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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鉴定不容易，难度绝不亚于陶瓷器，本人琢磨了许多年，至今还是雾里看花，常“花眼”。原因很简单，青铜器资格老，粗算一下有三千多年，细算一下近四千年。每个时期的器型、纹饰都不一样，金属比例也有别，制作工艺也在变，什么陶范法呀、失蜡法呀、翻砂法呀，什么鼎呀、簋呀、爵呀、尊呀、卣呀、觥呀……什么饕餮纹啦、蟠螭纹啦、燕尾纹啦、跪牛纹啦、锯齿纹啦等等，就这些复杂的器型纹饰和文字就能把你搞得头晕眼花。这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一代仿一代，一年仿一年，什么春秋仿的、战国仿的、秦汉仿的、唐宋仿的、明清仿的、民国仿的、“四人帮”粉碎后仿的，就差没有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仿制的史料了。没有史料，不能代表没有仿过，你说复杂不复杂？！
明清仿的、民国仿的、现在仿的青铜器还好鉴定些，毕竟时间较短，唐宋之前的仿品就不那么容易鉴定了。本来就很复杂的事情，可国家有关部门却将青铜器收藏视为“禁区”，或叫做“敏感文物”，没有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平台供大家交流切磋，因此导致目前海内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的手中藏有不少尚未定论的青铜器搁在库房里睡大觉，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流失。更谈不上新《文物法》中提出的“文物应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了。有人开玩笑地说：“现在不少文物是从木头棺材里移到了水泥棺材里！……”有些博物馆已有几十万件，甚至上百万件的藏品，还天天叫着货源少，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到海外去购买回来后，迎接它们的还是“铁将军”。要知道上千万元可以养活多少下岗工人、贫困百姓。抢救文物花大钱买，不能提倡！不花钱弄回来才算本事。我国目前还不富裕，要钱的地方很多，待将来富得流油了再买也不迟。暂时摆在国外，人家保存比我们好，让外国人看看中国的古老文化有什么不好？！ 眼下改革开放了，各行各业都在与时俱进，有关文物的许多“陈谷子，烂稻子”法规、政策和观念也应该很好清理清理了。笔者是政法记者出身，在这之前与公、检、法打交道多，接触了不少法律、法规，连这些涉及到人们生死、牢狱的法律法规都在不时地修正、改进，可看看我国的有些文物法规和政策，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在新《文物法》制定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最终还是“左派取胜”，这说明“左”的思想在文博界还十分有市场。因为此文不是针对这方面的论文，这里就不多说了，还是言归正传，谈谈青铜器。笔者近日有幸受南方几位藏家之邀，去看了一下他们收藏的青铜器。不过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些藏家的藏品都是合法得来的，有的来自祖传，有的来自交流，有的来自海外，有的来自公开的文物市场，没有一个是与“盗墓贼”勾结的。并非像有些戴“左视”眼镜的人认为的那样，“青铜器藏家的藏品，大都是来路不正”。李鹏同志在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时曾说过：“文物可以内松外紧”。笔者理解的意思是，在国内只要你的文物来源合法，无论是玉器、陶器、青铜器都可以收藏、交流和公开买卖，东西转来转去还在老百姓手中，老百姓有钱了，政府应该高兴，因为老百姓是国家的细胞，细胞胖了，国家也就富了。但这点道理有些人至今不懂，懂的只是自己富，如何抓住“权”。至于文物出境嘛，应该管严点。我认为李鹏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可就是有些人不听。在台上时，这些人竭力反对民间收藏，下台后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当上了收藏协会的会长、理事长、主席，沾的还是收藏家的光，可悲、可叹！ 这几位藏家的藏品，有商代的尊、西周的壶、春秋的鼎、战国的剑，单个鉴定，这些藏品无论器型、纹饰、皮壳、工艺都符合条件。看多了，笔者惊奇地发现，有几位藏家的藏品，器底铭文是一种字体、一种风格；请教文字专家，专家认为，此风格的篆书比较少见，有些字未出现过，疑为东周列国文字，有向战国过渡态势；这些藏品有商代的、有周朝的，也有春秋的。笔者纳闷了：一个书法家不可能活一千年，怎么可能在商代的器物上写完字后，又跑到春秋器物上去铭文呢？仅此一点，就可以断定这几件藏品是仿品。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仿品，笔者调动大脑中的资料信息库开始分析、推理、判断了。 A、现代仿。不太可能。笔者见过众多现代仿品，陕西、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这些青铜器仿制的“重灾区”，笔者都去过，他们仿制的“熟坑”、“新坑”，笔者基本见过，过关的不多。制作工艺大都是失蜡法和翻砂法整器铸造，很少采用陶范法。上乘之作作旧采用的是传统工艺，下等之作采用的是化学手段，铜质不是泛黄就是泛白。“绿漆古、黑漆古”不自然，仔细辨认就会发现破绽。重器、礼器、复杂器较少，食用器较多。而这几件藏器大都是重器、礼器，采用的是陶范法所制，铸焊交织，带铭文的底部是另铸后接上去的，工艺十分复杂。范线、垫片、铸锱该有的都有。“绿漆古”色泽自然，做到了“层林尽染”。铜质为青铜，也就是铜和锡的合金。总之，很难使人与现代仿品联系在一起。如果当今确实有少数厂家能仿造出如此高水平的青铜器。那么，这将是对我们这些青铜器爱好者一个响亮的警号！ B、清末民国仿。清末民国是我国文物仿制的高峰期，原因是鸦片战争后，八国联军大肆掠夺我国文物，一些外国人对我国的文物十分眼馋，刺激了作伪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出自北京、苏州、维县、西安等地，器型也是五花八门。这一时期的仿品较为多见，一般好鉴定。这一时期的仿品，“深坑、熟坑”均有，铜质比较细腻，制作精良，但缺乏商周青铜器大气。作品大部分是采用分铸法，就是将器物各个部分先铸好后焊接组装，没有铸痕，没有垫片，却有焊痕和补迹。补迹不像垫片有一点规律分布，而是用焊锡哪里凹就往哪里补。若把浮锈去掉，即可看到补迹和焊迹。 C、明清仿。明清仿品与清末民国仿品大同小异，这里不再赘言。 D、宋元仿。宋代是我国文物仿制的第一个高峰期，受复古之风影响很大。青铜器收藏和仿制也是大规模的，此时仿古并非主要是为了赢利，而是对商周文化的推崇。仅徽宗皇帝一人收集的古青铜器就多达二万多件。这时期的青铜器仿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宫廷仿制；一类是民间工匠伪造。宫廷仿制的青铜礼器大部分用于皇家的祭祀礼仪活动。有些仿器明明白白地写着何年制作及作用。民间伪造的一些青铜器，被作为古物进行买卖，有的作为礼器和祭器，用来装点宗堂和寺庙。此时的青铜器大多为失蜡法制作，绿锈是用铜绿（碳酸铜）加漆涂于器壁，然后将孔雀石疙瘩嵌于漆上，以充古绿铜锈，有经验的鉴定家能分辨出。因为做锈的青铜器，锈不自然，没有层次。另就是宋代的青铜器不少没有入土，器物腐蚀程度低，质感较商周的要差，即使是宋代的仿品入土后，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也形成不了这几件藏品的皮壳。至于这几件青铜器，那种庄重的艺术效果，是宋代仿品不及的。宋代青铜器一般采用失蜡法铸造，民造实用器一般无铸痕（也就是范线），也无垫片，而仿古器一般连范线、垫片都仿出，但范线较粗，不大自然。 元代的青铜器，大都出自官办的“出蜡局”，有的整组仿制，多作为祭器。一般都铸有本朝的年款，字用楷书，产品不多，工艺与宋代基本一致，水平比宋代稍差。许多作品有形无神，做工粗糙，红铜质，砂眼多，与这几件藏品相差甚远。 E、汉唐仿。汉唐时期的青铜器仿品只是偶有发现，虽有史料记载，但实物稀少，不能形成研究“气候”。汉代青铜器以实用器为主，大件较少，纹饰也没有商周时期的繁复，以平素为主。此时的青铜器已走下坡路，不可能再去大量地仿制商周器。偶尔仿制只是玩玩而已。唐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唐天宝年至五代南唐两百年间，朝廷曾在江苏苏南句容县设置官场作坊，专门从事古器制作，所仿青铜器比较细腻，闪银灰色，多为熟坑，但这只是被部分学者认可的个案，并不能说明唐代仿器全是如此。几百年的历史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只能作为参考，因为这几件藏器出在苏、浙、沪长江下游一带，有人认为会不会是唐代的仿品？因为谁也没有见过这个作坊仿制的青铜器是什么模样，合理推断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据史料记载，当时朝廷不太重视青铜器，而是重视金银品和佛像，是不会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仿制大批商周青铜器的。由此看来，这一论点是很难站住脚的。除非有一天突然发现有一件打着款的并且制作工艺与这几件藏品中的某一件一模一样的“标型”，这种合理但又不能下定论的推断才能被接受。所以说，我国文物还有不少不解之谜，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发现。我国文物鉴定是以“标型学”为基础的，一些没有“标型”的好东西往往会被视作“稻草”。事实上收藏界时常会发生类似事件，笔者在央视《鉴宝》中鉴定的一个战国后期龙头壶，就是这类事件的典型例子。此壶因没有“标型”，曾被专家枪毙，笔者据理力争，最后上仪器测试，方才“九死一生”。因此说“标型学”不能迷信，只能作为参考。 F、春秋战国仿。上述各个时代的仿品特征已扼要地向读者作了介绍。由于报刊篇幅有限，不可能洋洋洒洒地把它写透，只能蜻蜓点水。事到如今，只剩下一个可能了，这几件藏品会不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仿品？有关资料明显记载春秋前期一百多年的青铜文化是西周的延续，青铜器制作不少是仿商周的，既然西周已改为春秋了，所生产的产品如果同西周、商代的形制一样，理应全部称作仿品。至于哪些青铜器是春秋仿的，恐怕很难说清楚，因为那时的人文风尚和自然条件十分接近，制作工艺也是同样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仿商周的，一类是在商周形制的基础上改进的，一类是具有各方国自己特色的。现在海内外的博物馆中应该有春秋甚至战国的仿品被当做商周真器摆在高大的玻璃柜里。如果仔细分辨也许会看出问题。因为商周青铜器大都是王者之器，春秋战国青铜器均为列国（也称方国）之器。各个方国的地域不同，有的喝黄河水，有的饮长江水。生活环境不一，工艺水平有高有低，所生产的青铜器自然有坏有好，与王者之器有所差距。还有一些小国民间之器，品质一般，不如大国和官造的好，这好比陶瓷的官窑和民窑一样，因此说我们在区别商周原器和春秋仿品的时候要十分仔细。即使在日常鉴定中，也不要将那些分量偏重或偏轻、粗糙的、工艺水平不高的全部视作赝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要知道，同一样东西放在不同的地方，变化是不一样的，黄河流域的青铜器，与长江流域的青铜器腐蚀程度和皮壳就不太一样，河里的青铜器与坡上的青铜器也有所不同。不能用北方青铜器的“标型”去对照南方的青铜器，也不能反之。 综观这几件藏品，无论从形制、纹饰、皮壳、工艺、气息等诸方面看，虽然与原件有一点的距离，但仍不愧是我国古代青铜器的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这如同瓷器一样，康熙仿成化的斗彩杯照样很值钱。如果不是笔者偶然发现铭文有问题，或许会将其定为商周到代之器。因此，作为一个鉴定家一定要多学、多跑、多看，头脑中储有丰富的信息，博闻强识，纵观全局，善于探索和发现，才能尽量避免失误。我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鉴定家没有走过眼，只是多少而已，“走眼”也许会伴随一生，因为作假者一天天也高明了起来，有些仿品是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仿制的。“专家”对“专家”，就看谁更高一筹。 至于这几件青铜器到底是不是春秋时期的仿品，笔者不敢妄下定论，只是一种分析和推理。因为自有青铜器研究以来，多位专家学者提过“青铜器仿制始于春秋”，《韩非子?说林》中便有记载，但并没有拿出证据。也没有人做过专题研究，使这一问题变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团。笔者不是偶遇也想不到这一问题。这里只想作为一个信息提供给广大读者，因为读者中人才济济，可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大家共同努力去拨开这一罩在这一古老历史文化遗产上的迷雾。 可以直率的说，青铜器是我国历史遗存下来的瑰宝，她应该排列在众多藏品的前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政策的原因，人们一提到她就会禁若寒蝉，她的光彩、她的魅力没有得到尽情的展现，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思想的开放，青铜器这一瑰丽的宝藏必定会大放异彩，到达她应有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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