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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进程，特别是欧洲战场上的进展，中国胜利希望越来越大，战后建设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继续偏安于内陆腹地重庆既不可能，那么还都南京，重建新的中央行政中心也就成为国民政府必然选择。 不过，由于战争之初日本兵临城下，使中国政府被迫起而应战，并在随后蒙受一再迁都的耻辱。所以，当国民政府不得不离开重庆时，中国应该在哪里重建新首都，就成为中国知识界、舆论界关注焦点，一度引起相当广泛的争论。 学术界的争论最终并没有被政府当局所接受，不过这次争论所涉及的中心城市相当多，他们对各个可能候选城市进行的理性分析，对于中国未来战略布局还是极具启迪意义。只是由于随后的政治发展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次争论似乎一直不被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 中国的国都常须迁移，自古已然。之所以如此，这和中国历史发展特征密切相关，一是从地理上说，中国是个地大而多中心的国家，没有适宜于建立永久国都的地点，如法国之有巴黎，英国之有伦敦，意大利半岛之有罗马；二是中国历史是一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在这分与合的过程中，首都势必要随着各政治势力根据地之所在而移动，无法固定在一个稳定地方。 在抗战中后期纷繁讨论中，虽然主张各异，但仔细分析起来，各人所根据的主要理由不外乎三个对立：一、南方论与北方论的对立，即北平、西安对南京、武汉；二、沿海论与内陆论的对立，即北平、南京对西安、武汉、兰州；三、首都安全论与首都要塞论的对立；前者以当时西安、汉口为例，而后者则以西安、北平与南京、北平为例。在这三组对立之间，又有不少矛盾与冲突，在讨论时又把古今中外的历史地理及其他种种如“居高临下，高屋建瓴”之类的说法整合在一起，揉成一团，择“宜”取用。 由于民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国都自1912年之后几经变迁，先是建都南京，继则迁都北京，之后南北分裂，分别设首都于北京与广州。随着北伐战争进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当此时，张其昀于1926年12月发表《中国之国都问题》，表示北伐成功、北京政府解散之后，应将首都设在南京。这大概是民国前半程从学理上探讨首都位置的第一篇重要论文。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先前的见解，所以当抗战形势逐渐好转，胜利在望时，又是张其昀最先就建都问题发表意见。他在1941年发表的《中央与地方均权制度》一文中斟酌和齐，委曲明备，详细探讨抗战建国一系列问题，其中涉及假如抗战胜利后新首都如何设置以及设置在何处等问题。张其昀认为，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从重庆地理位置、资源环境看，一旦抗战胜利，中央政府必须撤离重庆，重建一新首都。而新首都位置，在张其昀看来似乎也不必讨论，那就是要按照孙中山的指定，还都南京。 张其昀的论文引起钱穆的兴致。钱穆于1941年10月11日致函张其昀，明白表示自己对将来新首都问题“常抱有一妄见，以谓仍当北迁”，但因条件尚不具备，故很久以来并不敢就此问题发议。现在既然张其昀提起这一问题，所以钱穆愿意借此展开讨论，贡献自己的看法。 钱穆指出，张其昀提及的孙中山“指定”南京云，并没有明文证据，没有确凿、可信的文献以资凭信。相反，钱穆以为孙中山在世时并无中华民国国都必在南京的意思。若仅就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都南京，以及要求袁世凯南下就总统职一事，似乎并不能表明孙中山已经认定未来中国中央行政中心非在南京不可。 张其昀似乎原本无意就建都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但钱穆的质疑使他不能不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10月21日，张其昀自贵州遵义复函钱穆，认为研究孙中山思想遗产，特别是孙中山关于建国“宏远之规模”者，自不能离开孙中山手定的《建国方略》。孙中山在这部书中确实没有专门谈到建都问题，不过他在该书“心理建设”部分，特别将陈其美1915年致黄兴函作为附录，而这个附录中的若干论点又确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 陈其美这封信言及民国缔造之始孙中山最重要的主张有三，一是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二是民国须迁都南京，三是以为共和政府乃国民公选，非满清所授予。对于民国初年这三大主张，根据已知史料，孙中山确实不遗余力予以坚持，于此也可看到对于建都南京，孙中山虽然没有留下直接文献，但孙中山确实在民国初年坚持这一主张。张其昀认为，据此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钱穆的疑惑。 按照张其昀的解释，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确实没有提及建都南京的问题，但从孙中山在这部著作中的一些重大构思，也可以得出应该建都南京的必然结论，或者说按照逻辑推理，可以得出建都南京的结论。 张其昀指出，孙中山这部著作既富有大陆雄伟之精神，又富有海国超迈之意向。其论述建国大业，一方面注重于大陆开发，另一方面注重于海外发展，故而孙中山详审地势，于沿海一带选择三地，建设第一流世界大港，即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以为海陆两大主流汇合之所。扬子江为中国经济人文之大动脉，海洋潮流直达于南京城下，南京由河港而兼海港，于此建设首都，对沿海三大港口有居中控驭之势。大江以北的铁路网以浦口为焦点，大江以南的铁路网以下关为焦点，在浦口、下关间筑有大隧道以沟通南北，此全国陆路运输辐辏之要点，亦即远洋航运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诚为中国经济计划中最重要的中枢，亦即国防计划中的顶点。所以，张其昀认为，即便孙中山没有在《建国方略》中明说建都南京，但从其经济布局构想中不难推导出其结论。 而且，张其昀指出，从《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关于南京的表述也能看出孙中山思想中蕴含着对南京的期待。孙中山说：“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就地理环境而言，南京有高山、有平原、有深水，三种天工汇于一，这在世界各国首都所处地位与环境来看，也未有出其右者。在中国大都市中，也只有重庆、广州二处差可比拟，而规模壮阔又稍逊于南京。就此而言，南京的未来不可限量， 就政治而言，张其昀认为抗战胜利后应该定都南京。他的理由是，南京为孙中山长眠之地，能予国民以精神上之重要启示。北伐成功，奠都南京，并非当时匆忙之举，而是合乎孙中山平生素志。 至于钱穆在来信中表示“国都必迁北方”即暗指定都北京的意思，张其昀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有： 一、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不厌其烦以数千言赞美南京，而于北平“竟无片语道及，抑扬之意昭然可睹”； 二、包括钱穆在内，所有主张定都北平的人其着眼点无不基于东北问题，萦心于山海关、鸭绿江，以为北门锁钥不能轻易弃置。这种看法在张其昀看来未免显得有点短视。张其昀指出，现在评论国际事务须统筹全局，东北与南洋为中国建国时期民族发展最有希望亦系国际关系最为纷繁的地区。东北为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而南洋则为中华民族第二故乡，这两个区域虽距离遥远，实则利害一致，互相保障。新中国建设必当注意东北与南洋。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原如刃之两面，不能分离，南进北进，张弛往复，迭相为用。从中国历史上说，自明朝正统年间海运之制渐废，倭寇乘之，流毒上国，今日倭寇之大患，仍由于中国海权旁落，所以未来中国的国防当取海陆并重主义。 根据张其昀的解释，今日北门锁钥是否仍在北平，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则有不同的见解。孙中山以为北方重镇在多伦多而不在北平。北平建都以大运河为根本，所谓合东南之漕米与西北之戎马而荟萃于斯。但在今日两者均失其时代性。多伦多则为塞外雄镇，对于东北与西北之种种发展，均有居中策应、左右提携之势，元代上都至今仍具有世界意义。本来的北平，凭借其历史传统，仍当为教育、学术与美术、工艺的一个重要中心，但其发展前景似乎无法与南京相比。 就首都防务及与周边地区联系而言，张其昀认为南京是首都最佳选择。他指出，定都南京则杭州湾两岸成为首都之外郭，以东方大港为门户，与上海、象山港左右夹辅，气象至为开展。英美两国均已答应于战事结束后交还上海租界，上海为中国新工业发祥地，在地理上有其优点。不过，上海位于黄浦江沿岸，水道较浅，远洋巨轮难以驰入，所以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建议于杭州湾北岸乍浦间另行建设东方大港，以为国际贸易重要门户。这一带水深浪阔，形势天成，东方大港建成后完全可以媲美于纽约。依据《实业计划》，由芜湖贯穿太湖而至东方大港，将开凿一条新运河，使长江中流与杭州湾直接相通，亦为东方大港与南京的水运捷径。谈论中国国防者皆主张以象山港为中心，以其地点适中，兼顾南北、南洋，肘腋长江，捍卫首都，策应较为便利，倘若象山港及其军港建成，外以舟山群岛为屏藩，而成为优秀的海空军与潜水艇根据地，如是则金陵首善之区必有金汤之固。 在张其昀看来，建都南京的方案主要基于国防上的考虑，他素来认为首都位置实为一切国防计划的先决条件。历史上国都位置常常与敌人的进攻方向针锋相对，且位于国防线以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建立国威，而不欲示弱于敌人。至于其他条件如国都常为经济中心、交通中心以及形势险固等，当然均须考虑，但尚属其次。在平时，一国首都当立于门庭重地，若因敌人侵略有时须迁都以避之，于堂奥腹地暂设行都，然而这毕竟不是常道。首都的位置确定了，然后才可以规划国防线，而国防线应有二重，能内外相维，成唇齿相依之势。 根据这个原理，张其昀以为南京既是中国古都，又是中国新都，古今比较，建都原理相同而形势有异。古代中国建都南京，内以长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而今日南京，以舟山群岛为第一道防线，杭州湾为第二道防线。古代中国防御目标为南下的铁骑，而今日目标则为东来之战舰。 张其昀在答复钱穆书中强调，若仍以南渡偏安旧说以衡量民国新首都，肯定是一个时代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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