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彝尊是清初著名文学家兼学者，有关他的资料相当多。但其中也有不少资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疑惑。本文三题，即在试图对部分资料做一些辨正的工作。
一、朱彝尊墓志铭、行述及其他 朱彝尊生当明末清初，其青少年阶段都在动乱社会中度过。虽然他后来曾官至翰林院检讨，但在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膺举博学鸿词之前，却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布衣”。而他之所以早年没有走正常科举的道路，则正是缘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关于这个问题，朱彝尊的同时代人也是生前友好之一陈廷敬在所撰《皇清敕授征仕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竹垞朱公墓志铭》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叙述（见朱彝尊《曝书亭集》附录，《四部丛刊》影印本，第 君少而聪慧绝人。……为举业文，千言立就。已能工诗。崇祯十三年，浙东西大旱，饥，人相食。自文恪公以宰辅归里，家无储粟；楚雄公清廉，安度先生贫至绝食，君守书册自若也。既而曰：“河北盗贼，中朝朋党，乱将成矣，何以时文为？不如舍之学古。”乃肆力于《周官礼》、《春秋左氏传》、《楚辞》、《文选》、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为狂迂；未几，乱果作。 这告诉我们，朱彝尊本来通过八股文去应科举，就其本身基础来说也是很有条件的，但他却认识到明朝末年的朝野动荡，因此抛弃举子业，转而致力于经史文学的研习，甚而至于想做一名隐士，由此最终成就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事实证明，朱彝尊的这个选择确实是十分正确的；只是这个选择，起初并不来自朱彝尊自己，而是他的一位叔父兼业师朱茂○。 朱彝尊曾经编纂过一部大型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入选者三千四百余家”（自序，可见《曝书亭集》卷三十六，第8b页）。各家名下，附有朱彝尊自撰的《静志居诗话》。后人为便观览，曾将它单独辑为一编，成书二十四卷。其中卷二十二有“朱茂○”条，有关文字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下册第715－716页）： 先叔父芾园先生行第八，少补学官弟子，远浮名，务实学。……先后授徒三十余载，弟子著录者百人，彝尊亦从受业。崇祯之季，文尚浮华骈俪，先生独赏嘉定黄蕴生文，以稿相授。既而语彝尊曰：“河北盗贼，中朝朋党，乱将成矣，何以时文为？不如舍之学古。”乃授以《周官礼》、《春秋左氏传》、《楚词》、《文选》、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为迂，俄而乱不可遏矣。 以此节文字与上引陈廷敬所撰墓志铭相比勘，可以发现“河北盗贼”云云，乃是朱茂○（芾园其号）教导朱彝尊的话，而并非朱彝尊自语；朱彝尊所做的选择，同样是出于朱茂○的指点传授，而并非朱彝尊本人自发；因而下文所说“人皆笑以为（狂）迂”的对象，事实上也是指的朱茂○而非朱彝尊。由此可见，陈廷敬显然看错了“河北盗贼”云云的发话者，并连带形成了一系列的错误。 那么，陈廷敬的这个错误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可以追溯到该墓志铭的前身——朱彝尊的两个孙子朱桂孙、朱稻孙合撰的《皇清钦授征仕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祖考竹垞府君行述》，其中说（可见本师钱仲联先生主编《广清碑传集》卷五，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284页）： 崇祯十三年辛巳，浙东西大旱，飞蝗蔽天，饥，人相食。自先太傅文恪公以宰辅归里，家无储粟。先高祖继之，益以廉节自砺；知楚雄府事还，力不能具舟楫，假贷于上官而后就道。至是，先高祖已卒，本生曾祖考安度先生家计愈窘，尝至绝食，……王父读书自若也。当时，文尚浮华骈俪，芾园先生独赏嘉定黄陶庵文，以稿授王父。既而语曰：“河北盗贼，中朝朋党，乱将成矣，何以时文为？不如舍之学古。”乃授《周官礼》、《春秋左氏传》、《楚词》、《文选》、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为迂，俄而乱不可遏矣。 很明显，陈廷敬的那段文字，正是据此行述稍作概括写成的；而行述的有关文字，则又是从前引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移植而来（同时综合了同卷相邻的“朱茂曙”、“朱茂曜”诸条以及《曝书亭集》卷八十《亡妻冯孺人行述》等，个别地方也有张冠李戴之嫌），只不过“既而语彝尊曰”变成了“既而语曰”，以致主语稍微模糊了些，所以导致了陈廷敬的误解。 同样，关于上引“浙东西大旱”发生的时间，《静志居诗话》同卷“朱茂曙”条只是泛言明末“崇祯中”，“朱茂曜”条具体称“崇祯辛巳”亦即崇祯十四年（1641。均见第714页）；而行述却称“崇祯十三年辛巳”，加了个“十三年”（庚辰，1640）反而与“辛巳”相矛盾；至陈廷敬撰墓志铭，则又偏偏保留“十三年”而略去“辛巳”，这就完全错误了。联系前引三段文字，可以发现从朱彝尊到他的孙子，再到陈廷敬，有关内容由正确到模糊，再到错误，刚好形成了一个渐次退化的演变过程。记得钱谦益批评明代复古派模拟古人，曾反复引用佛经中“卖乳”的比喻，意思说牛乳从最初的牧民开始一再加水，经过多次转手而进入市场，“卖乳乃至成糜，而乳之初味其与存者无几矣”（参见《牧斋有学集》卷十五《鼓吹新编序》、卷二十《杨明远诗引》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中册第710－713页、第855－856页）。上面这个例子虽然与模拟性质有别，但道理却正复相同。它十分生动地提醒了我们，运用文献资料，通常总是找最原始的好。 此外，该墓志铭关于朱彝尊的其他叙述也还存在着某些错误。一是前引“为举业文，千言立就”之后的“已能工诗”这句话，原来的行述中是说“于诗艺尤工”（见同页），大意指《诗经》方面的考试题目；而墓志铭略去一个“艺”字，就变成了工于诗歌创作。这与朱彝尊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盖朱彝尊直到此后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十七岁才刚刚开始学习诗歌创作，所谓“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学为诗”（《曝书亭集》卷三十六《荇溪诗集序》，第 附识，上文提到的朱彝尊墓志铭、行述、《静志居诗话》以及杨谦所撰的年谱，近年都曾见作为有关著作的附录或者校点单行，但颇有些地方在标点到上引“《周官礼》”等书名的时候，将“周官”与“礼”，“春秋”与“左氏传”分别拆开，这种做法似乎不太妥当；特别是大多数校点者又将“丹元子”与“步天歌”合为一个书名，这就更是明显失当了，盖丹元子通常认为是隋代的一位隐士，而《步天歌》则是他的著作（可参《辞源》“丹元子”条，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修订第1版，第1册第95页）。 二、朱彝尊《风怀二百韵》杨注、孙注及其他 朱彝尊有一首著名的爱情诗《风怀二百韵》（见《曝书亭集》卷七，第 朱彝尊这首《风怀》诗，体裁属于五言排律。从标题可知，该诗总长“二百韵”，也就是四百句，两千字。因此即使论篇幅，它也称得上中国古代爱情诗之最，当然这也是朱彝尊对当时已故的恋人依然一往情深的具体表现之一。然而，后人有关该诗的研究论文倒不少，但普通读者却连原作都很难读得到，各种诗歌选本以及遍地可见的爱情诗鉴赏辞典之类从来都不选它。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诗歌内部所用的典故太多，注释起来十分不易。最近笔者将它首次选入三秦出版社的一个《清诗选评》（2004年7月第1版），意在使社会上的普通读者也能有机会接触这首爱情诗名作。而在此过程中，不但自身切实感受到注释之难，而且发现，即使是清人为朱彝尊《曝书亭集》诗歌所作的笺注，在注到这首诗时也不免要出错。 《曝书亭集》诗歌最好的注本，应该是清代乾隆年间杨谦的《曝书亭集诗注》，《风怀二百韵》见该书卷六（木山阁刻本，第 一是关于“蛾眉新出茧，莺舌渐抽簧”，下句注称：“李白诗：暖入莺簧舌渐调。”（第13b页）按，“暖入莺簧舌渐调”这句，李白集内遍查不见，其实却是欧阳修诗，见于《欧阳修集·居士集》卷十三《奉酬长文舍人出城见示之句》，全诗如下： 春分腊雪未全销，凛冽春寒气尚骄。 摄事初欣迎社燕，寻芳因得过溪桥。 清浮酒蚁醅初拨，暖入莺簧舌渐调。 兴味爱君年尚少，莫嫌斋禁暂无憀。 同时，此诗标题中的“长文舍人”，在欧阳修集内屡次出现，交往很多（疑即吴奎，长文其字，曾举五经），由此可以进一步确断此诗决不可能为李白之作。杨谦所称，当系误记。 二是关于“卫○频开叄匾氯逃醚保暇渥⒊疲骸啊妒の婪纭罚骸鸱⑷缭啤！保ǖ?21b页）按，“○”同“鬒”，指乌黑稠美的头发。“卫○”典出张衡《西京赋》：“卫后兴于○发，飞燕宠于体轻。”“卫后”指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卫○”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卫后”的“○发”，在朱彝尊原诗中借指恋人此前剪下来送给他做纪念的秀发，因此他要经常拿出来把玩以慰相思。而杨谦所引“○发如云”，实际上出自《诗经·鄘风》中的《君子偕老》；他把“卫○”的“卫”理解作《诗经》的《卫风》，而又忽略了张衡的《西京赋》，这显然都是不正确的。 有趣的是，上述杨谦的两条注，稍后孙银槎的《曝书亭集笺注》也犯了相同的错误。该书所注对象多了原《曝书亭集》卷一的赋，因此《风怀二百韵》在卷七（嘉庆五年庚申［1800］三有堂刻本，第 不过，孙注修改杨注的地方也是有的；可惜的是，有些杨注正确的，到了孙注中反而被修改错了。例如关于“问年愁豕误，降日叶蛇祥”，上句杨谦注为张雨《乙亥元日试笔》：“问年书亥字。”（第 当然，孙注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例如关于“骤喜佳期定，宁愁下女○”，“○”字杨谦未注（第20b页），很可能是因为缺乏把握。孙注于此处引《广韵》，注为：“○，止也。”（第 无论是孙注还是杨注，都还有不少地方可以补充。例如“白鹄来箫史，斑骓驾陆郎”，两句写的是朱彝尊的恋人一度嫁与他人，新郎来迎亲，而朱彝尊参加送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恋人随人而去。这里的“陆郎”以及“箫史”，都是借指新郎。关于下句的典故，杨注和孙注都只引及东晋乐府《明下童曲》：“陈孔骄赭白，陆郎乘斑骓。徘徊射堂头，望门不欲归。”并且还都略去了其中的后二句（分别见第 关于朱彝尊《曝书亭集》诗歌的旧注，除了这里所说的杨谦、孙银槎两家以外，已刊的还有稍前江浩然的一种《曝书亭诗录笺注》。但该书只是选注，其中并没有注及《风怀二百韵》。因此就此诗而言，杨注和孙注都不存在参考江注的问题。此外关于《曝书亭集》诗歌以及这首《风怀二百韵》，还有几种主要以抄本形式流传的旧注与补注，由于查看不易，故此只能暂付阙如；但由此也可以推想，杨注和孙注确实都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朱彝尊本人的诗歌，虽然绝大多数生前都已经亲手编在《曝书亭集》中，但也有不少在他身后才由后人辑入《曝书亭集外稿》，甚至散见在其他地方，例如笔者所辑的《曝书亭集外诗文拾遗》（见拙著《朱彝尊研究》下编之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176－194页）。因此，假如能够将朱彝尊的全部诗歌收罗完备，同时将有关各家旧注以及零星注释汇集在一起，删除重复，订正错误，补足缺漏，特别是逐条核实原始资料并补注详细出处（例如目前引诗基本上都无篇名），另外再为新增《曝书亭集》以外的那些作品也给添加注释，那么朱彝尊的诗歌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本子。这个想法很多年来一直萦绕在笔者的心中，但什么时候是否真能实现，只能看日后各方面的具体条件。 三、朱彝尊《近来二首》本事存疑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九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所作诗歌有《近来二首》，批评当时诗坛上的某些不良习气，其中第二首尤其著名（第9b页）： 近来论诗专序爵，不及归田七品官。 直待书坊有陈起，江湖诸集庶齐刊。 这首诗侧重讲诗歌选本，那些编选的人每每只看作者的官位，而不看创作的水平，所以朱彝尊这个已经罢职还乡的小官，就自然选不到了。他期待有南宋汇刻《江湖小集》的陈起这样的选家出现，那时候社会地位不高的作者才庶几可以入选。 由于这首诗是从朱彝尊自己的切身体会立说，因此后人便留心考索它的本事，最后落实到清初曾编选多种诗歌选本的福建福清人魏宪，特别是其中的《皇清百名家诗》。有关说法，本师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康熙朝卷》朱彝尊该诗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5册第2747页），和美国GRINNELL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正光先生同香港佘汝丰先生合著的《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魏宪《皇清百名家诗》条（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33－139页），两处收集得相当丰富。综合排比，大致从乾隆年间福建侯官（今福州）郑杰的《注韩居诗话》，到徐祚永的《闽游诗话》，再到近人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余集》、陈融的《颙园诗话》，乃至仲联师的《梦苕庵诗话》，以及邓之诚先生跋《皇清百名家诗》的引用，一直都持这种观点。今转录其中时间最早的《注韩居诗话》于次，可以概见其余（见《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第137页）： 惟度尝选“百家诗”，入选多显宦，刻己于末，而秀水朱竹垞检讨不与焉。检讨有诗云……［诗同上，唯“专”字作“多”］，盖指此也。 诚然，魏宪（惟度其字）选《皇清百名家诗》，其中没有朱彝尊，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不过，指明朱彝尊这首诗一定是为魏宪特别是此书而发，这个说法事实上却未必准确。这可以从有关时间上进行考察。 据《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魏宪《皇清百名家诗》共有如下三种版本（第133页）： 1．康熙十年（1671）魏氏枕江堂刻本。 2．康熙十年（1671）魏氏枕江堂刻，二十一年（1682）聚锦堂印本。 3．康熙十年（1671）魏氏枕江堂刻，二十四年（1685）益志斋印本。 这就是说，魏宪此书最迟在康熙十年辛亥（1671）就已经编定，而当时朱彝尊还并没有入朝，更别说“归田”。考朱彝尊于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举博学鸿词科，始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中间一度谪官，后又起复，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再度罢官，才最后归田。而上面这首诗作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距离魏宪此书最后一次翻印的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都已经有十五年之久，不大可能朱彝尊到这个时候才见到魏宪此书，即使才见到也不至于莫名其妙地冲它发“不及归田七品官”的感慨。至于魏宪的另外两种当代诗歌选本，其一《补石仓诗选》同样刻于康熙十年辛亥（1671），另一《诗持》凡四集，则自康熙十年辛亥（1671）开始陆续刊印，最迟也只到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便已刻竣，显然也都不在朱彝尊归田以后，甚至后者还刚好在朱彝尊做官期间。由此可见，朱彝尊这首诗非但不应该指《皇清百名家诗》此书（后来论者或改为《诗持》），而且还不应该指魏宪其人，否则说他“不及归田七品官”，这在朱彝尊就显得没有道理了。 考朱彝尊另外还有一首《答徐舍人永宁、上舍永宣五十韵》，见于《曝书亭集》卷十六，其中类似数句云（第 昔人重碑版，论文不论爵。 后来世俗愚，但取官显烁。 纵然头衔长，往往词冗弱。 巨公即能之，亦复多委托。 谁欤辨真赝？止解速镌凿。 遂令贤达人，罕载金石略。 这里讲的是“论文”，实质却与前述“论诗”相同；同样它的作期，为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显然也在朱彝尊归田以后。此外朱彝尊《明诗综》所附《静志居诗话》，其单行本卷十七“张慎言”条称引张慎言有关礼遇下层文士之语，末后也曾发出这样的慨叹（下册第502页）： 呜呼！今人论撰述，率先揆其仕路之通塞，以定文字之佳恶，取舍由兹分焉。江河日下，安得闻此长者之言！ 而《明诗综》一书，辑成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同样还是在朱彝尊归田以后。由此综合来看，朱彝尊所感慨的“近来论诗专序爵，不及归田七品官”云云，其本事正如诗句本身所示，肯定发生在朱彝尊归田之后。尽管由于清初的诗歌选本为数众多，我们无法明确它具体指的是哪一种或哪数种，但它不可能切指魏宪特别是他的《皇清百名家诗》，这一点却是完全有理由肯定的。 朱彝尊这首诗虽然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立说，但它实际上却反映出当时选诗的普遍习气。例如清初曾灿辑《过日集》，其《凡例》第四款就曾经说道（可见《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第192页）： 周栎园语人曰：“今之操选政者，于风雅一道本无所窥，不过借以媚时贵耳。某也贵，宜首，宜多；某也贵不某若，宜次，宜减。某也昔卑而今贵，递增之；某也昔贵而今贱，遂骤减之。——非仕籍也，而仕籍矣；非履历也，而履历矣。故观近人所选，不必细读其中去取若何，闭其书而暗射之，则其人历历可数矣。”余服膺此言，谓如吴道子画地狱变相，又如温太真燃犀照牛渚中牛鬼蛇神，各呈其状，真操选政者药石。 这里引周亮工（栎园其号）语，概括当时选家的势利做法，正可谓一针见血。同样，黄登辑《岭南五朝诗选》梁佩兰序，其中也指出（可见《六莹堂集·补佚·佚文》，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416－417页）： ……盖小人以选诗为市利：见今之达官贵人，则过为扬诩；至单寒之士，虽惊才绝世，亦必黜而没其名。古人之名位重当时，其子孙尚贤者，亦存之；否则弃而弗顾。——此无他，其意在人不在诗也。 并且这种习气，事实上也还并不只盛行于清初。例如清代中叶胡天游的《杂书》四首之一，即同样深深地慨叹：“名誉即须官并贵，英雄未信语堪传。”（《石笥山房诗集》卷十，咸丰二年壬子［1852］重刻本，第5b页）又如已故著名学者 光宣间，葺近人诗为《道咸同光诗史》，周玉山捐资刻之，最无别择。又为诗史阁图征诗，余最爱夜起一诗云：“近代诗才让达官，曾闻实甫论词坛。潜夫只有伤时泪，也当君家史料看。”盖以所采多贵官讥之，而师郑不知也。 这里所引郑孝胥（夜起其号）诗，原见其《海藏楼诗》卷七，题作《题孙师郑吏部诗史阁图卷》，其第二句还有原注：“易实甫言，近人官愈大诗愈好，南皮、常熟是也。”（见《海藏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97页。“易实甫”名顺鼎，实甫其字；“南皮、常熟”指张之洞、翁同龢，各以籍贯称；又孙雄字师郑。）由此可见，这样的现象至少在整个清代都十分普遍，诚如前及仲联师《梦苕庵诗话》该条所说：“论诗尚阀阅，古人所同慨。”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关于朱彝尊的这首诗，后人确乎很难真正搞清它的本事；而与其无端地将它落实到魏宪和他的《皇清百名家诗》，还不如姑且宽泛地理解作借题发挥，以点概面更为深刻，也更为合理。的确这种习气，何尝仅限于“论诗”，甚至又何尝仅限于“古人”？ 附识：上文所列有关朱彝尊这首诗的几种诗话，其中以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余集》影响最大，具体见于该集卷三（可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五辑，第249－250/2册第446－447页）。非但所说《清诗纪事》、《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两书同时征引的就是这一条，而且叶元章、钟 作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