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二黄毛”，就是排行第二，头上长着稀疏的黄头发的忻州的男娃娃。
现在忻州的“二黄毛”已经很难见到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忻州的“二黄毛”多得很。那时忻州一穷二白，好多人家粮食不够吃，青黄不接的时候都吃糠，吃野采，忻州人大多营养不良，家里兄弟姐妹多的更甚，常吃稀喝汤，没有油水，想也想不到还有什么营养搭配、膳食平衡这一说。所以缺锌，缺钙，缺铁，缺维生素ＡＢＣＤＥ那是肯定的。只不过也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和钱去检查，这一系列的“缺”谁也说不清楚，体现在外貌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头“黄毛”，又稀，又细，又短。
现在的孩子是营养过剩，头发自不会发黄。又是搞独生子女，连“二”也很少了，所以“二黄毛”基本绝迹了。
为啥又提起“二黄毛”，就是忻州有个叫宋建锐的人，在忻州人民广播电台上开了一档节目，叫《二黄毛有话说》。开播时间是2005年11月30日上午10时35分。每天都是上午10点35分，时间是25分钟。频率是调频105.7兆赫。他说的是忻州方言。用忻州话“说”发生在忻州的事儿、忻州人关心的事儿，凡是忻州人喜闻乐见的，都是“二黄毛”说的内容。忻州人一下乐了。
宋建锐用忻州方言讲“忻州宋丑子的故事”讲出了忻州方言的味道。宋建锐用忻州方言讲“忻州老城的故事”贴近了忻州人的心。
中国网忻州频道报到说：
今年42岁的张丑云（音）师傅是土生土长的忻州人，几年前下岗后开起了出租车。现在他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天上午10时35分，只要不是在外地跑车，他就一定要把车里收音机的频率调至调频105.7兆赫，准时收听忻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一档节目《二黄毛有话说》。
张师傅说自己不知道什么叫“脱口秀”，只是觉着电台里这个满口忻州话的“二黄毛”有时好像自己儿时的玩伴，有时又像小时候自家邻居的三叔叔二大爷。赶上这个时段可巧没有乘客，张师傅就会把车停在路边，闭上眼，“二黄毛”纯正的忻州口音在耳边回响，童年、少年时的一幕幕便活泼泼地涌上心头——张师傅陶醉了。
现在忻州市某机关任副局长的侯先生平时与人交流操一口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侯先生的父亲早年在山东当兵，侯先生上高中时父亲转业，才举家迁回故乡忻州。侯先生的儿子今年12岁，在长征路小学读五年级，当然能讲流利的普通话。以前每当星期天看爷爷奶奶的时候，小家伙最发愁的就是与两位老人交流，回到家后不止一次地抱怨爷爷奶奶的忻州话“土得掉渣”。直到有一天在爷爷家的收音机里听到了《二黄毛有话说》，一下子惊奇得好比发现了新大陆——原来这“土得掉渣”的忻州话也能上电台啊。听了几回，居然有点上瘾的意思，再去爷爷家，便悄悄地带上了自己的录音机，央求爷爷把一周的《二黄毛有话说》录下来，等星期天去的时候来个“二黄毛总动员”。侯老先生对孙子布置的这个“家庭作业”简直是奉若圣旨，每天一到上午10点35分，不管做什么，都要放下手中的活儿打开收音机按下录音键。有时有事要出去，对老伴那是千叮咛万嘱咐——做甚不做甚也得先把这“二黄毛”给录下来。自打有了这个“二黄毛”，祖孙关系居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前礼拜天孙子回来不到万不得已不跟他这个当爷爷的上话。现在好了，祖孙俩共同盼着星期天，小侯老侯围着录音机听着“二黄毛”说的“宋丑子”，不时发出开怀的大笑——坐在一边的侯先生看在眼里喜上眉梢：是“二黄毛”才让侯家重新有了天伦之乐啊。
邹先生老家在浙江台州，来忻州做买卖已有8个年头。在忻州的所有温州人台州人中间，邹先生算不上有钱人，但他在同乡中却享有很高的威望，原因也很简单，邹先生能讲一口地道的忻州话。当新来的同乡要在忻州安营扎寨、要和当地人谈生意做买卖的时候，邹先生从来都是“翻译”角色的不二人选。有人会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浙江人忻州人不会用普通话交流吗？当然，买卖双方确实也能讲几句很生硬的“浙普”或者“忻普”，但我们不要忘记，买卖双方在他们小时候，绝大多数是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邹先生对忻州方言已然熟稔到这种程度——当对别人的意见不置可否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像老忻州一样拖长声调说一声“外（音）——”。当他某一天偶然收听到“二黄毛”以后，立刻如获至宝，见了老乡就推荐，简直就成了这档节目的义务宣传员。邹先生是个有心人，他的用意就是要让他的老乡通过“二黄毛”学习忻州话——一成天起来和忻州人打交道，听不懂忻州话、不会说几句忻州话怎么能行？
2005年去年5月份，忻州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星光思谋着新上一档节目。
今年40周岁的星光本名宋建锐，老家在忻府区的三交镇，生在忻州长在忻州，40年了没有离开过忻州一步。小学中学阶段宋建锐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三年艺校毕业后分配至当时的忻纺，也是厂子里首屈一指的节目主持人。2004年5月忻州人民广播电台成立，负责人力邀宋建锐加盟。置身于一个新的更大的平台，宋建锐如鱼得水，播音、主持、策划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每周六、周日由他主播的情感互动类节目“今夜星光灿烂”已经成为忻州台的品牌栏目。
电台开播一年了，自己主播的栏目也得到了听众的认可，但宋建锐总觉得忻州台作为一个地方台，在贴近听众、突出忻州地方特色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作为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他经常收听其他省市广播电台的节目。四川台和广东台有两档方言节目，上海人民台推出一个虚拟主持人叫“阿毛”，也是用“阿拉上海话”讲述发生在上海百姓身边的事，节目开播七、八年了，收听率一直居高不下。宋建锐就想，能不能用忻州话说忻州的事儿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这档节目的总体构思在宋建锐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通过虚拟人物，体现地方特色；跨越时空界限，感受古今忻州；回顾民俚乡俗，品味乡土气息；讲解民间故事，凝聚浓厚乡情。
栏目的定位找准了，选一个怎样的虚拟人物作为自己节目的代言人呢？宋建锐苦苦思索。
宋建锐本人行二，小时候邻里比他大的孩子常常把他堵在胡同口叫他“小二狗”，他还气得不止哭过一回。他又想，早些年老忻州称呼自己的娃娃一般是“二小”、“二毛”、“二狗蛋”……有没有一个能被更大多数的听众接受的名称呢？有一回上“事筵”，一桌子十个人全是童年的玩伴，互相绝不称呼官名，喝到酒酣耳际，宋建锐惊奇地发现10个人中居然有4个“二黄毛”！
对，就用它了，这个虚拟人物的名字就叫“二黄毛”！
虚拟人物“二黄毛”有了，这个“二黄毛”要脱口“秀”些什么呢？宋建锐反复考虑，觉得应该给这个“二黄毛”充分的发挥空间，栏目的名字干脆就叫“二黄毛有话说”。这个“话”可以谈天说地，可以说新闻讲时事，也可以聊家长话里短，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用忻州话“说”发生在忻州的事儿、忻州人关心的事儿，凡是忻州人喜闻乐见的，都可以是“二黄毛”说的内容。
女主持金铃是“二黄毛”的搭档，她是以一个“80后”、现代年轻人的形象出现的，当然，金铃的播音就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了。节目中，金铃对忻州的过去充满了好奇，当“二黄毛”谈古论今话忻州的时候，金铃要不失时机地提出问题，当某一个只有忻州人才能理解的词汇或者东西从“二黄毛”嘴里说出来的时候，金铃也就该发问了。她还要按照自己对这个词汇或东西的理解，用普通话把信息传递出去。“二黄毛”与金铃，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二黄毛”倾倒了忻州人。
可是有些跟本不懂忻州人话的人却说：呵呵，忻州话太难听了。别说了.忻州话真的忒难听。
是普通话难听，还忻州话难听？这的那些既精通忻州话,又精通普通话的人来评判。
其实忻州人初听普通话，也觉的很难听。忻州人叫说普通话的忻州人那是“咬萋茳”，“萋茳”是一种忻州当地很粗糙的野草。言下之意就是马喊驴叫，不是人在说话。
49年以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好人要“查三代”,判断普通话是不是好话，也如此。
普通话的本代是“共和”，上代是“民国”，上上代就是“满清”了。普通话就是产生在“满清”时代。
网上找到这么一段：
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北京城里许多新的事物，用简陋的满语都无法表达，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的严酷的语言现实。满语要继续说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人的“语言的词汇和模仿他们的语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就象日本皇军学说中国话：“你的，八路的，干活？”一样，北京内城的满人就像老外学中文一样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模仿汉语的历程。
但是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增加了许多的胡语鼻音，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英语的称谓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in）。
随着北京内城的“mandarin”这种蹩脚汉语的形成，在北京内城形成一个固定的说“mandarin”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团体——八旗贵族。“mandarin”成为地地道道的清朝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清官话”。具体的时间有待考证
从“满清官话”的形成史看，“满清官话”受满语的影响主要在语音方面，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蹩脚的汉语语音系统，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影响则十分有限，从语言的本质上将，“满清官话”还是应该归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而不应该归属于满语的一种方言，不过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汉语方言。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落地生根，形成“国语”] “满清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在地域上的延伸，操着“满清官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并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向平民社会不断地渗透壮大，最终使“满清官话”成为中国的“国语”。
从地域上来讲，中国的北方是满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语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个别地区，象两广、福建等地则由于“山高皇帝远”而受到较少的影响，保留了唐宋明以来的诗词的优美词汇，这也是南方诸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压韵更亲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国没有著名诗人的根本原因。
从语言史上讲，普通话不是北京话，而只是北京的内城话，，把普通话硬说成是什么北京话，，今天还这样说大错特错了，因为“北京话
”这个概念变了，随着满清王朝的解体，北京内城的贵族群体也就在北京城里消失了因而普通话的真正母体在北京城也已经不复存在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北京话”了。
mandarin经过满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国的统治，再经过孙中山政权以一票之优势对“国语”地位的表决，再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上“国家代表语言”条文制订，改名叫作普通话，变成汉语代表语言，这就是普通话的来由
明白了普通话的历史，普通话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它的“满语”、“官话”、“国语”、“普通话”、“北京话”和“mandarin”、“汉语”、“方言” 这些概念也就不会搞混淆了。从历史上看，普通话从来就不是现在的北京话，普通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而现在的北京话虽然跟普通话比邻并一直受普通话的影响和向普通话不断靠拢，但它从来就没有真正跟普通话成为一体过，说这两种话的人也从来都是生活在两个鲜明不同的社会，所以它们是有区别的两种汉语方言。
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经过满清残暴统治和奴化统治，终于让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忘了自己祖宗的语言，接受了被胡化的蹩脚汉语，成为了今天全中国的所谓“共同语言”---------“普通话”
看来普通话代表着语言的侵略和奴役，决不是好话。
孙中山糊里糊涂，他大喊“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却把满清王朝的汉语保留了下来。
毛泽东也不精明，他大喊“破除旧文化”，“普通话”就是标准的旧文化，又卑鄙，又屈辱。应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破之。选用北京话，河北话，河南话做正宗的普通话，都比现在的普通话好。
“普通话”最不好的是讲起来硬梆梆的，缺少感情色彩，只能算做语言，一字一音。“普通话”不能算做话。话是舌之言，舌是心之尖，话应当和人的喜怒哀乐有连系。从这种义意上说“北京话”，“四川话”，“上海话”，“忻州话”都比“普通话”好。是方言讲起来都比“普通话”有感情，有风趣，有色彩。
比如说：“尼妭来来，你酣鼓捣啥力，尼妭掐的尼娃，尼娃死嚎舌力”。转成“普通话”就是“你妈来了，你干啥，你妈抱着你孩子，你孩子哭的可利害哩。”味道就差的远了。
在忻州没有“忻州话”，就不会有“普同话”。忻州人见了忻州人就要说“忻州话”，见了外地人就讲“普同话”。
这就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现代人都这样。
忻州人要守好“忻州话”，我们不需要你们推广“忻州话”，也不要叫“普通话”吃了“忻州话”，记住“普通话”永远是忻州人的一门“外语”。
不然你死了到阴间听不懂你爷爷奶奶的话，你爷爷奶奶也听不懂你说的话。那你只会“咬萋茳”，你就是个小牲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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