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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妈 我的大妈是我父亲的嫂子，比我父亲大十几岁，也是我们家仅有几个说河南话的人之一，在我父亲眼里是非常高大的人。她是河南人，民国28年因河南遭年景，他和他的父母兄弟沿着陇海线逃到了陕西，那时候生活很艰辛，从河南逃难上来的人很多，国民政府忙着打仗，也没有人救济，没有人管老百姓的死活，许多人为了生存，就是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也仍然填不饱肚子。只能拖家带口往西求生活。
这些逃难的人走村串户，到处收集村里人不要的死鸡死猪，剩菜剩饭，然后拿回来用锅煮着吃，只要能糊弄肚子，哪里管的上危险，饿不死就是捡的，许多人吃的中毒死了，活的人继续。当时家里人口多，成十口人都要吃饭，几个身体差的弟妹都病死了，活着的也廋骨伶仃的，除了大大的眼睛，其他都是瘦瘦的。有些人家开始了卖儿卖女，以换取粮食，解救一时之急，就一个算一个。
那年我奶奶与爷爷因事路过棚户区，看到了大妈一家人，老太太喜欢上了十四岁大妈，顺便就给她了些吃的。于是她的父母撵着找到了奶奶，说什么也要把她给奶奶做丫头，奶奶家里人口多，一家成十口，也不容易，老人讲：“好人呐，只要丫头有饭吃饿不死，做什么都好，给条活路就行。”爷爷和奶奶商量了半天，家有六个儿子，没有闺女，就当养个闺女吧，决定收留她，于是大妈就到了我们家，至于姓什么，都无从考究，反正后来名字是奶奶给起的。
大妈在家里主要任务，除了帮忙做饭，就是看几个年龄小的弟弟，我父亲是老小，基本上是大妈每天领着玩的。几个小的都叫他姐姐，只有老大老二比她大一些，他俩大概也就十几岁，比大妈大不了多少，同龄人在一起，话题自然多一些，老大和大妈处得久了，难免日久生情，渐渐好起来了，刚开始爷爷和奶奶还有些不高兴，后来也就默认了，干脆让他们结婚了，于是她也就由大姐变成了我爸爸的大嫂，成了家里的主要人物之一，协助奶奶处理大小家务。
那时候，大妈洗衣做饭看弟妹，大的看小的，小的看更小的，我的爸爸在7，8岁的时候，就有了小侄子、小侄女，哥哥们年龄比他大得多，就是老五也比他大7、8岁，个人有个人的事，都懒得怕理他，只有大妈、侄子侄女与他戏耍，终父亲一生，他认为最亲近的人不是自己的儿女，而是她大嫂、大侄子和大侄女。那种感觉我们体会不来，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上世纪40年代国家动乱不已，当时有“三子抓两个，两子抓一个，一子不抓，年龄太小不抓”的说法，为了避免抓兵，家里想了许多办法，弟兄几个就分开了，老大算在老姨家，老二早死，老四算到姑表叔叔家，老五算姨表叔父家。老三、和老六算在一家，但也分成两姓。亲兄弟分成五家人，哪家算起来也就有一个儿子，大家都免除了兵役。于是也就有了郭、肖、张、孙、宋等几个姓的嫡近亲属。从此自家堂兄弟姓氏都不一样了，这是一家几姓的历史原因。解放后弟兄五个们商量将姓氏改成一样，以免亲戚生分，奶奶却说，“不管姓什么，都是一家人，只要自家人活的好，管他叫毛娃狗娃呢！姓什么有什么关系。”既然奶奶决定，大家也就把此事不提了。
我第一次见到大妈是我二十岁时，我想给我奶奶上坟，要独自到老舅家，由于从小没在农村生活，对老家的印象很淡，地形道路一概不知，由于没去过，只有请大妈带路，在新城表叔家，我才知道大妈的外号叫拖拉机，一是马力大，有劲，一个人能掂一百多斤的粮食，一个是能吃，能干，一顿十个馒头不在话下。在旧社会身体好是本钱，能干活，能生养才是好女人。她身强力壮，是个好劳力，比男人都能干，难怪奶奶喜欢他，想通了，也就明白老人不反对她嫁给老大的原因。
我老爷是个老学究，据说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家族的人都喜欢练武，就他个子小，瘦弱无力，他的父亲谈起的说，孩子就你这体格，嗨，什么功夫也学不成，干脆读书吧，于是就到私塾读书，没曾想竟然考中了秀才，老人不仅精通四书五经，而且对天文地理八卦易经也非常精通，但是国内比较乱到处都在打仗，生活很不安定，一家人被迫迁移到陕西的山里过起隐居生活。他对家里的事基本上不闻不问，也不讲究衣食住行，没事了就在家里的麦场上养神，看书，观天，说起话来一套一套，可是大家都听不懂，他也从不解释。
那些年我大妈和我奶奶关系处的很好，就像娘们俩，天天在一起嘟嘟囔囔，整的弟兄们都有意见，可奶奶向着她，他们也没办法，她就是我奶奶的间谍，天天找我那秀才老爷，听老人聊客，听他的自言自语，有什么好的说法，马上就向奶奶汇报，奶奶因此解决了很多问题。有一次家里丢了牛，大家找了一天，也没找见，大妈跑到老人跟前，说：爷爷，我们家的牛丢了，能不能找到？”，老人右手掐了掐，口中念念有词，说，“东南方向五里的地方找找吧”，果然找见了自家的牛。 民国时有一年在开春的时候，许多人都种了小麦，老人家一个人在麦场看天相，自言自语地说，“今见年景不好，可能要闹灾荒，若果种些豆子，或许能有意外收获”。我大妈当时是叫老人吃饭，听到后没敢言语，回头叫人把地里的庄稼都犁掉了,全部种成了大豆，收获季节到了，周围的人很多都没有了收成，而我们家却获得了大丰收。老人问孙子媳妇：“娃呀，今年咱家歉收了多少粮食？”我大妈说：“爷，咱没歉收，咱丰收了，都快搁不下了”。老爷问：“咱种的是啥”“大豆”“啥”“大豆”“谁让咱种的？”“你呀”“我。。。。”“你在麦场看着天说的”“奥，天机不可泄露，罪过！！！”此后家里人在问他，他始终不吭气，只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泄露天机不可用，多言了多言了”
我的大妈曾经对我老爷说，“我们好好的经营，将来您老了，也给儿孙留上一大笔资产，省得受罪”，老人讲：“自古富不过三代，挣得再多不若花的快，留什么都不如留一个聪明的头脑”“儿子好坏，自有天命，努力的好就会过的好，不努力就会受穷”“我代替不了他们，他们也代替不了我””“儿孙有福，不需要我，儿孙无福，留再多也没用”。。。。我至今想来，真是至理名言呀！非常感激大妈告诉我的这些事，以后再也没人告诉我了。后来他把一沓子书交给我爷爷说：“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的子孙会有人用得到，只是他们能不能看到，我就不好说了，听天由命了”后来我爷爷一把火把许多书籍少了，剩下的一点也让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当废纸卖了，正应了老爷的预言。
大妈给我讲了许多奶奶的故事，我才知道我奶奶是非常能干的人，一个人把家整的顺顺当当，加上大妈，由于两个能干的女人撑着家里天，我爷爷才能走南闯北，经商做生意。后来别人看上了我们家的地和山坡，利用国民政府的贪官，将我们家的地和山坡生生的抢走了，爷爷奶奶打了好几年官司，官司虽然在48年的时候，最后打赢了，可世事不同了，国共两党在大决战，官员像走马灯一样在变来变去，没有人真正的执行法院的判决，直到解放我们家的山坡和地始终也没有要回来，等到奶奶因结核病去世后，家里没有了主心骨，家也就散了。
解放后，大家庭都不存在了，伯伯们都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养自己的子女去了，奶奶去世后，爷爷再也没有娶妻，独自和小儿子我的父亲生活，父亲到省城上学，都少不了大妈家的帮助，等他离开了生养他的地方，成人后在外地工作，再到结婚生子，他们见面的次数也就少了，但父亲总把他大嫂挂在嘴边，反复重复者讲他儿时的趣闻，我们几个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谁也没有放在心里去。由于环境变化，社会变动，家中人口始终不多，到上世纪70年代爷爷去世，再也没有恢复到奶奶在世时的人丁兴旺，热闹非凡的光景。直到现在，家里顶多三、四口人，那种大家族的生活永远离我们而去，心里始终有些孤单的感觉。 几年前，老一辈都去世了，大妈是他们那一代最长寿的人之一，享年80多岁，14年我们堂兄弟四人去了白水 山里，参观了倒塌已久的故居，在乱草堆前，和大伯家的大嫂一起给奶奶上了一次坟，同时也到大伯和大嫂的坟上上了几柱香，寄托我们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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