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五问兰考
首席记者杨江
直到1月7日，兰考县民政局提供的数据仍然漏洞百出——7日兰考县民政局公布了袁厉害家庭享受低保的名单，但记者发现，这次事故中的8名死伤者均未享受过低保。在这一张享受低保的20个人员名单中，没有发现一名死伤人员名字。其中仅有5名是与袁厉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加上袁厉害本人才6名，剩余14名均不在与袁厉一起生活的孩童当中。那么，这14名享受低保者是谁？都在哪里？
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是个一着急脸就红的老实人，袁厉害会否因为这起事故“入刑”正成为争论的焦点，郭海洋为此很焦虑，他内心期望岳母不要再收养，过正常人的生活就行。
“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绝不能为兰考相关部门的惰政作挡箭牌。25年来，该县民政部门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换言之，这起悲剧的责任主体到底是谁？
兰考缺钱，但兰考的发展绝没有到不穿“民政救助”的“底裤”就裸奔的地步。时至今日，当地没有一座儿童福利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兰考县财政局自筹2000万元，建设了兰考县财税服务中心。
这几天，随着近百名记者的陆续到来，兰考县还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
根据兰考县委宣传部驻守宾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三家宾馆都住满了记者，宣传部2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动员“配合”采访。为新闻采访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是值得称赞的一件好事，但兰考县的做法却让人大跌眼镜——至少在记者入住的开兰宾馆，宣传部为记者们提供免费住宿。不过，包括《新民周刊》在内的几家媒体记者坚持自付房费。
非但如此，每天晚上，县委宣传部还派员亲自在宾馆招待记者们，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丰盛，满满一桌菜，因为量实在太多，很多菜几乎都没人动筷。
就是这一天晚上，郭海洋一家的晚餐是稀糊糊，袁厉害则躺在病床上粒米不进。本刊记者坐在宣传部的酒席上，如鲠在喉，难以下噎。有记者嘀咕：有这个钱，用到孩子们身上多好！
记者们拒绝饮酒，这顿饭的气氛也是越吃越凝重，最终记者们早早离去，宣传部工作人员站起身说：一定要吃好，招待好你们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问这名宣传干事，对“部分兰考干部愧对焦裕禄”的评论作何感想。他神色尴尬，一时语塞。
1月7日，兰考县继续在记者入住的开兰酒店提供免费晚餐，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但呈上来的又是一桌菜，营业员说兰考消费不高，这桌规格且不及前晚，不过五六百元。饭后，《新民周刊》坚持支付了餐费。
可见，兰考缺的不是钱。
广为诟病的还有，事故发生后，兰考相关官员一直在试图“撇清责任”，将脏水一股脑泼到袁厉害身上，将新闻通报写成了领导的“政绩簿”，并展开马后炮式的作秀。
民政部目前在全国部署限期排查民间收养的隐患，兰考也很应景地表态将严厉打击非法收养。
其实，对兰考而言，最迫切的首先是对照他们身边现实的好榜样——焦裕禄，展开充分的自我反省。
一问：非法？私自？默许？
1月8日，兰考县启动问责机制，民政局局长杨佩民、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在内的6名相关责任人被停职检查。
“袁厉害拥有子女，经济条件不足且没有在民政部门办理弃婴收养手续，比照国家收养法的有关规定，其并不具有收养弃婴的资格。考虑到袁厉害的做法是一种珍惜生命、社会担当的爱心之举，因此政府部门对其收养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鉴于袁厉害的实际经济能力以及孩子的生存需要，此前兰考县民政部门先后为其家庭的20人办理了低保，公安部门也给一些孩子办理了户籍手续，这些举措是不符合规定的。”1月5日，兰考县副县长吴长胜表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有意放松监管有直接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漏洞。”
一方面，县领导承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民政部门的官员却发表了一系列卸责言论。1月4日，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表示，袁厉害是“非法收养”。遭到舆论谴责后，李美娇又将“非法收养”的说法改为“私自收养”。兰考县民政局认为造成袁厉害违法收养不能控制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全县至今没有一所儿童福利机构，到了“十二五”规划才要在县一级普及福利院建设。2012年底，兰考申报的福利院建设项目获审批通过，中央财政资金也已经初步到位。2013年全力建好兰考县社会福利中心。
25年来，本应承担弃婴救助之责的兰考县民政部门长期缺位，而不符合收养条件的袁厉害却在靠一己之力苦撑。
“说俺妈非法收养，私自收养，俺不能理解，既然是非法了，怎么连110都把孩子往俺家送？”郭海洋质疑。
“明知道俺妈不符合条件，民政局早干啥去了？”郭海洋质问。
二问：不肯送还是不肯收？
1月7日，面对兰考县委宣传部驱车送来的几十名记者，开封市福利院从装饰布置到员工状态，无一不洋溢着浓浓的爱意，孩子们的面前被摆上了水果，员工们带着他们画画。10个被从袁厉害家中转移至此的孩子中有2个婴儿睡在暖箱，3个因为智力缺陷专人看护，其余5个则被安排进了开封环城路小学就读。
这所福利院有400个床位，目前只接受了儿童、老人230多名。开封市福利院院长王永喜神情“凝重”地表示，他5年前上任以来不下十次劝说袁厉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来，甚至还邀请袁厉害参观，每次参观完，袁厉害都说条件很好，答应将孩子送来，但一回家就没信了。“有一次我在她楼下等到凌晨1点，就为了等一句准话。”
李美姣仍然在竭力辩解，一方面她认为民政局有责任，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并没有默许袁厉害收养，而是为制止她的行为做了不少工作。在李美姣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袁厉害本人不同意把孩子送市福利院；年龄偏大的、有认知的孩子，也不愿意去。我们几个部门去做工作，要正式把这些孩子移送市福利院时，袁厉害泪流两行，说自己已经对这些孩子感情比较深，舍不得。另外，我们与会说话的孩子交流，孩子们哭，也不愿意走。我们当时还发生过口角，考虑到不激化矛盾，可以再缓几天，慢慢来，分次分批往福利院送。”
2011年9月，河南省民政厅联合开封市民政局、兰考县民政局和兰考当地公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再次去袁厉害家做工作，要她交孩子。那次，王庆喜接出了5个孩子。“孩子一带走，她就非常痛心，她非常舍不得让这些孩子走。对于这个收养的问题，我们也必须秉着以人为本。”李美姣说。
耐人寻味的是，王永喜还特意强调孩子们到福利院后看到零食就开心、听说吃饭就不哭的细节，他认为，这说明孩子们在袁厉害那里没有零食吃，甚至吃不饱饭。
两位官员的话，让郭海洋都气不打一处来，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俺妈是舍不得离开孩子，但又实在是没能力养了，所以这些年不止一次去开封市福利院要求他们收孩子，但是他们要我们开证明、办手续，你说这些孩子很多都是人家直接扔到家门口的，找谁开证明去？”
袁厉害告诉《新民周刊》，福利院收孩子是挑挑拣拣，脑瘫、智障他们拒收，说没法照顾，只要白化病与唇腭裂的孩子。
郭海洋表示不解，从目前火灾后的迅速行动看来，开封市福利院从床位到软硬件条件，乃至孩子们的入学问题都不存在任何困难。
“为什么事情一出，不需要任何手续、证明，就无条件把所有孩子都接受进福利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