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冰心和她的《一只木屐》的故事品起

从冰心和她的《一只木屐》的故事品起

    作者：龚蕾

    

 

 

冰心和她的《一只木屐》的故事
冰心著名的散文《一只木屐》背后，据说有一个故事：叫做“漂泊了十几年的木屐”。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从前，冰心带着她的女儿从日本乘船回国。在船舶行驶到河水中央的时候，她的女儿发现了一只漂泊在水面上的木屐，当时是许多小孩子的爱物，在日本，他们习惯睡“榻榻米”，小孩子们喜欢光着脚，穿上木屐，翻来翻去，“戛达”、“戛达”的声音。后来，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玩具“戛达”，放在自己家里。这段经历，留在冰心脑海里很久。她想写成一首诗歌，却又找不到很好的思绪。大概到了1962年，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她偶然想起了这个木屐的记忆。那是无数日本劳动人民从窗前走过的声音。她写下了“木屐的声音，把我从黑夜送到了黎明。于是，她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散文，叫做《一只木屐》。
这就是传说中冰心和她的散文《一只木屐》的故事。构思是偶然的，但却酝酿了很久很漫长。

 

读王国维文章有感
     许多人都知道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今天仍想道来。
    “无我之境”是王国维将感情隐蔽，融情于景的艺术境界，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到：“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举例是陶渊明诗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说诗人闲适恬静，悠悠然泰然自若，安然与人坦然平静融为一体，山是山，人是人，意境到了一种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由动静时得。故一优美，一宏壮也。”王国维关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观点，是受到了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影响，能够解释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一些现象。

巴尔扎克和他的老师
    法国巴尔扎克养成了随意下结论的一个习惯。有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了他的面前，并且递给了他一篇小学生作文，问巴尔扎克说：“巴尔扎克，你看看，这是一个小朋友的作文，您说说，这个小朋友今后在文学上是否有所发展呢？”巴尔扎尔看了一下，说：“这个孩子的资质太差了，我看不可能有什么成就？”老人又说：“巴儿扎克先生，您怎么连自己的小时候的笔迹都不认识了呢？这是您小时候的作文，我一直保存着。”原来这位老人是巴尔扎克小时候的老师。他仍然在关心下一代的教育。从此，巴尔扎克改掉了自己妄下结论的习惯。

读朱自清抒情散文有感
    朱自清散文很多人都喜欢，本人也是如此。
    朱自清的散文被称之为“美文”、“白话美术文的模范”。朱自清为人正直温和，人称“狷者”。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中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其文是典型的抒情文体，同时具有我国散文传统的美学风范，显示出真挚清幽、委婉深切、谨严细致，醇厚朴实的风格。抒情中表现出了自己真挚敦厚的个性；艺术构思缜密，笔触细腻，具有诗情画意的意境美丽；行文中常常带有曲折，和些许的波澜，笔除清新，简约，朴素，语言锤炼。文言词语和文言句法的融合，读起来特殊婉转，并且娓娓动听，朱自清以其独特审美意义的抒情文体，在白话和文言之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浅析《美学散步》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撰写的。全书写了宗白华从青年到暮年对宇宙、人生、艺术、美的追寻。全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二部分里，作者探讨了孕含在中国诗词、绘画、书法、雕塑、音乐，园林建筑等中的美学思想，非常准确地把握了中国艺术的本质特征。该书以内在体验为本，同时遵循与概念有不同大审美方面的逻辑，即以人的感性解放为使命，以美感经验为研究中心，以富有哲理情感思想，并且很直接，把握住了中国美学的精髓和重点。

浅谈徐志摹诗歌印象
    读徐志摩的诗歌，还是很早以前。《再别康桥》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从他的作品中，徐志摩是一位偏于感情、思想复杂、才气横溢的诗人，他的散文同他的诗一样，奔放、热烈、坦诚又充满了想象力和浪漫气息，他的文体的特点是自由并且华丽的。在构思时往往本着自己的印象，感受或者独特的内心意象，散开笔墨去写，不受框架模式的约束，具有自由潇洒的特点，飘逸、浪漫的神韵，有时也流露出些许的空虚和消沉的情调。语言感情浓烈，有一种美丽似歌的语调。文字华丽、丰富、复杂、多变。达到了“浓得化不开”的程度。他是个偏于感情的人，热情奔放，通晓西方文学，当时叫西洋文学，他的品性和教养交叉在一起，就成了他的自由而华丽的文体风格。

浅析冰心体
    冰心体是说著名文学家冰心的散文风格。“冰心体”产生于二十年代初。郁达夫评论说：“冰心女士散文的倩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她的散文“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说有停留”，被誉为“诗似的散文文字”，清新隽丽，自成一格。在构思上多取“身边题材”，歌颂母爱、童心、大自然，很少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等，常常是一缕幽思，一种挚情，一段佳意，一股情绪，多是空灵的缠绵的抒写，在艺术手法上以意描取胜。在行文上，有闲云流水般的自然、飘逸，基调轻快灵动，色彩淡薄雅素，气势和节奏轻舒缓慢。语言很有独特情韵，具有温柔隽丽、一清如水的风格。其语言是语体的，但这种语体是“中文西文化，今文古文化”的自然融合，有意识地借鉴一些古代诗文中的语言形式，融会进多量文言词语和文言句式，特别是融合古代诗、词、曲中的词语和句式。使作品既有白话文自然流畅的优点，又有文言作品简练典雅、短峭潇洒、音律铿镪的长处。同时在句式上，十分灵活又适度地吸收了欧化的成分。“冰心体”的产生，同作家文化教养有关，她自幼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青年时代有经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洗礼，后又赴美国留学，直接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是其性格气质的流露。自称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她的“同情”里，渗透着她的“爱的哲学”。她的散文所赞扬的母爱、童心、大自然，正是以“爱的哲学”作为底蕴的。在二十年代初期，“冰心体”在文坛上产生很大影响，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与模仿。

浅析鲁迅的“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
    “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是鲁迅撰写的。戏剧创作专论。鲁巡说“易卜声是伟大的疑问号，而萧伯纳是伟大的感叹号。萧伯纳使绅士淑女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啊，这是蛆虫！’”“在这一点上，萧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文章批评了当时粉饰太平的作家和戏剧家。所有这些，为推动新戏剧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加强新戏剧的战斗作用，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浅析郑振铎的《论散文诗》
《论散文诗》是郑振铎撰写。诗论。“五四”新文学运动后，人们奉行“非韵不是诗”的信条，都以有韵与否来衡量新诗的优劣，极大地妨碍了散文诗的发展。作者从文学发展史出发，列举了古今中外大量优秀诗歌并不是都有韵的事实，有力地论证了“非韵不是诗”的观点不是不可动摇的经典。文章认为：诗的本质包括“想象”与“情绪”两大要素。虽然文学作品都一律具备这两大要素，但在不同体裁中各具有侧重。戏剧重在“表现”，小说重在“叙述”，唯有诗能“直接引起情绪”，在表现“情绪”与“想象”方面更加“丰富而感人”。这些见解，丰富了散文诗的创作理论。

《论小诗》是周作人撰写的。诗论。文中的小诗指文中“现今流行的一至四行的新诗”。作者认为，诗的本质“以抒情为主”，而小诗则反映“忽然而起”、“忽然而减”的“刹那生活的变迁”，这“在或一意义上”倒是我们的“真的生活”，将它表现出来，就成了小诗，成为“真实简练的诗”。他认为：诗人用小诗写“他的生活之一日后大力倡导写作闲适小品散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朱自清的《春》：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嫰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碟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呀。”
    ......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乡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少少，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象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象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象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走过的春天里，同学们常常去踏青。
     春天就象是个天真的孩子，纯洁、自然；
     柳树又披上了绿装，风吹过，一摆一摆的；
     天很蓝，阳光似乎灿烂了起来；
     鸟儿叽喳着挂满了枝头...... ”浅析“见素抱朴”
    “见素抱朴”是道家文艺思想之一。出自《老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指圣智、仁义、巧利）以为文（文饰），不足（不足以治天下）。故令有所属（归属，指要让人们有所适从）：见素抱朴（保持朴素。素，未染的丝；朴，未雕之木，二字同义异字，合起来用），少私寡欲。”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哲学思想上赞美自然。因而主张保持自然的朴素。庄子也提出“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庄子也提出“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天地》）“既雕即琢，复归于朴。”（《山木》）正是老子“见素抱朴”思想的发展。在这种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下，文学艺术强调朴素之美，在我国有着深远的传统。这是对朴素的赞美。浅析“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出自《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继承先秦经典关于“诗言志”的理论而加以发展，有理性的言志过渡到感性的“言情”。这种情志并举的提法更符合诗歌本身的艺术特征，是对先秦诗论的重要补充，也成为后来“缘情”说的先声。
“坐弛可以役万物”这句话出自唐朝刘虞锡《董氏武陵集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弛可以役万物，工于诗者能之。”“坐弛”，即身不动而意弛。刘氏的这段话对诗歌的艺术想象和构思进行了论述。是说作家在进行艺术构思时，驰骋想象，能把万物万事纳入笔端，达到以少胜多，即片言可以明百意的效果。在《秋日过鸿举法师院送归江陵序》中说：“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也是说艺术构思时，由于心虚神静，会出现“情瞳陇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文赋》）的景象，把这些丰富的形象捕捉住，形之于词，便成了诗。

“知言养气”是《孟子》：“敢问夫子恶（什么）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本来是孟子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论述，但在古代文论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孟子认为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是以正直培养出来的，充塞于天地之间，因为是与义和道相结合的，所以不会衰退。它是积累正义而成，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的，只有当行为有愧于心，这种气才会衰退。这种知言养气说是很能说明作家的修养与作品的质量的相互关系。历代文论家对此都十分重视。加强作家自身的道德修养也仍然是提高作品质量的关键问题。

《周易》中的“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是指言辞纯正，以表达充实正确的思想内容。这是中国古代关于道德、功业和言辞关系的最早论述。语出《周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意思是，君子以进得修业为最高目标，忠诚是达到进德修业的保证。这是我国古代的文德观。

浅析韩愈的“修其辞以明其道”
    “修其辞以明其道”是出自韩愈的《争臣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责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修辞以明道”是韩愈反复强调的主张，在《题哀辞后》：“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答陈生书》：“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和道学家不同，韩愈在强调“明道的同时，也注重文辞。他认为“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足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这种文道合一、文道并重说，无疑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磁巧”（《文心雕龙》）“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的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观点经过韩愈的提倡，对后世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影响甚大。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文公庙碑》）也正是从文道合一的观点来加以肯定的。 曹丕的“文以气为主”
    “文以气为主”是出自曹丕《典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是我国关于作家气质，个性与作品关系问题的最早论述，后世称为“文气论”，在文论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历史剧所感》是夏衍撰写。戏剧创作专论。文章指出：“历史会使人物走向他必须走向的终结，历史剧作家呢，那不过是将历史重新制作成一个作品，而把什么因素是决定历史的因素更明白地提示给当代和后代的观众而已。”“历史不会是完全雷同的反复，但是，在某些共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历史也真可以和现实酷似到可怕的程度。”作者认为：“依着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而可能发生的事件”，比“实在的事”更真实。“历史剧家不仅许可而且需要夸张，不仅许可而且需要补改”。它要比“文件记录”“更加辉煌”，“更深地发展历史的秘密”，以道破历史的真实。这些深刻的见解，对于指导中国的历史剧创作，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文学论稿》是巴人著。这是中国第一部力求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文艺理论著作。作者从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四十、五十年代创作的剖析入手，在理论上加以评述，资料丰富，对重要作品几乎囊括无遗。但由于对文学现象评述过细，理论上的建构稍显不足。立论从文艺从属政治的角度出发。作为新中国较早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在文艺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悲剧的解放》是郭沫若撰写。戏剧评论。文章高度地评价了《白毛女》的创作成就，指出，《白毛女》的故事，“本身是封建社会里的典型悲剧，结束转化成了喜剧”。这种转化是“封建主义本身遭了扬弃，由于封建主义所产生的典型悲剧也就遭了扬弃。”文章指出：“要欣赏这个剧本，单是欣赏故事的动人和旋律的动人是不够的，故事固然动人，但我们要从这动人的故事中看出时代的象征。旋律固然是那么动人，旋律固然是那么动人，但我们要从这动人的旋律中所听取革命的步伐。”郭沫若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去分析评价戏剧的悲剧内容，对戏剧创作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