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为钢琴巨星和“中国形象大使”，由于他的出现，世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化和古典音乐的看法——
郎朗：用品牌提高软实力
在北京见到郎朗时，很难相信眼前这位身穿黑色运动衫和牛仔裤、态度真诚而谦和、脸上甚至还带着几分稚气的阳光大男孩，就是那个用神奇的十指征服了世界的人。
他被誉为当今世界最年轻的钢琴大师，“中国的莫扎特”和“中国的形象大使”，甚至说他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流行对古典的看法和人们对艺术与商业关系的看法。
郎朗三次应邀到白宫演奏，与老布什、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私交甚好，老布什还与郎朗坐在钢琴前“四手联弹”。今年6月，郎朗在英国女王登基60周年音乐会上演奏后，女王边模仿弹琴的动作，边问郎朗：“真难以想象你的钢琴怎么弹这么好，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威廉王子则称赞他有一双“神奇的金手指”。
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生前也十分欣赏郎朗：“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有着太阳般的性格！”
2012岁末，郎朗就要联袂莫文蔚等来津演出了，此次独家专访正当其时。
与郎朗的会面是由郎爸引见的，之前，记者刚与朗爸就他的新书《我与郎朗30年》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主题就是：郎朗是怎样炼成的，从他的成功中应当汲取哪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郎朗怎么看待父亲的新书？怎样改变世界对古典音乐的偏见？如何在世界上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下一代琴童面临哪些挑战？且听郎朗一一道来。
我看《我和郎朗30年》——
既是严父，也有柔软一面
记者：刚才与郎爸聊到他的新书《我和郎朗30年》，听说他开始写书时没告诉你，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一个而立之年的礼物。你怎么看待父亲的这本书？
郎朗：开始写书时我爸没跟我说，我先从网上得到消息，后来又看到一些迹象，才证实了我爸写书的事儿。我爸写书的角度不同，所以对我而言别有一种吸引力。我们平时谈的都是艺术，不太交流生活和感情上的事，他也不太好意思，很多东西不太善于表达（笑）。通过这本书我更了解了父亲感性的一面。他不光是严父，内心中也有比较柔软的部分。可以说，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父亲那种流露真情的爱。2008年我写过一本书，虽然内中的故事有相同的地方，但这次从书里看到父亲的另一种诠释，仍让我觉得很新鲜、很感动。
记者：在《我和郎朗30年》中，我们看到在你成才的过程中，东、西方两种教育方式都在你身上发挥了作用，郎爸在培养你练琴时，不仅有“魔鬼式”的严格训练，同时又很注重启发式教育。
郎朗：是这样，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必须要有全球价值观。比如我爸也在变，不只局限于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尤其出国这段经历对我们都有好处，了解了西方的教育模式，使我们接受和吸收的东西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现在世界一体化，只在中国成功不是完全的成功。特别是搞西洋音乐，必须要接受西方模式，了解西方文化；当然前提和基础是了解和把握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我爸把中国音乐弄得很通，并从中找出自己的灵魂，他在这方面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而不只是起到了督促作用。音乐必须从内心里去体验。从脾气来讲，当年他有些太着急，望子成龙心切；而现在他完全相反，是让我不着急（笑）。
老虎伍兹给我的启示——
改变世界对古典音乐的看法
记者：有人认为，你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对中国、流行对古典的看法，你是如何尝试用一种新形式去传播古典音乐的呢？
郎朗：我觉得我的出现对古典音乐是一个改变。中国人可能认为古典音乐深奥难懂，外国人可能认为亚洲人弹钢琴会差一些，这两点在我身上肯定都改变了：近年来，我的国际化巡演得到了世界认同，不光得到认同，而且是站在了首要位置上，成为世界上最受关注的钢琴家。作为中国人，这是一个大的改变。包括之前我在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上的演奏，都让钢琴的性能和表现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西方，其实听古典音乐的年轻人不多，但是我的出现能带动一大批人学钢琴。我1997年去美国时，老虎伍兹对我影响很大。他，一个小黑孩儿，敢玩一项完全是白人运动的高尔夫球（笑），真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举动。而且当时高尔夫没人关注，就是国外所谓有钱人的一项运动。他的出现，让世界上所有人开始关注高尔夫，年轻人也开始喜欢，一时间高尔夫电视台、高尔夫杂志都涌现出来，我当时就特别想学习他的这种成功模式。现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做到了，这15年的努力没白费，起码，我能通过钢琴影响不同国家的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古典音乐又不像流行音乐那么容易传播，古典音乐又不能完全走流行路线，所以极具挑战性。你想通过一种新形式去传播古典音乐的时候，很多保守派的人就会质疑你，觉得你有问题。所以在本来就很难突破的高雅艺术领域，每次新的开拓新的尝试都很艰难，但我还是要做，我已经看到成果了。艺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创新才有生命力。你演奏到那个份上了，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包括我从小的弹琴风格，大家都在讨论，从历史上看可能没有，创造了新一种的弹法。这需要时间来沉淀和证明。
伦敦奥运折射文化软实力——
亟须创造世界级文化品牌
记者：记得两年前，国务院新闻办在面向世界播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时，将包括姚明、成龙和你在内的50多位中国各界名人，做为一种文化符号，用以诠释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你通过在国外的演出交流，是否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郎朗：你说得完全正确，中国必须建设文化软实力。像今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他们不需要有多么豪华的排场、多么震撼的场面，而蕴含其中的软实力很强，音乐和艺术语言的影响力很强，只需要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贝克汉姆、埃尔顿·约翰、大卫·鲍伊、丹尼·博伊尔和007、憨豆这些全球熟知的代表人物出场，世界就全都明白了（笑）。我们中国也非常需要这样的软实力。现在中国文化的影响还只局限于一定的地域，我们的软实力还要进一步国际化，创造出世界级的品牌，让全世界都知道、都喜欢、都接受，不但有主导性，还要进入市场、进入实体，才能真正成为文化强国。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各领域能产生影响世界的顶级人才。比如我们的现代艺术就很强。就在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白宫向华裔艺术家蔡国强颁发了首届国务院勋章，同时得奖的还有另外四位驰名全球的艺术家。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在世界上的影响就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十几岁就读莎士比亚——
对音乐和精神影响最大
记者：我从郎爸的书中得知，你十几岁时他就让你读莎士比亚，认为莎士比亚的深刻、诗意和精神的丰富性能真接渗透到你的音乐中。是这样吗？
郎朗：我小时候只看动画片，一看真人演戏就换台（笑），最喜欢《猫和老鼠》《聪明的一休》《西游记》等。因为动画片需要音乐的支撑，必须靠音乐烘托，一下子把人物感受表现出来。对音乐比较有帮助的还有文学名著、画作、诗词等。我爸让我读莎士比亚时，年纪还小，理解不深，后来在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时，还专门跟莎学家请教过。莎士比亚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
比如我在世界各大乐团演奏，他们每年只跟30个独奏家合作，钢琴在其中最多能占10席；全球这么多钢琴家，如果按两年轮回，才能用20人，跟一个球队选球员一样，除了老将外再选新星。我现在的年龄当不当正不正，面临的竞争力更大：你要在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纽约爱乐都得到认可，就要有综合实力，像票房、风格、驾驭能力等。就像卡卡上赛季一直上不了主力位置，而要想上场，就要哪个位置都能打。钢琴也是这样。如果只弹“攻击型”钢琴作品，如同射手，可能会出风头、出大名，却不全面，所以也要弹贝多芬、莫扎特这样的“防守型”作品。所以我一般一年弹“进攻”、一年弹“防守”，在不同位置灵动迂回（笑）。
面对网络时代的诱惑——
下一代要更用功、更自律
记者：除了继续保持你在世界乐坛的地位和影响外，我注意到，你现在已将相当精力用在办学和公益事业上。你对下一代琴童有什么忠告和期待？
郎朗：下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更大。我们小时候没什么诱惑，精神很容易集中；现在是网络时代，条件好了，但诱惑太多，分散精力的事情太多。所以希望大家能更用功、更自律、更集中精力地做事，尤其是训练和比赛时，绝对不能分心、不能有杂念。
我在深圳有个郎朗音乐世界，有将近100个学生，十几个老师，每个季度都会有全球最好的钢琴大师（比如格拉夫曼等）来指导，提供的是国际化的教育。公益和教育是我未来的重要方向之一。不可能100个孩子都有天分，音乐家不可能量产，但教育系统可以搞得更好。像技术上，我们比过去好了很多，训练出的整体实力很强。水涨船高，大家的水平都在往前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