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梦中某部门要逼我当“信息员”。当然有好处的。我不干，他们就抓住我不让走。我找出各种借口：我身体不好，从头到脚都有病，他们不管。我又喊我记性不好，记不住。这仍然不是理由。我又说我精神有问题……我拼命挣扎，他们就把我关进一间黑屋子里。
后来，我好不容易掰裂后门的缝隙，逃了出来。但奇怪，我又折回去了，拿了一个凶器，竟然是一把硕大的卷尺。这卷尺已经松出来了，左摆右甩，倒让我跑得踉跄，它还沙沙作响。可是我仍然抓着它，我想着我逃走后仍然需要它。
早上醒来，有一种无处遁逃的恐惧，一身冷汗。我本是不忌讳当间谍的，我青春期所做的“英雄梦”就是当间谍。但是成熟后明白了，间谍是有立场的。
我一直以自己有立场而傲视妥协者，其中重要原因是我长期不在体制内。现在虽然在体制内，但我的职业仍然可以让我保持一定的疏离。我也不干政工，也可以不入党，这让我常有不入浊流的自得。曾经和一个好友聊，无意中发现对方竟是党员，鄙视了一下。对方愣了半晌，反击道：“你要这么讨厌共产党，那不要在共产党办的杂志上发表作品，不要在共产党办的出版社出书！”我也愣了。是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想想，我家里就有几个党员，我的好友也不少是党员。
再想，我的单位也是党办的。当然我可以说，我吃的是国家的饭，国家不是某个政党的，只要我劳动，应得到报酬。作为作家，我虽然在党办的杂志出版社发表出版作品，但我没有出卖灵魂，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即使被退稿，被查禁。
但我就不是这个体制的得益者吗？比如“改革开放”政策？但我认为是中国民众的勤劳努力让中国富裕起来，只不过党占据了制定政策的位置，做了本来应该做的事。政策应该归功于让其行政的民众。当年我出国，就有人说我能出去是因为政策放松。要是政策不放松别想出去。因为我大权在握，我可以不放松，如果放松了，你就得感谢我！这有点强梁逻辑了。
但我绝对没有沾得这个体制的好处吗？仍未必。朋友一起吃饭，当领导的那位去签个单，老同学周年庆典，有权力的同学给安排场所，恐怕没有几个执意要去算钱的，我亦然。遇到急事，也会想到找个有权力的人通融一下。一次，我的车因为违章停放被拖走了。已是傍晚，第二天一早我得送人去机场。按规定程序，我是不可能这么快就拿回车的。这时我想到了找熟人。七拐八弯，终于找到一个在交警部门的熟人，是领导，我给他打电话，没有犹豫。不，有犹豫，犹豫的只是我给人家添麻烦了，而不是他是领导。这时候领导恰是我求之不得的，只有领导才能以权谋私帮助我。熟人答应帮忙，我十分感激。
我当晚就拿回了车。当我在停车场报上领导大名时，我并没有感觉不合适；当停车场工作人员对我毕恭毕敬时，我还多少有些气昂；当我把我的车开出车场时，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有权的人。因为有权，所以能帮我。后来我想，如果我那时清醒，也只会叹息一声，而绝对不会把车开回车场。
当然我可以说，这是在情急之下。那么如何分清“急”与“不急”？如何在迁就与不迁就之间划个界线？这“线”是没有的，一如底线。
曾经，我一个朋友为他去入党辩解：要为百姓做正当的事，就需要有权。这话也不无道理。但我这事，并不是正当的事，我是违章，我通过特权得到的不是我应该得到权利，而是超出我应当得到的权利的部分。
在中国，我们自己并非一尘不染，我们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分赃客”。骂特权，不过是自己得不到。得不到了就骂，得到了就用。中国不只有几千万的共产党党员，还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的亲属、朋友、熟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员的亲属、朋友、熟人，我们被迫接受这个体制，又享受着这个体制。如果说这个体制有毒，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毒，并且已经免疫。如果抽去这体制，我们固然会欢呼，但接着会怎样？我们会适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