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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商鞅对着干得更加彻底一些，白圭干脆公开授徒，开办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商学院，教授人们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
就像今天有人用周易的原理来炒股一样，几千年前的白圭已经用天文学的规律成功预测农业收成，且收获颇丰。白圭是范蠡之后的又一大富豪，与范蠡一样，做过官，都精通中国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都重视经济周期的运用，但同时白圭对于商道的兴趣与专研更加深透。
白圭是一个有意思的商人，他在魏国做过官，政绩突出，但也看透了官场而厌恶政治；他一生赚钱无数，自己却过着异常节俭的清苦生活。白圭的人生一大乐事则是如何倒买倒卖的赚钱，他赚钱的一大法宝就是天文、五行生克之术，这个行当也被称为阴阳师。
白圭因擅长经商而名满天下，他的经商之术影响非常深远，白圭备受同时代人乃至后来史学家的称赞，是天下商贾效法的楷模，古代商人尊其为“祖师爷”，后世商人称其为“人间财神”。公元1007年，宋真宗追封其为“商圣”。
经商不比治国低贱
白圭曾是魏惠王的大臣。当时，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洪水之灾。白圭施展了他杰出的治水才能，解除了大梁的水患。
由于魏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白圭毅然离开，到中山国和齐国游历。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不过都被白圭婉言拒绝了。
离开齐国后，白圭来到秦国。当时秦国正值商鞅变法，白圭对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很是反对，因此没有在秦国做官。经过一番游历后，白圭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局势看得更是透彻，也对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厌恶感。于是，他弃官从商。
洛阳自古商业就很发达，出生于洛阳的白圭有极高的经商天分，很快便成为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商人。战国时期，商业迅速发展，商人的队伍非常庞大。他们大部分人公平买卖，正当经营；可也有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甚至有的人还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因此，当时人们将商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诚贾”、“廉商”、“良商”，另一类称为“奸贾”、“贪贾”、“佞商”。而白圭正是战国时期良商的典型代表。
战国时期的商人大都喜欢做珠宝生意。但是白圭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
白圭才智出众，独具慧眼，他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就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经营农副产品虽然利润率较低，但成交量大，因此同样可以获取大利。于是，白圭选择了农副产品、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经营。
由于面对的是广大比较清贫的老百姓，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有一次，许多商人都在一窝蜂地抛售棉花。有的商人为了尽快卖掉棉花，不惜把价格压得很低。
白圭看到这种情况，便吩咐手下的童仆挂出收购棉花的招牌，收购其他商人手中的棉花。后来，由于收购的棉花太多，白圭只好花钱租用其他商人的仓库来存放。
不久，卖完棉花的商人又开始抢着购进皮毛。原来，他们不知从哪个商人那里得到消息，说皮毛将成为抢手货，冬天人们有可能从市场上难以买到。当时，白圭的仓库里正保存着一批上好的皮毛。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并没有将皮毛压在手中等待继续涨价，而是把所有的皮毛卖了个精光，从中大赚了一笔。
后来，棉花严重歉收，于是那些手中已经没有了棉花的商人开始到处寻找棉花。这时，白圭又将收购的棉花全部卖出，再次发了一笔大财。
这是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的一种体现，也体现出了一种经商智慧：不盲目跟风、不人云亦云。
白圭反对商鞅对商人的歧视，提出了“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孙武、吴起用兵使计，如同商鞅推行变法来治理国家”。他认为经商也是一个正当且高尚的职业，并不比治国低贱。
创办白圭商学院
为了和商鞅对着干得更加彻底一些，白圭干脆公开授徒，开办了最早的商学院，教授人们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白圭的商业历程中，最为推崇的经商原则。他还准确地判断出周期的时间。白圭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
利用这个规律，白圭在丰年粮价低廉时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自己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消费者的利益。难怪白圭自诩之为“仁术”。
同时白圭注重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
此外，白圭还提出商人应该具有“智勇仁强”的素质，也就是说商人要善于分析形势、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对待消费者要有仁义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具有坚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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