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是我国相传已久的谚语。在人们的眼里，鸟儿真是自由极了。
但天空虽然辽阔深遂，并非打开鸟笼鸟儿就能到处活动，它们一般只在400米左右以内的低空飞翔，能冲上几千米高空的只有兀鹰等少数鸟类。 雄健的兀鹰能飞上喜马拉雅山，要达到更高的高度也不行了。至于“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那只能是文学家的夸张与幻想，鸟类的活动不仅受着高度的限制，还受着其他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记录影片“企鹅的故事”中的主角--一只企鹅曾被设法带到俄罗斯去，但是在旅途中就因生活条件不适而死去了。同样，热带的鸟儿不能在两极生存，沙漠中也不会找到海鸥。
“天空任鸟飞”是不确切的。
不仅是鸟儿，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活动都要受到环境的制约，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有的还要求必须是淡水，许多植物的生长需要适宜的土壤，适宜的温度。地表的状态和地理位置的差别，使地球上出现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各有自己的居民。每一种生物，它的活动都只能在允许的环境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和那些与它互相依存的生物成为群落出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说明着它们之不可分开的关系。因此，离开了他们所依赖的环境，就难以生存，“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正说明着这个道理。往高处去，绿色植物生长的最高限度约在6200米，虽然在33000米的高空曾发现细菌的孢子和白霉菌，但它们并没有活跃的代谢作用。
往低处去，海水每深10米就要增加一个大气圧。在深海海底，静水压力比地面上大气圧要大几百倍至一千倍以上。此外，在几十米的深度，在部分光线已被吸收，到1700米以下，更没有任何光线存在。在这种环境里，一般鱼类是无法生存的；虽然有个别特殊的鱼类和生物，可以让海水渗入它们的体内以保持体内外压力的平衡，能够在这里生存。
“海阔凭鱼跃”也是不确切的 。
陆地上的生命活动主要是在地面上，在地下的土壤、岩石里，也有生命的存在，一克土壤中可以有几亿至几十亿个微生物。蚯蚓、田鼠等都是常见的地下住户，但一般活动范围仅限于地下十几米以内，在地下两、三千米处的地下水中也曾发现微生物，但这不是一般的情况 。在人的眼里地是广大的，海更是浩瀚，但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地球上适合生命活动的空间，局限在大气与海面和陆地表面相接触的地带，而在这个地带中，并非都适于生命的存在，如沙漠缺水，成了不毛之地；有的水域，如死海，因为盐分过多，一升水中含盐将近一斤，生物也很难在其中生存。
对人来讲，他需要空气阳光和淡水，不太冷也不太热，这样的地方更有限了。但人能制造工具还会用火，在一定范围内改造自己所处的环境，传说中有巢氏、燧人氏、神农、伏牺、黄帝和嫘祖的作为就是动手改善自己的衣食住行的努力，因而大大扩大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作为生物的人，在体能上许多方面不如其他动物，但他尽管没有翅膀，所造的飞机、火箭达到了任何鸟类也达不到的高空；尽管视力比兀鹰要差得多，但是望远镜帮助我们看到了很远处的现象。高山深海、严寒酷暑都不能限制人类前进的脚步。“上穷碧落下黄泉”， 探天测地，人类正在扩大生命活动的领域。人类能在生存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在于他面对自然不是无所作为，听任自然的摆布。不象地球历史上的物种，百分之九十以上自生自灭地消失了，而是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切当然是人类创造出科学和技术的结果，要说人是“万物之灵”，灵就灵在这里。
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这个“灵”指的是他“通灵”了，“天人合一”，却把科学技术的成果视为“奇技淫巧”。时至今日仍不断有人以工业化后出现的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问题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或称之为科学的负面影响，并提到文化的层面，称这是西方文化天人分离，人与自然为敌的的恶果。他们认为对自然不能改造，只能敬畏；盛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世界将进入以东方文化为主体的世纪，云云。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又符合“我们先前阔”的心理。因此颇有惑人之处，然而，只要检阅历史与当今的事实，即可见其非。
一、人类只要想生存下去，就不能不消耗能量，不能不影响环境。不能认为这就是与自然为敌或科学之过。无论东方或西方都一样。
如孟子所记：“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定所。”是大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大禹治水就是一种改造自然的行动。开凿大运河，兴修都江堰也是。今日华北的良田沃野，最初多为海滨盐土，太原本名大卤，就表示那里本是盐渍之地，都是经过人的改造才成为人的衣食之源。
我们不仅要生存，而且还要求发展，人口增多，生活要求提高，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和其他资源，污染也增加，这是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这那里是什么科学技术造成的，恰恰需要依靠科学和技术来解决。
今天有些地方如新几内亚岛上，地旷人稀，一些部落还过着原始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但大概没有人愿意社会停留在原始阶段。至于在过去某些时发生的滥伐树木，围湖造田，灭麻雀，滥开矿等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的行为，正视因为缺少科学之故。
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未能使人重视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相反带来的后果倒是严重的。
前已论证，中国的“天人合一”并非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其观念可以发展为人与自然的协调，但因为天人不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理性的认识，也就无法正确处理。
最明显的例子是秦始皇，他自以为权力为天所授，便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为所欲为。南巡至湘山，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红色的土壤，作为对山神的惩罚；一次梦见与海神战，解梦的方士说海神是看不见的，但要有大鱼、蛟、龙出现，就表示他在那里了，于是出海去找寻，在山东之罘见巨鱼，自用连弩射杀。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一”的，而且身体力行，为修炼成水火不进，能陵云气与天地长久的“真人”，动用七十多万人修阿房宫，因为“真人”需要住这样复杂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为此，四川、湖北的许多山头被砍光了。
秦始皇筑长城的一个原因是相信了“亡秦者胡”的预言，还有修驰道要求笔直，堑山堙谷。
这些工程，对环境的破坏，该有多大？所以有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并不一定就去保护自然，那时没有这样的概念，什么环境保护的观念，是今人塞进去的。因此秦始皇干出的一些事，比唐吉诃德还令人哭笑不得。
武则天下令百花在冬天开放，当然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也说明着“天人合一”并不尊重自然。
所以在某些人自诩为中国文化传统不与自然作对，而是追求“天人合一”，那是纸面上的东西，不是实际。实际是，中国的土地上许多山头早就是童山濯濯，黄河下游因泥沙淤积成为“悬河”，举世无双；楼兰古国成为荒漠废墟；就是因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
倒是西方把自然作为独立的对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以及他们和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使人能够正确处理。这个结果不用多说，仅就绿化一项和欧洲对比一下，就可以看清楚。
三、“天人合一”的主导思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使我们无法认识自然规律，得不到在大自然中的自由。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应该是不变的，特别认为地是“至大至静之物”，因此每当有可以感觉到的变动发生，便要视为异常，附会人事休咎。
然而自然，或者说天地之间的事物，无一不在变，而且是时刻都在变。在这些变化过程中，人类的活动当然是有影响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宠信褒姒就会导致地震这样的因果关系，而是人作为地球生物圈的一员，他的任何行为，包括生命终结后躯体回归自然，都 会对地球这个大系统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渗透在地球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而不是孤立地起作用，因而常常不能认识。
譬如沙尘暴起，有的黄尘竟落到了香港，而香港人未必都知道与他们喜欢吃发菜有关，因为滥挖发菜，使内蒙一些本来长草的地面失去了植物的保护。再如一百多年前，黄浦江边沉没了一条船，没有及时打捞，结果泥沙在那里淤积，使江边增加了一块陆地。还算好，没有造成港口的堵塞，那块地后来建成了今日的黄浦公园。
人类对他的活动所能给自然带来的影响，一开始常常没有想到。对于自然界中那些逐渐发生的细微变化，人的感觉器官多不能察觉，误以为不变。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以为年年岁岁都一样，其实年年有不同，大气的成分和气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这是清朝时在黑龙江西边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坚如磐石，安如泰山是普遍的习惯的认识。但泰山其实是在不断升高，同时在因受到风化剥蚀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比人所能产生的影响不知大了多少倍。在人类没有出现以前沙尘暴就有了，而且规模很大，否则何以能有黄土高原形成。人类的活动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些变化，但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并不是 所有活动都会产生坏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只能守成而不能进取，关键在于能不能认识自然变化的规律和遵守这些规律。
恩格斯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仅仅是因为我们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已。”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我们可以用电来为人类服务，但同时要遵守电的规律，否则就会电死人，出乱子，没有用电的自由了。 自由是相对的，遵守客观规律与得到自由是矛盾而又统一的。
遵守客观规律并不等于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需要自觉地运用自然规律去改造世界，雷击使人死伤，而由此发现电的存在并进而加以利用，造福于人，就是 我们比鸟儿高明之处。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去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走出那些习以为常的认识误区，譬如愚公移山的构想就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