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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历史概况 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始于公元前722年，终于公元前481年。因此学者常称这一时期为“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的起点有不同说法，终点则为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这里所说的“春秋战国”时期泛指公元前770至221年由东周至秦的这一转变时期，并以《史记·六国年表》起始的公元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将这约550年时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段称为春秋时期，后一段称为战国时期。 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地位日益衰落。西周晚期在东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建立起来的郑国曾经是周王室的主要依靠力量，并且强盛一时。当时北方的戎狄族时常侵犯中原诸邦，南方的楚逐渐兴起，吞并附近小邦，并且力图向中原扩展。有华夏之称的中原诸邦，面对来自南方和北方两面的压力，又缺乏一个团结的中心，形势相当危险。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以管仲为相，励精图治，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华夏诸侯，公元前679年与一些诸侯会盟于鄄（今山东鄄城县），开始称霸。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伐楚，与楚定盟而还。一时对楚的北上起了抑制作用。 从齐桓公称霸起，进入了春秋中期，即大国争霸时期。齐桓公死后，齐国一度内乱，虽不失为大国，但已失去霸主地位。宋襄公曾经想作霸主，但失败了。楚的势力更加强大，严重威胁中原各邦。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齐、秦等国联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县西南）大败楚、陈、蔡联军，再次抑制了楚的北上。晋国从此成为中原霸主，历时约百年。同时楚则称霸于南方，与晋争霸。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大败晋军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势力伸入中原。公元前575年，晋军大败楚军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北）。公元前557年，晋军再败楚军于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北）。晋楚长期争霸，互有胜负，而成为它们争夺对象的中原郑、宋等国却受尽了战争与向霸主贡赋之苦。东周初在关中建国的秦，大体与晋同时强盛起来，因为被晋挡住了东进的出路，只好称霸西戎，并与齐相对应，成为仅次于晋楚的东西二大国。 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戍利用自己与晋、楚两国执政大臣都有私交的条件，向他们提出“弭兵”的建议，结果约了十几国的代表在宋集会，晋、楚两国共同作为霸主。从此进入春秋时代的晚期。这一时期，晋国内部卿大夫势力扩大，互相争夺，公室地位削弱。楚国也因东方的吴国（都于今江苏苏州）兴起而受到了严重牵制和打击。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陷楚都。后来吴虽退去，楚国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在吴国的后面，越国（都于今浙江绍兴）也在楚的支持下兴起。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表面屈服于吴，实际上准备复仇。公元前482年，夫差北上，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迫使晋人让出盟主地位。可是就在这时，越人已经从后方乘虚攻入吴都。吴刚夺得中原盟主地位，就被越人捣了老巢。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夫差自杀。勾践亦曾北上争霸中原，但是越的霸权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衰落了。春秋时期少数大国争霸的局面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战国七雄间的剧烈斗争。 在春秋时长期称霸的晋国，公元前453年实际已被韩、赵、魏三家大夫所瓜分。至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又被周王“命”为诸侯，正式成为三个独立国。公元前391年，齐国国君（姜姓）已被田氏迁于海岛；公元前386年，田和又被周王“命”为齐君。齐、楚、燕、秦、韩、赵、魏成为战国七雄，其他十几个小国则渐趋衰亡。周王实际上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君主；承认韩、赵、魏三家与齐田氏为诸侯，是周君以“王”的身份做的最后一批官样文章。以后的战国群雄中就很少有人再来打尊周王的旗帜，与春秋时期的霸主们以“尊王”为号召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在战国初期，魏在七国之中最为强盛。魏国第一代君主文侯以子夏、段木干等儒者为师，以法家李悝为相，以军事家吴起为将，还任用西门豹等贤能之士。李悝实行改革，一面用种种措施促进农业生产，一面废除世禄制度，不以出身而按能力用人。因此，当时魏国富强，曾几次打败秦国，占有了西河（今陕西北洛水以东、黄河以西地区）。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随后任用商鞅进行改革：开始就重农抑商，奖励军功，即使是宗室，无军功也不能受爵；进而又废井田、开阡陌，普遍置县，统一境内度量衡等。改革持续了约20年，秦国由原先的落后并较弱的国家一变而为强国。与西方秦国兴起同时，在东方，齐威王也任用贤能，整顿吏治，广招学者，使齐国强盛起来。在南方的大国楚国，楚悼王曾任用从魏到楚的吴起（公元前382年）为令尹（即丞相），实行废除贵族某些特权、撤销烦冗的官职、加强军事训练等改革。这次改革虽然因楚悼王死而很快中止，但旧贵族的力量在此前后受到了不小打击。其他燕、赵、韩诸国，在以后不同时期也在某些不同方面有程度不同的改革。从商鞅改革起，可说战国时代开始进入了中期。 战国中期是各国内部变化迅速的时期，也是七雄进行殊死搏斗的时期。原来强盛一时的魏国，到这时东面一再败于齐国，西面屡次受到秦的攻击以致失去西河之地，南面也曾受挫于楚。魏失去原来的优势，秦却迅速强大起来。秦继续向东扩展，使东方各国，首先是韩、魏、赵受到严重的威胁。魏曾想联合齐国抗秦，没有成功。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计划联合攻秦，并推楚怀王为联盟首领；联军攻秦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秦人开关迎战，五国失利而回。秦又向南扩展，灭了蜀巴，并夺取楚占的汉中。楚与齐原曾有联盟关系，但受到秦的离间而绝齐亲秦，结果导致大败。以后，东方各国又曾再三合谋攻秦，但都因相互间矛盾、冲突不已，很容易就被秦瓦解了。当时，东方各国南北一线形成的反秦联盟，史称“合纵”；秦人则全力瓦解“合纵”，让各国从东到西形成一个服从秦国的体系，史称“连横”。齐与燕距离秦国远，初未受到秦的直接打击。可是其间齐曾利用燕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的机会，一度出兵攻占燕国（公元前314年），大掠而归；以后（公元前284年）燕又攻齐，下70余城，齐在莒与即墨二城守了五年，才将燕军逐出齐境。秦利用东方各国的矛盾，不断东进。公元前278年，秦大败楚，攻占楚郢都，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原来还可以和秦较量一下的齐、楚两大国严重削弱，秦国独强之势已成。 楚都东迁，可说是战国晚期的开始。这一时期是秦继续利用东方诸国的矛盾，逐渐予以各个击破以最终实现统一的时期。不过，秦的兼并仍然遇到抵抗，有时甚至是很有力的抵抗。公元前260年，秦大败赵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坑赵降卒40万。赵都邯郸一度岌岌可危，但是魏公子信陵君救赵，挫败秦军（公元前257年），赵得以不亡。以后秦攻魏，也曾被信陵君所击败。但是魏王不信任信陵君，使他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他在统一后称秦始皇帝。公元前241年，赵、楚、魏、燕、韩五国联军攻秦，但被击退。这是东方国家的最后一次合纵行动。秦继续东进，但仍然曾经被赵将李牧所击败（公元前233年，232年）。公元前230年，秦灭韩。229年，攻赵，用反间计使赵杀其名将李牧。228年，灭赵。225年，灭魏。223年，灭楚。222年，灭燕。221年，灭齐。至此秦统一六国，战国时代结束。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经济飞跃发展的时期。在春秋时期，中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铁都是公元前6世纪（春秋晚期）的。不过在这些最早的铁制品中，不仅有在较低温度中炼出的块炼铁，而且有在高温中炼出的生铁。西亚、南欧、印度的铁器时代开始较早，可是那里长期只能生产块炼铁，直到公元14世纪欧洲才成功地炼出生铁。中国铁器时代开始较晚，而进步很快，炼出生铁竟比欧洲早了近2000年。在农业方面，从前靠人用木制的耒耜翻地，随着铁器的制造，出现了用牛引铁犁的耕种方法，农作的效率空前提高。 从前每一个邦的领土面积都不大，通常包括国和野两个部分：都城（在古代也叫作国）和周围的郊区算作国，郊以外的边远地区叫作野。居住在国的人称国人，居住在野的人称野人。国人包括卿大夫等贵族和作为士的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人；因为士在国人中居大多数，所以古书上有时又把国人和士等同起来。在国中专门划出千亩称为籍田的土地，每年由国君率领国人耕种（籍田原是部落公田的残余，自应由部落首领率领大家耕种；后来国君和贵族的参加都变成象征性的），收入供本邦宗教和礼仪之用。郊区的土地划为份地分给一般国人即士，士的义务是服兵役和纳军赋（交一定数量的军用物品）。国君掌握野的土地，并把其中一部分作为封地封给贵族。野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野人必须先在公田上为国君或贵族献出无偿劳动，然后才能种私田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野人没有政治权利，主要义务是为国君和贵族种地，还必须服劳役和辅助性的兵役。到春秋中后期，以上情况逐渐改变，例如，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由借民力耕公田改为按亩收税；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又“用田赋”，由国人出军赋改为按所占田亩交军赋。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关。正是因为农田亩产量的提高，统治者才会认为按亩征收赋税是更为有利可图的事。这一改变又带来了两种重要的后果：第一，既然按亩征收赋税，从前的公田和籍田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再和公田发生关系的农民变成为个体的小农；第二，既然赋和税都按人们所占田亩来征收，从前国人和野人的区分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除了贵族以外，他们都一律成了平民。 随着铁器的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不仅在制陶器、制漆器、制皮革、制盐、纺织、酿酒等方面有很多进步，而且一些豪民经营相当大规模的冶铁业，成为战国时期有名的家族，如赵国的卓氏、魏国的孔氏等等。与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商业也发展起来。不仅地方性的商业有所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往来经营与各国之间的大商人。孔子的大弟子子贡就是一位由经商而致富的大富翁，到各国都能受到人的尊重。从前，只有贵者才是富者，不同数量的财产总是和不同等级的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的；到这时候，由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的发展中产生的一批大富翁，他们没有从国君获得封地，没有贵族身份，可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财富，甚至比一些没落中的贵族“封君”还富有得多。古人把这些没有封地而富于“封君”的人称为“素封”，意思就是没有“封君”身份的封君。 原来贵族们的主要剥削对象是野人。野人无偿地为他们耕种封地，也就可以耕一分私田来养活自家。号为“素封”的新富人在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中主要剥削奴隶和雇工，在经营农业中则除奴隶、雇工以外，还剥削租佃土地的农民。刚刚同公田断了关系而新产生的个体农民，他们成了可以自由经营的小自耕农。他们一般是以五口之家种田百亩。可是他们的生活一般是不富裕的。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为个体农民的年收支算了一笔账。他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岁终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在这样情况下，大多数个体农民只有靠加强劳动和降低生活水平来勉强维持生存；一遇天灾人祸，他们就会陷于破产处境，失去土地，沦为雇工、佃农以至奴隶。 原来在国人内部是有着固定的宗法关系的，在野人中也有宗法或类似的血缘关系，二者之间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随着国人与野人区别的消失、破产农民的流徙以及商业人口的移动，曾经长期存在的宗法关系逐渐解体了。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大变化。 由“封建”而郡县 以上说过，逐级的“封建”关系是和逐级的宗法关系相辅相成的。宗法关系的解体的过程也就是原来的“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被挖空的过程。不过，这种过程是自然的、渐进的。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急剧的兼并，对“封建”的解体与郡县的产生起了明显的加速作用。 西周以上，邦国之间虽常有战争，但灭国的现象不显著。一个大邦征服了一个小邦，只要求后者纳贡并听从指挥，结成一种不平等的联盟关系。商、周时期天子（王）与诸侯的关系实际就是这种不平等的联盟关系。春秋以下，灭国的现象日益盛行。征服者常常把被征服国并入自己的领土，而取消了其原有的国家。征服者怎样处置这块新土地呢？按传统，一邦的郊区是国人分地所在，而郊以外的野直属于代表国家的国君；国君可以直接掌握它，也可以分封给贵族作封地。新征服的地区在郊以外，其地位和野是相当的，因而其处置权也就落入国君之手。春秋时期就开始有了“县”和“郡”的名称，这两个词原来都有直属于国君的意思。晋和楚是春秋时期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它们灭国很多（楚灭国尤其多），设立县和郡也较早。晋、楚两国设郡县的办法有所不同。晋常把县、郡分封给功臣，走的基本是分封的老路；结果晋国内部贵族纷争，曾经是春秋时期最强盛国家的晋最后分裂成为韩、赵、魏三国。楚国也有过把县分封给功臣贵族的事。但是楚很快改变了这种办法。例如，申、吕两国（在今河南南阳以北、以西）被楚兼并以后，成为楚与中原争霸的重要前沿阵地。曾经有人想把申、吕变为功臣、贵族的赏地，可是有人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会削弱楚与中原争霸的力量。于是楚国的重要地区都掌握在国君手中，其他地区的贵族、功臣封地也逐渐由永远世袭改为两代人以后就收归国家。这样，楚在春秋时期就成了君权最集中的强大国家。到了战国时期，郡县制开始有所发展。边防重镇地区往往设郡，而在内陆则相当广泛地设县。齐不设郡而设都，性质大体与郡相当。郡县制是和官僚的俸禄制密切相关的。奉国君之命镇守郡县的官员，不再得到封地，而是得到俸禄。在战国时期，功臣或贵族变为封君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但是这时的封君和过去的封君已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封君就是其封地范围内的世袭统治者，而战国时期的封君只能收取封地的赋税以代替俸禄，封地的行政不是由国家委派的官吏管理就是由国家派来的“相”来管理，而且封君也不再有世袭封地的权利。所以，这种封君实际已经是一种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的形式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历史呈现了一种复杂的现象。从一方面看，随着强大的西周王朝的衰落，出现了诸侯长期纷争的混乱分裂局面；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在这个纷争过程中，郡县制逐渐取代“封建”制，众多的小邦兼并成为少数几个大国，最终又由秦统一为一个郡县制的帝国。所以，春秋战国的分裂实际上为更高一个层次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夷夏界限的变化远古时代在各地散布许多部落，无所谓夷夏问题。夏、商两代的王朝和一些方国进入了文明时期，同时还有许多部落仍处原始时代。周原是一个进入文明较晚的方国。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他的同盟军中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落。这些部落的名称见于《尚书·牧誓》，是可靠的。但是它们的详情现已不得而知，大抵都是居于中原西南方的少数民族。周统治者一方面和少数民族保持友好的关系，一方面又自称为“夏”。这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是夏文化的继承者，因而不在殷商以下。“夏”字在古代还有“大”的意思，周人以夏自称，也包含了尊大自己的意味。于是周王朝和从属于周的中原诸侯国逐渐自称为“诸夏”，并把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的部落当作野蛮人而和诸夏对立起来。在春秋时期，诸夏又称为诸华，或华夏，少数民族则泛称为夷或夷狄。 华夏和夷狄之间，的确曾经有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但是又长期有着密切的共处关系。在西周时期，距离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和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不很远的地方都有夷狄居住，封在今山东省的齐国和鲁国必须与附近的东夷、淮夷反复周旋，封在今山西省的晋国长期和戎狄杂处，南方的楚国的统治家族虽然可能是早先从中原移居去的，但实际上也入乡随俗而蛮夷化了。西周的国王们曾多次发动对北方的严允（犬戎）和对南方的楚（荆蛮）的战争，都未能征服他们。最终西周却灭于犬戎之手。到春秋时期，北方的山戎南下，一度灭了卫国，南方的楚国向北扩展，封在汉水流域的姬姓诸国都被吞并了。中原的诸夏一度面临很严重的局面。 齐桓公在管仲协助下，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联合诸侯，打败山戎，帮助卫国复国，又抑制了一下楚北上的势头。孔子曾经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都是“披发左衽”的野蛮人了。他肯定了齐桓公和管仲保存中原先进文化的历史功绩。以后齐的霸业为晋所代替，形成了长期晋楚争霸的局面。就在大国争霸的同时，晋、齐、秦等国都把邻近的夷狄纳入本国版图，加速了夷夏的融合进程；楚则一面兼并附近诸小国和蛮夷，一面迅速地华夏化。到春秋晚期，吴、越先后起来争霸时，他们自身也迅速地由蛮夷转变为华夏。到战国时期，各大国内部都不再有夷夏的问题，所谓夷狄主要已指北方塞外的胡（即匈奴）和华南地区的越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华夏族，也就是以后汉族的前身。 古代中国人有重华夏而轻夷狄的思想，这就同古代印度的雅利安人称异族为“蔑戾车”和古希腊人称异族为“蛮族”一样。不过，古代中国人对夷夏的区分还有其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重文化而非重种族的区分标准。 孔子到过许多华夏的国家，都不得意。他一度想到“九夷”（可能就是在鲁国以南的淮夷）去居住。有人说那里太落后（陋）了。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没有把夷当作异类，甚至认为，只要“君子居之”，他们的落后状态也是可以改变的。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而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可是他们都在“中国”（指华夏地区）行仁政，就都成了圣人。夷狄之人不仅可以变为华夏之人，而且可以成为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品位的圣人。孔、孟这些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夷夏关系史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夷变夏和夏变夷的事例太多。例如，相传周人的先祖弃是尧舜禹的后稷（负责农业的官），原来属夏；后来子孙迁居戎狄之中，一变为戎；到公刘时期又逐渐向文明过渡，再变为夏。又如，周族一支在殷末南迁入吴，一变为蛮夷；到春秋后期，吴又再变为夏，等等。其二是，夷夏之间的交往和婚姻很多。例如，著名的霸主晋文公本是大戎狐姬之子。按母系，他是夷狄，可是不妨成为尊王攘夷的诸夏首领。晋文公的母亲无疑是夷狄，可是又姓姬，与周王和晋君都同姓，所以这一支戎在历史上可能与周有血缘关系。由于这两种情况，人们很难以种族或血统来确指谁为夷谁为夏。于是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自然地就成了区分夷夏的标准了。以文化为标准的夷夏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对中国以后的历史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士的活跃与百家争鸣当一邦之内国和野的区分还明显存在的时候，士在国人中占了大多数。他们在本邦拥有份地，既参与邦内政治斗争，又是军队中的主力。他们和自己的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把离开“父母之邦”当作一件大事。随着国野区分的消失，士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可以来自原来的国人，也可能来自原来的野人；可以家财富足，也可能一贫如洗。他们从农、工、商业中游离出来，到处求师访友，小则学得一技之长，大则自成一家之学。他们的活动已不再限于本邦，为了求职或实现其理想，不惜奔走于各国之间。在春秋后期，孔子首先开私人讲学之风。从他受过学的人很多，其中学得某种专长的杰出之士也有几十人。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他主张实行仁政。仁政就是爱人之政。不过，孔子主张的仁，是从爱自己的老人和小孩开始，从近亲到远亲以至不相识的人，一层层地把爱推展出去。当然对于不同层次的人的爱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把爱分成不同的层次和等级，这就是礼。孔子的仁是和礼结合在一起的。孔子认为，各国的君主和贵族，只要把对自己亲属的爱推施于人民，那末理想的盛世就会到来，当时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残酷斗争就会消除。孔子为了实现其理想，曾经到过许多国家，想说服其国君，而结果都无成效。他回到鲁国整理《诗经》、《尚书》等古代文献，以教育事业终老。战国初期，墨子继孔子而起，开创了墨家学派。墨子看到当时不义战争既多而又残酷，所以主张“非攻”。为了非攻，他主张“兼爱”。他反对孔子主张的分层次、有差别的爱人即仁，而主张爱无差别，爱陌生人的父母要象爱自己的父母一样。这就叫“兼爱”。他把“兼爱”说成是天神的意思，这就是他的“天志”。墨子和他的弟子自己生活极其刻苦，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以帮助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墨子的主张也没有被任何国家的君主所采纳。 约自战国中期起，开始形成道家学派。这一学派的两部代表作是《庄子》和《老子》。《庄子》书中主要思想是战国中期的庄子的。老子其人为谁，司马迁写《史记》时并存三说，已难断定。《老子》一书晚于《庄子》，这大概是无问题的。《庄子》和《老子》都从当时历史看出一种矛盾现象：知识和技术越进步，人们之间的争斗也就越诡诈，越野蛮。他们都主张使人们回到无知无欲的自然状况，以解除当时的激烈社会矛盾和斗争。道家主张君主“无为”，这样人民就朴实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就是“无不为”了。《庄子》和《老子》也有不同之处：《庄子》倾向于逃避现实，以保全自己；《老子》则主张以柔克刚，倾向于以退为进。 在战国中后期，还形成了法家学派。商鞅是一位有系统法家思想的政治家；不过今本《商君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后世法家托商鞅之名写的。真正系统地提出法家思想体系的是战国末年的韩非子。韩非认为历史是在进步的，但也承认与这种进步同时出现了人心不古的现象。他也和道家一样认为仁义道德是无用的，不过他不主张复古，而主张利用人们好利恶害的欲望，通过赏罚来控制人民。韩非和道家一样主张愚民，主张堵死人们以知识、技能谋富贵的道路。他要求人民在平时尽力种田，上战场拼死杀敌，凡是在耕与战上有成绩的都给与奖赏，否则给以重罚。他也主张君主“无为”，那就是不做任何具体工作，只独自掌握并运用好赏罚的大权。这样臣民们自然会把一切都做好。韩非认为，对人民施仁政是没有意义的，儒家和墨家的主张早过时了。他主张君主要独断无情，实行严格的专制统治。法家思想成了秦统一六国并建成专制帝国的理论支柱。 在儒、墨、道、法以外，还有阴阳家、名家、农家、神仙家等等，而作为“显学”的儒、墨两家内部又各自分成许多流派。这种百家争鸣的现象，是西周社会体系与礼乐崩坏的自然结果，也是应战国时期社会剧变的需要而生的产物。战国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史上形成一个文化空前繁荣局面，在世界古代史中也占居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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