公出马。面对颜良严整有序的阵势，曹操说：“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公却说：“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颜良则“如插标卖首耳！”然后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风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河北军阵，只“手起一刀”便将颜良“刺于马下”，又下马割了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作者借曹操之口赞曰：“将军真神人也!”非神人何能如此勇武绝伦呢!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以及刮骨疗毒等事迹，淋漓尽致地刻画丁关公的神威勇武。小说的描写并非纯粹的虚构，而是有一定的史实为基础的。《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人才可比谁类?”诸葛亮在给关羽的回信中赞誉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蜀书，张飞传》曰：“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吕蒙对鲁肃说：“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周瑜上疏孙权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上述史籍所载，说明关公确实是一位勇武超群的名将。需要指出的是，勇，如果不受德智统辖，便是莽夫之勇。关公的勇武并非武夫之勇，而是一种在忠义之德统帅下的智勇，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勇。《关帝全书·圣迹图·单刀赴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图的释文曰，东吴的鲁肃、吕蒙欲索还荆州，定计邀请关公相会，“帝谓其将佐曰，吾不去，即去而以兵，是示怯也。乃驾舟以往。肃言荆州事，帝曰，乌林之役，吾主亲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抔土，而足下欲收地邪?肃辩之，帝曰，此非吾所能与也。吴人方欲以兵劫帝，周将军仓大目曰，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荆州岂必为吴有耶?帝变色夺刀，目仓曰，此国家事，汝何敢多言!遂携肃手，至江边，登舟别肃曰，吾醉也，幸更会”。“单刀赴肃”这一争夺荆州的斗争，真是斗智又斗勇，充分体现了关公亦文亦武、智勇双全的品格特点，这正是其胜出一般武将的地方。关公非同寻常的勇武，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称颂。许昌灞陵桥关庙有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文武寒心。”贵州镇宁县有联曰，“声威何其震，功勋何其赫，忠义何其重，真武圣人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诚大丈夫哉!”杭州关庙的楹联则赞曰：“义勇冠三分，想西湖玉篆得摹，终古封侯尊汉寿；威灵跻吴相，看东浙银涛疾卷，迄今庙貌并吴山。”中国传统美德中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把“知、仁、勇”称为三达德，仁是核心，知即知仁，勇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体的德行。孟子把勇分为三种：血气之勇，即凭力气的勇；意气之勇，即凭意志的勇；“大勇”，即恪守道德信念的勇。“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勇就是“大勇”。关公之勇就是这种包含坚定道德信念的最高层次的“大勇”。力、勇、智又是古代英雄品格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必具素质。崇尚力、勇、智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崇拜关公的勇武，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在这种崇拜中，充分寄托着正战胜邪、善战胜恶的道德理想。人民渴望关公这样充溢着力、勇、智的英雄，正反映着历史的要求，因为喘息在残酷封建统治下的民众，想起而反抗、斗争，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勇、智。同时，处于人民对立面的封建统治者，也需要武力来维持其对人民群众的统治。这样，民众与统治者，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都对关公的勇武予以崇尚，从而使社会对关公勇武的崇拜长盛不衰，使勇成为关公文化中富有魅力的内容。 二 关公文化的核心 其次，是忠与义重要性与地位的区别。这又有两种情况，在关公那里，义重于忠，义比忠更彻底地贯穿于关公一生的言行之中。关公对刘备在自觉的层次上是“彻底一忠”的，而“义”无论是在自觉不自觉的层次上都是贯彻终生的。在关公未遇刘备之前，在家乡曾有杀豪霸吕熊、为民除害的义举，并因此而“亡命奔涿郡”。这种行侠仗义行为，为民所乐道，而为统治者所不容。因为只要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义举”是有违封建统治秩序的，本质上是一种“造反”，支持这种行为，等于支持社会的动乱。因此，这种“义”与“忠”是有一定矛盾的，关公的“义行”，客观上是背忠的，不过，它可能是不自觉的罢了。由此，可以得出一种初步的结论：关公一生还有某种客观上的不“忠”之举，尽管是不自觉的。但义却不然，自始至终，一“义”贯之。当义与忠发生矛盾时，是义克服了忠，所以，义成了他行为的最高准则，尽管这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事。华容释曹就是以义害忠的一例。曹操本是刘备之敌，理应消。但关公为了报曹操之恩，竟放走了曹操。正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回的诗曰：“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华容逢曹，对关公来说，确是忠义难以两全。忠刘就应杀曹，讲义就要放曹。在忠与义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关公最终选择了义。从而造成对刘的不忠。这说明关公的义是高于忠的。从人们对关公忠义的评价及社会影响看，义比忠更突出。清代修订《三国演义》，深谙其精义的毛宗岗，把关公称作与诸葛亮“智绝”、曹操“奸绝”并列的“义绝”。明代学者李贽《焚书》称刘、关、张为“三杰”，并发出感叹：“呜呼!惟义不朽，故天地同久。”今人柯文辉先生在其著作《解州关帝庙》中，也明确指出“关羽身上，义多于忠”。由此可知，义是关公精神的核心，也是关公文化的代表。忠不能单独作为关公精神的代表，在忠作为关公文化代表时必离不开义，只有忠义才可以代表关公文化的基本精神。关公作为“义绝”，真是名副其实，其执迷于义，已到了不分敌我的地步，以至于屡屡受挫。《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写到，在关公败走麦城前夕，被魏吴联手夹击，在此你死我活之际，关公还念念不忘与曹操、孙权的将领徐晃、吕蒙的“朋友”之“义”。徐晃奉曹操之命攻关公，而关公还在阵前责问：“吾与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数穷吾儿耶?”自以为满有道理。而徐晃的回答却是：“厉声大叫曰：'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关公还吃惊地问：“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言讫，挥大斧直取关公。”关公已被“义”蒙蔽了双眼，不辨是非敌我。在徐晃面前刚吃了“义”之亏，转眼之间又在东吴吕蒙面前重演“义”之故技：关公在荆州路上，进退无路之时，又差人遗书吕蒙责之：为何背弃昔日之好，取了荆州?而吕蒙回书曰：“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蒙与晃的回答何其相似乃尔！公私多么分明，忠君立场多么显明!与关公公私不分，以义误忠，害国害己是多么明显的对照!这足以说明“义绝”是关公精神的鲜明特征。同时也说明，“义绝”即义的极端，物极必反，正面的义就变成了反面的义，善之义也就转化成了恶之义。关公的义，由于已达到了“绝”的地步，具有“千古一义”的典型性，所以社会影响也远远大于忠。人们往往把关公与岳飞相提并论，称其为忠君的典范，并建“关岳庙”，使其同庙供奉，共享香火。历史上的岳飞的确是忠君的典型，他生为忠君而生，死为忠君而死。其一生奋斗，身为高宗，心为迎徽、钦二帝还，以雪靖康之耻，而且他参与的又是民族矛盾的斗争。相比之下，关公忠的主要对象是尚未即位的汉皇叔刘备，而非在位的汉献帝。故岳飞的忠要高于关公一筹。后世对岳飞的敬仰正是其忠，而关公为后世推崇则主要是义。纵观关公一生，真乃“成也是义，败也是义”。关公确确实实是义的化身。另一种情况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就统治者宣扬和鼓吹的关公文化，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部分的关公文化来说，忠的地位高于义，忠统帅义，义从属于忠，为忠服务。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中，忠君是最重要的思想政治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道德观念。封建统治者从维护皇权的决对权威性出发，都极力强调和宣扬忠君思想。受其影响，一般民众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点。《水浒》中记述，梁山好汉的聚集之地，原来称作“聚义厅”，后来特意改为“忠义堂”，一字之差，就改变了梁山起义的宗旨，由聚义造反变为忠君报国。 三 关公文化的表现形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