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中国和西方早期历史做比较，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春秋战国与古希腊时期双方走的很近。人类作为同一物种结束父系氏族阶段在构建国家的过程中趋同，应当说乃情理中事。政治结构和国家形态方面周朝是分封制，希腊为城邦制，都以松散为特点。经济和文化情况的雷同性尤其明显。
经济方面，春秋时期的诸侯们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比如郑国统治者与商人订立了互信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只要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士、农、工、商有同等社会地位，商业贸易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农业、手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商业高度发展，于是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繁荣局面。至于古希腊（主要是雅典类城邦，斯巴达很保守），自身的地理决定了他们必须航海，贸易自然发达。
文化方面，二者都出现了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局面。中国有儒家、法家、兵家、道家、墨家、杂家、阴阳家、小说家、纵横家.....著名学人有孔子、李斯、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孙子、苏秦、张仪、吕不韦、左丘明......希腊有米利都学派、诡辩家、斯多葛派、犬儒学派、伊壁鸠鲁派、毕达哥拉斯学派；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泰勒斯、普罗泰格拉、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如雷贯耳的学术巨擎。
距离的拉开在后来的改革里。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改革，政治方面完善了民主制度；经济上鼓励工商业发展，尤为重要的是禁止将公民变为奴隶，废除酷刑。经过古罗马和拜占庭帝国苟延残喘中的保护，古希腊文献得以保存。而在此前后中国的改革派，无一不是凶险之辈。如为了做将军毅然杀妻表忠心的吴起，对待平民百姓没有仁爱之意乃理所当然之事。他们不仅不主张废奴，而且旗帜鲜明主张将不服从其压迫者当做奴隶施与酷刑，族诛、连坐等动辄施加于民；为了军粮充裕，强调重农抑商，不许农民自由流动。至于文化方面，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文化的斩草除根，已经举世闻名臭名昭著了。
西方经过近两千年后的文艺复兴，重拾希腊古风，人的解放、重商主义、启蒙运动和知识大爆炸蔚然成风；而中国被专制主义彻底掐死了，春秋战国的繁荣成了名符其实的绝唱。尤其是废奴，我们至今不敢做出明确判断。可见，专制才是社会进步的死敌，也是中国几千年噩梦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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