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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背后乱象—《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图

2012-12-31  花随月转...

风华背后乱象—《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图

                              花随月转阴晴收录于凤凰读书 作者沙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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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

[美]叶凯蒂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月


1903年的某一日,上海福州路的街口车水马龙。四名身穿青呢大褂的轿夫抬着一顶小轿,在人群中飞快的穿行。轿前还有一位杂役打扮者提着一盏灯笼一路吆喝,灯笼上灯上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依照清代官制,惟有七品知县才有资格被称为“正堂”。县衙中的典吏或县丞则只称“左右两堂”,故世人亦将知县称为“堂翁”以示尊敬。但是,这顶小轿子里端坐的可不是知县大人,而是寄居天乐窝、小广寒登等处的妓女。所谓“正堂”既然是妓女,那么所谓“公务”自然也是“淫务”,若依照当时上海滩的俗语就是“出堂唱”或“上书场”。

目睹这一幕奇景的是当时尚在童年的沪上知名报人游慕侠。此情此景让其印象深刻,以至于三十年后仍记忆犹新。游慕侠在其描写上海掌故的小书《上海鳞爪》中仍不吝笔墨将其记录下来并感叹道:“彼时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甚至批评旧日“上海的社会,物质上是文明极了,其实是烟、赌、娼三项结合之社会。海上娼妓,更属遍地皆是。”

在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中同样为读者描绘晚清以来上海欢场的历史图卷。20世纪20年代时,日本作家将“魔都”的绰号送给了上海。不过,正如旅日华人学者刘建辉所言:上海身上的“魔性”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其中,妓院的空前繁荣便是晚晴以来,“文明开化”与“糜烂堕落”交织下魔都的最大“特产”之一。叶凯蒂的大作《上海?爱》则希望能够展现此间上海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妓女,尤其是所谓“名妓”群体所能代表的时代特征。

多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妓女问题的专著研究并不少,较杰出者如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贺萧(Gail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性》等。在这些研究中,多从社会经济、文化及阶级的角度来切入,着重描绘作为性工作者的妓女是如何在时局转换的动荡中承受着社会的压迫。然而,叶凯蒂则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来探讨此问题,将“妓女问题”单纯地作为文化娱乐史来来进行研究,继而试图进行一次“拨乱反正”式的修正。在书中,叶凯蒂并不把这些栖身青楼的女性看作时代的受害者,而是以一种近乎推崇的语气将这个群体视为“新型都市女性的样板”、“中国繁荣、现代化的标志”,认为她们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名人,是它的明星和文化偶像”。

除了独特的历史诠释外,较之过往的学术研究,《上海?爱》还给给予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作者叶凯蒂在大量搜集《点石斋画报》、《游戏报》及其他各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还另辟蹊径去寻觅了大量过往鲜见的青楼影像,诸如《海上青楼图记》、《镜像萧声初集》与其他大量此前从未披露过的私人照片。这些负有历史价值的图画、照片穿插于文字叙述之中,无疑使当时这批“名妓”的形象生动地呈现于今天的读者面前。在文字与图像彼此印证之下,婀娜的青楼女子不再只是文人骚客笔下的历史想象,而似乎是能以自己的样貌来在百年后的当下发出自己“声音”。这也正是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

若对比贺萧的《危险的愉悦》,便可发现叶凯蒂的《上海?爱》几乎是只谈“愉悦”,不提“危险”。坦率地说,似有矫枉过正之嫌。在她笔下那些栖身“书寓”的晚清“名妓”们,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从苏州、扬州等地的村野间的小丫头变身为驰骋租界的“海上名花”。之后,她们迎来的生活便是“坐马车,吃大菜,上剧院”。不过,这恰恰是这部大作最值得商榷之处。

书中,叶凯蒂抛弃了“权力与控制”的视角,而是希望追问:“这些女子(名妓)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评价她们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贡献?”通过爬梳大量文献资料并“聚焦于娱乐业和娱乐文化”,作者给出自己的答案即“她们(名妓)不遗余力地自我标榜地为女性开启了公共空间”。然而,看似光鲜亮丽的摩登都市生活是否可被视为所谓“名妓”的生活常态?因为无论是关于这些名妓的文字记录又或是图像残影,都同样是复杂社会权力关系下形成的“文化产品”。

上海开埠之前,县城之内几乎没有妓院青楼。外国租界建立后,开始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公娼制度”。女校书、长三、幺二、雉妓、咸肉庄、烟妓等,只要注册纳税,皆能开门营业。于是,名妓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又或是打出“公务正堂”的名号才有了可能。然而,既是经营的生意,那么妓女们的做派无论如何“摩登时尚”,在老鸨、老板眼中依旧只是“生财工具”以及“是否能卖个好价钱”。即便是诸如“长三”、“幺二”之类的高级妓女,仍不可避免地依附于中国传统青楼规矩。她们往往出身于“扬州瘦马”,调教于“海上妓馆”,终身无法脱离欢场。而不可能如当下语境中“交际花”那样,以社会自由人的状态来纵横“花界”。

相较良家女子,“名妓”们似乎“行动更自由,露脸机会更多”,但这未必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另一种职业上的被迫需要。实际上,叶凯蒂在引用《沪上青楼竹枝词》时,也注意到那些“名妓”同样必须承受妓馆在金钱上的盘剥以至于总是担忧客人赖帐,有道是“漂帐今年应不少,客人所向哪方藏”。因此,仅凭市井小报中的花边新闻又或是这些妓女出现在客人面前扮相,便推定她们对自身的公共角色有了焕然一新的自我认知似乎有些操之过急。

此外,所谓“名妓”的概念似乎更容易让人感到疑惑。作者用英文“courtesans”来指代“名妓”的群体,并认为她们与普通妓女(prostitutes)的区别在于其所受的训练与范围:普通妓女只出卖身体,而“名妓”则还要提供文化娱乐。但问题在于这种群体的界定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名声”多大才算是名妓,又或是何种服务算是“提供文化娱乐”,都相当之模糊。因为在晚清以降的原始文献中并不会出现“名妓”之类的讲法。例如清人葛元徇在《沪游杂记》中虽写了“青楼二十六则”并提及“娼门术语”,但却不会出现类似“名妓”的表述方式。如此一来,《上海?爱》所选取的资料就可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不合其主张者尽可不纳入讨论。

其实,将妓女这个群体视为社会生活风俗“领路人”的观点在叶凯蒂之前便已有人提出过。无论是陈宝良的《明代社会生活史》,还是巫仁恕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等研究中都有论及妓女在服饰时尚领域常扮演“先驱”的角色。历史背景换至晚清民国的上海,情形非常相似。

《上海?爱》透过精巧的编排讲述了一个晚清时代与众不同的“名妓”生活,其意义在于提供了来自于另一端的解读路径。不过,欣赏之余,仍不可忘却“时尚摩登”背后更广阔与复杂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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