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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其学术以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整理和总结为特征。清代史学虽不及经学之盛，然而也有其独特的地位。杜维运说：“夫记注、撰述、考据、衡评，史学之四端也。……记注、撰述之业，起源甚早，而莫备于宋代，清自不及。然而考据、衡评而言，则清代实凌驾宋代而上之。“①斯言甚为客观而平允。 中国史学的最大特色为富有经世之思想，自春秋时代史学初出现时即然，迄于清代初期，其浓厚的色彩不减。清人入关不久，顺治二年（1645）即设馆纂修《明史》，但因当时主、客观条件之不具备，实际上并未正式纂修《明史》。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对吴三桂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下诏征招“博学鸿儒“，旨在招揽朱彝尊等南方士人，以消除反抗力量。次年（1679），康熙帝招揽各地儒士，重新开馆正式纂修《明史》，以表明继承明朝的正统。参与纂修《明史》之朱彝尊、汤斌、潘耒、毛奇龄、汪琬、姜宸英、万斯同等人，确实均富有经世思想与科学精神之一代史才。他们中的多数人遵照黄宗羲“国可灭，史不可灭”的教诲，积极着手于《明史》的各项纂修工作。 兹就《曝书亭集》所载朱氏之史学论述及后世各家关于“朱氏与清初史学”的评述，草成此稿，文中谬误不当之处，请读者诸君指正。 朱彝尊参与《明史》纂修 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应试“博学鸿词科”，以一等录取，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朱氏于此年五月入“明史馆”，时年五十一岁；康熙十九年（1680）和二十年（1681）6月仍在史馆，直到七月被任命为江南乡试副主考后才离史馆；合计参与纂修《明史》两年零一个月时间，这段时间内“明史馆”负责人是徐元文，叶方霭和张玉书。 朱氏对纂修《明史》的贡献是： 一、七次上史馆总裁书 朱氏针对当时人们对纂修《明史》的种种看法与实际编纂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主张作史必先定体例，而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又必须为之审量变通。 第二、建议史馆博采群书，而不可仅据《实录》而修成《明史》。 第三、力主修史需要足够的时间，慎重纂修，勿学明初纂修《元史》之匆匆草成。 第四、辨燕王来朝一事之不可信，主张“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 第五、主张《明史》不宜立《道学传》。 第六、慷慨陈言纂修国史，应抱客观公正之观点，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而由之论东林党多君子而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纂史者当就一人立朝行已之初终本末而定其是非，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贤不肖也。 第七，畅论纂“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国史官文书而外，家录野纪，皆须钩索质验，旁参互审；而不应仅据十七年《邸报》，以纂崇祯一朝之“长编”。 这些建议，绝大部分被史馆总裁所采纳，也为史馆多数纂修者所肯定。 朱氏之史学见解，主要见于“七次上史馆总裁书”中。对此，张舜徽评曰：“彝尊言修史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最为能见其大……。余则以为彝尊之所以大过人，在其学问功力深厚。……填词家至取与玉田、白石并称，而论诗者谓足与渔洋媲美。于是绩学之名，遂为诗词所掩。”②杜维运评曰：“此皆极其史家的宏识焉，此皆可见其具有近代史家之科学精神焉。”③ 二、撰写《明史·人物传拟稿》 据李晋华《明史纂修考》记载，朱氏在明史馆任职期间撰写了： 史馆稿传一 汪克宽，贝琼（宋禧附），王彝（杜寅、张箫附），赵曛，陈基，高启（谢徽、傅著附）、傅恕、朱右、王廉，朱廉（徐尊生附）。 史馆稿传二 戴良（王逢附），唐肃（谢肃附）、钱宰（张美和、揭轨附），徐贲（宋克、陈则、余尧臣附、吕敏附），袁凯（顾禄、管纳附），孙贲（王佑、黄哲、李德、赵贞附），王蒙（郭传附），林鸿（郑定、王褒、唐泰、王恭附），孙作（张宣附），王偁，吕子奇（王毅附），王洪（王达、张洪附），高棣，王绂（夏昶咏附），沈度（夏昺附），刘溥（刘钰附）。 史馆稿传三 王冕，杨维桢（钱维善、陆居仁附），徐一夔，刘永之，赵撝谦（赵淑、张昱、吴志淳附），答禄与权。 朱氏《曝书亭集》卷62 —卷64中，共收入撰写之《明史·人物传》拟稿31篇，经笔者与《明史》核实后，发现朱氏撰写之明史人物传稿，除《王蒙传》一篇全文收入《明史》卷137之《列传第25（洪武朝臣）》，其余各篇均经不同程度地缩写或改写后而列入《明史·人物传》。具体情况如下： 《答禄与权传》：经删写后，列入《明史·卷136·列传24（洪武朝臣）》。 《贝琼传》、《钱宰传》、《徐贲传》、《袁凯传》、《孙贲传》等，经删写后，列入《明史·卷137·列传25（洪武朝臣）》。 《钱龙锡传》：原稿1136字，经缩写后，列入《明史·卷251·列传139》。 《汪克宽传》：原稿265字，保留基本内容而略作修改后，列入《明史·卷282·列传170·儒林1》。 《王彝传》、《赵曛传》、《陈基传》、《高启传》、《傅恕传》、《朱右传》、《王廉传》、《朱廉传》、《戴良传》、《唐肃传》、《孙作传》、《王冕传》、《杨维桢传》、《徐一夔传》、《赵撝谦传》等，经删改后，列入《明史·卷285·列传173·文苑1》。 《林鸿传》、《王偁传》、《王洪传》、《高棅传》、《王绂传》、《沈度传》、《刘溥传》等，经删写后，列入《明史·卷286·列传174·文苑2》。 朱彝尊在史学思想方面，是服膺于黄宗羲的浙东学派的。黄宗羲之大弟子万斯同遵其师“国可灭，史不可灭”的教导，应聘北上，以布衣身分，不受俸、不署衔而参与纂修《明史》，实际上是不署名的明史馆总裁之一。朱彝尊在史馆期间，时时与万斯同切磋史学，并为万斯同撰《历代史表》一书作序，序中赞曰：“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万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④朱彝尊在《史馆上总裁第五书》中，主张明史不应别立“道学传”，初时不被史馆同仁所理解；而远离北京数千里之远的浙东黄宗羲也有此议，两人所见完全相同。由此可见，朱彝尊虽然不是黄宗羲的及门弟子，但其史学见解与主张，完全是黄氏“浙东学派”的继承者。 朱彝尊的其它史学成就 一、曾为历代史书写了不少序跋 《曝书亭集》卷33、卷35、卷44—45卷等数卷中，朱氏曾为有关史学著作写了不少的“书”、“序”和“跋”。例如《熊氏后汉书年表序》认为：“予尝憾南北国子监本范史于本纪后，杂以司马氏八志，观者不察，误以为范氏史；每著书引证，辄指为后汉志云云。是何异以李丙、张甲之性情，寄王乙、赵丁之躯体乎！故尝持论谓宜雕范史于前，而以司马志附其后，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书。世之学者，且以吾言为迂阔而莫之行也。”在《元史类编序》中，认为“元之修宋、辽、金三史也，集引弓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职，书之漫无体要，理固然矣。明修《元史》，先后三十史官，类皆宿儒才彦，且以宋濂、王玮充总裁，宜其述作高于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无他，声名文物之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呜呼！称良史者，不其难哉。”在《莆田陈氏九朝编年备要跋》中，认为“今所传陈柽、王宗沐、薛应旗所辑书类，皆谬误疏略。以予观平甫（陈均）此书，简而有要，可谓尽善矣。而陈振孙讪之，谓其去取无法，详略失中，未免责人已甚矣。” 朱氏也为国人著作之《越峤书》、《高丽史》、《安南志略》等史书作了题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朱氏对流入中国的日本史书《吾妻镜》作跋，认为“《吾妻镜》五十二卷，亦名《东鉴》，撰人姓氏未详。……编中所载，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讫龟山院天皇文水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岁月日，阴晴必书。馀记将军执权次第及会射之节。其文义郁轖，又点倭训于旁，绎之不易，而国之大事反略之，所谓不贤者识其小者而已。……惜第六、第七两卷失去。”于跋言中，表达了其对日本国史书的正确评价。 二、编撰历史地理学著作《日下旧闻》 朱氏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夏起辑，至二十六年（1687）秋辑成。从1600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和遗闻轶事，辑成《日下旧闻》42卷。这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地方志，也是一部历史典籍。此书分十三门：即星土，世纪，形势，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格，物产，杂缀等；而以“石鼓考”附末。 朱氏编撰《日下旧闻》的初衷，诚如姜宸英所说：“是编摭拾，止于前代轶事，然观其所述，非徒以侈浩博已也。其于世运隆替，君臣谋议，政治民风，得失之故，了然矣。法戒之实，不在是欤！其以翼经而补史之所不及者，尤作书之深意，不可以无察也。”（《日下旧闻 ·姜序》）朱氏的深意正是企图通过此书，反映历代王朝的盛衰兴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明乎“得失之故”。这在清初学者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史学认识。其中，也多少寄寓着朱氏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 尤其如卷39“杂缀”，即以“明时杂事”为终。尽管自顺治以来清朝统治已有四十余年，却仍然只字不录。朱氏记“日下”而又专取“旧闻”，其用心也良苦矣。 《日下旧闻》一书后来在清乾隆年间经过官方修补，扩为120卷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亲自为之题诗。诗曰：“重考彝尊书以成，七言权当序而行。名因日下荀鸣鹤，蹟逮春明孙北平。挂漏岂无补所阙？淆讹时有校从精。百年熙暤繁文物，似胜三都与两京。”《四库全书总目》评云：“因朱彝尊《日下旧闻》原本，删繁补阙，援古证今，一一详为考核”，并在体例上也稍作一些调整。但其基本内容则没有超过《日下旧闻》多少，可见《日下旧闻》在反映北京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方面，其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另外，朱氏也编撰过《禾录》和《瀛洲道古录》二种志书。 《禾录》：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朱氏76岁所辑。此书大半采取[明]弘治《嘉兴府志》和[明]正德《嘉兴府志补》及诸家本集，搜集赅博，不加臆断。记载一郡沿革以及山川名胜，证以前人诗文，补旧志所未备，大约与《日下旧闻》同一体例。惜编次未成，仅存6册，钞本流传绝少。 《瀛洲道古录》：清康熙十八年（1679），朱氏56岁时因辑此书，携楷书手王纶随录四方经进书。被忌者谮请掌院学士牛钮奏劾，吏议当落职，奉旨降一级处分。此书分制诰、讲读、仪注、选任、论议、书籍、宴赉、纂修、记注、使命、典型、廨宇、官制、杂志、附志等15门，主要叙述翰林院的建置沿革与遗闻轶事。稿未成，仅有钞本流传。据悉，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有抄稿本2册，书名为‘竹垞道古录”。 三、曾撰《五代史记注》而未完稿 清顺治十五年（1658），朱氏30岁时，鉴于欧阳修撰《五代史》太简略，立志为之作“注”。请同里好友钟广汉帮助，钟氏力任抄撮群书，凡六载，考证十得四五。后来钟氏病逝，书稿遗失。朱氏重新从各种书籍（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和残碑破碣中继续考证引注。“通籍”以后，由于参与纂修《明史》而暂停了撰注。将《五代史记注》书稿置之笥中。罢官归田后，发现书稿“大半为壁鱼穴鼠所啮，无完纸矣。”（《曝书亭集》卷35《五代史注序》）后来，朱氏又将《五代史记注》书稿全部重新抄录。“据胡道静先生《周子美撰集书目二种序》说，……如朱彝尊的《五代史记注》74卷，世所未刊；彭元瑞注《五代史》曾取材于朱注，这是治史者据以考核史事的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朱氏《五代史记注》稿本74卷昔归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楼，今由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庋藏。虽然朱氏未完成全稿，但他晚年看到徐章仲完成了《五代史记注》一书后，很为之欣慰，写了《五代史记序》，认为“五代之文献庶几可征矣夫。” 四、朱彝尊论历史人物 《曝书亭集》卷59有论历史人物的文章四篇，所论人物的时代，自秦代至三国时期。朱氏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不采从“人云亦云”，也非标新立异，而是比较客观和一定程度的“实事求是”。例如《秦始皇论》，认为“惟秦之为国，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盖吾观于始皇之焚诗书而深有感。于其际也，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子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嫚秦’，则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也。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纶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呜呼，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陷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然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者焚之也。”他对世传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评论，有其独到的见解，比较合乎客观实际。 再如《韩信论》，认为“彼吕后者，包藏祸心，以为信不死必不为所用，由是文致其辞，戮之钟室。史遂附会其说，谓与陈豨有执手之言。呜呼，以信用兵之神，众寡莫测，欲反则反耳，何籍豨为？信之视豨，犹绛、灌之属，不屑与之言者也。然则信悔不用蒯通之言，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为高帝所杀，则虽葅醢无憾。其为是言者，深憾为女子所卖也。”他对韩信的死因，作了精辟的分析；并驳斥了自司马迁《史记·淮阴候列传》以来，对韩信被吕后杀害的偏见。 再如《论王弼》，认为王弼为《易经》作“注”，并无使《易经》流入阴阳灾异之说，而是畅以义理，因而使《易经》独冠古今。至于范宁诋其罪同桀纣，完全是过激之论。 《陈寿论》中，认为陈寿撰《三国志》，不从世俗之“正统观”，而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客观叙述魏、蜀、吴三国鼎立之现实；并不以作者个人之好恶而随意褒贬历史人物。认为“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为张郃所破。初未尝以父参谡军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谓亮应变将略非其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由此，朱氏称赞说：“陈寿，良史也。” [注] ①③ 分别见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第2—3及第264页，中华书局 1988年版。 ②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上册第54—5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5，清光绪十五年寒梅馆刊本。 作者简介： 原嘉兴教育学院图书馆馆长，嘉兴学院退休教师、朱彝尊研究会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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