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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小红帽” 仅靠为乘客搬运行李赚钱，向“上南红帽子公司”缴纳一定费用。戴顶小红帽，身穿红马甲、手提推车是他们的显著标志，也因为这标志，较易取得旅客信任。 “黄牛”或“带路人” 兼职搬运行李，主要以将旅客带到私人订票点高价买票，然后从票务公司提成。也有黄牛直接为大巴车带客源。近日发现有“小红帽”利用乘客的信任，也干起“黄牛”的营生。 ■“小红帽”每月工资在2500元左右，还要向公司缴纳一定费用 ■ 当“带路人”最高一单就挣了2000元 ■ 30名“小红帽”承诺不当“带路人” 春运高峰将近，车票照例成了紧俏货。长途南站的“红帽子”搬运队居然兼职当起了“黄牛”。 前晚，媒体曝光上海长途南站的一些“红帽子”搬运队成员将买不到车票的旅客带到石龙路839号附近一家私人订票点，高价售票从中获利。 当晚，市交港局执法总队出动，对上南红帽子服务点和吉利票务进行了突击检查，但这家吉利票务点连夜消失。 据悉，已经有6名“小红帽”被认定兼职“黄牛”。私自拉客，不仅可以在票价上玩猫腻，还可以一票多售，给沿途违规超载留下口子。在这条利益链中，“小红帽”负责揽客，票务中介则扮演着关键角色。 昨天，上海南站管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被曝光的红帽子服务队即日起停业整顿，实施派单方式并由专人收费，同时精简人员，目前已将查实涉及拉客、卖票的员工开除。管委会表示，将会同执法部门对非法从事搬运、拉客、卖票等行为展开整治。 “小红帽”易受旅客信任 昨天，在长途南站外，早报记者找到正在揽客的“黄牛”汪力（化名），他之前也曾是名“小红帽”。 3年前，接近50岁的汪力摘下了小红帽、脱下了小红装。他说，这活没法干，没能多赚钱，还累得要死。 汪力说，要赚钱，或许只有一条途径，就要在指路和拉客上想些办法。 汪力还是干当“小红帽”时的活，帮乘客拉行李，但不再戴红帽和穿红装。 昨日下午1点30分，上海长途汽车南站的出租车下客点。汪力和丁全（化名）提着行李手推车，等待着从车上下客的人们。他的视线盯着出租车的后备厢，寻找有大件行李的客人。 汪力不肯透露来自哪里，他有着与身份相称的职业敏感，南来北往的旅客中他能发现哪些人需要“拉一把”。 只要看看旅客行李的大小还有数量，汪力就能判断，哪些人是自己要凑前揽客的对象。寻到合适的人选，他将手推车推在身前，殷勤地询问，“要不要推车，一件5元钱，过安检后付钱。” 他说：“提行李的人如果是两名女子，或者带着小孩的老人，那么能做成生意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坐出租车来的比步行来的，自然愿意花钱。” “还有走错路的，旅客想到上海南站，结果到了上海长途汽车南站的。” “小红帽”被允许在上海长途汽车南站附近招揽客人。在遭媒体曝光之前，“小红帽”一共有36人，他们均来自“上南红帽子公司”，年龄在19-58岁之间。 戴顶小红帽、身穿红马甲、拉着手推车就是他们的显著标志。也因为这标志，可以取得旅客信任。 按照公司方面的规定，他们可以在上海长途汽车南站的周边到进站，或者在上海长途汽车南站和铁路上海南站的连接广场区域招揽客人。其间，不允许自行带客人去非官方的私营售票点，这些售票点一度遍布车站的周边，甚至隐藏在居民小区里。 上南红帽子公司负责人沈秀英称，在新进员工的首日培训中，就跟员工们强调了这些。 管理费被指不停上涨 汪力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黄牛”。 汪力说，自己一般在上海长途汽车南站的2号门和4号门附近招揽生意，因为2号门是乘客进入车站的主通道，而4号门则是出租车下车的地方。 昨日，早报记者并没有在站点附近看到“小红帽”的身影，后者被相关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这给汪力和丁全他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因为没有“合法”的竞争对手，他们可以在周边为旅客提行李，从而行使“小红帽”的职能。 对这一行，汪力并不陌生，他认为“小红帽”和“黄牛”其实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只不过是身份上的变化。 汪力承认，对方是合法的，自己是非法的，难免会有摩擦。如果当“黄牛”那就面临“被驱赶”的风险。“不被允许进入‘小红帽’们的经营区域。”在汪力看来，这些区域其实并不是固定的，而且他们都能“混个脸熟”。 早报记者昨日在现场看到，在“小红帽”暂时消失后，提着行李的“黄牛”可以随意进入车站并通过安检。 “我们一般拉一车就只收5块钱，但‘小红帽’的收费标准是5块钱一件，一般我们收费便宜，到他们（小红帽）那里就高出好多倍。”汪力称，“不用上交管理费，所以我们收费低一点。因为我们不属于公司，有时候会被执法人员抓住并且罚款。” 汪力放弃“小红帽”职业，而变成自由的“黄牛”是因为不断上涨的“小红帽”管理费。 “每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元，但管理费不停地上涨。”汪力说。 按照汪力等人的说法，现在上南红帽子公司每天收取86-95元不等的管理费。 当管理费用上涨到每日50元的时候，汪力选择了离开。他说，自己依然可以做这些生意，只要有时间。 在诸多“黄牛”看来，这是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小红帽”的主要原因。 然而，上南红帽子公司方面否认有收取“管理费”，“上涨的部分仅仅是城保和社保。” “103元的票卖到190” 昨日，同样拉着手推车的丁全说他原本想当个“小红帽”。“2008年，我听说需要高达8000元的‘中介费’，我就不准备做了。”丁全说，由于技术含量比较低，也属于力气活，他也选择了空闲时间来当“黄牛”。 “小红帽”每天的工资收入是不定的。上南红帽子公司方面透露，他们的每月工资在2500元左右。 在受访“黄牛”看来，赚钱的方法有一个，拉客到私营的代理售票点，从而拿取高价回报。 “黄牛”陈师傅说，通常的“操作模式”是，挑选“没有方向”又“着急赶路”的旅客，然后带往私营代理售票点。此时，售票员开出的票价就比较高。“昨天，有一对母女前往宁波，103元车票卖到了190元。这利润再由‘带路人’和售票方分成。” 丁全告诉早报记者，曾亲眼看到一个“小红帽”在经营广州方向的客运专线中获取了当日2000元的回报。 根据描述，“带路人”经常以“火车票售完”、“只能坐长途车”、“车子马上就要开了”等说辞说服乘客们上车。 最贵一张票加了800元 前日媒体曝光后，有6名上南红帽子公司的员工昨天被证实带客去私人售票点。 陈师傅说：“小红帽身份，可以在某些程度上博取乘客的信任。” 沈秀英说，因为他们带路的乘客都离开上海了，也没有及时接到乘客们的投诉，才未能及时发觉。 昨日下午，沈秀英为早报记者出示了一份“承诺书”，上面签下了所有其他30名“小红帽”的姓名，表示不做这样的“带路人”。 多名车站工作人员称，带路人“实在嚣张”。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车站工作人员称，“带路人宰客太厉害了，比如前往昆明方向的长途车是535元，在他们那里就有可能变成1335元，整整高出800块。” 该工作人员表示，以获取高额票价利润为目的的“带路人”不仅仅是“小红帽”，“骑摩托的，黄牛都有可能，”该工作人员说，“只要有提成。”给予这些人提成的就是私人售票点。 在“小红帽”事件曝光后，吉利票务连夜搬家走人。知情者透露，该售票点位于上南红帽子公司的隔壁，在经营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常会看到有“小红帽”带领旅客进出该售票点。 这家售票点位于一处宾馆的后方庭院，为小平房一楼。“两名外地男子在这里忙碌了一年多。” 知情者表示，不清楚宰了乘客后，“带路人”与售票点的具体分成比例，但经常看到售票点在深夜关门前，“带路人”数钱后离开。 据了解，长途汽车南站的周边分布着一些私人售票点，它们位于石龙路的两侧，甚至在居民小区里。 昨日，不少私人售票点并没有营业，而一家经营“佛山、东莞、广州”客货运专线的营业点中，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生意很好，从来不需要有中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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