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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师团·后工业时代·计生政策
□ 薄文军
有资料称，二战时期的日军第四师团——“大阪师团”是战斗力最差的一个师团，甚至有资料称其为“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在以残暴、凶狠著称的二战日军体系中，这是不多见的。
与许许多多的日军其他师团，比如第五师团——“板垣师团”不同，“大阪师团”不是以最高指挥官的姓氏做称谓的，而是以其兵源地来代称的。事实上，“大阪师团”从中午甲午战争之前，到二战结束，50多年时间里，曾经换过30多位师团长，但无论谁做主帅，都没能使这支部队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虎狼之师、精锐之师。
“大阪师团”战斗力极差，这被许多学者归结为其兵源地的问题。因为这个师团的主要兵源地是大阪、京都等地，是商贸区，主要士兵出身于小商小贩，因此这一兵团又被称为“商贩师团”。据说，“大阪师团”平时训练、挖战壕、搞后勤都不能说不勤奋，甚至有时候也很出色。但一遇到打硬仗，往往是一战而溃、不战而溃，甚至望风而溃。后来，这支部队干脆被当成了预备队，其实预备队更需要战斗力，没有战斗力的预备队只是个摆设，如何让参战部队放心。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大阪师团”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日军投降、二战结束时，该师团是建制保存相对完整的。
客观地分析，参战日军的战斗力差，尽管有利于作为其对手的我们，但就战争和军队本身来说，这是反常规的。在战场上，只要冲锋号一响，任何人、任何部队都不能打着“爱好和平”的旗号贪生怕死当孬种。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当年的“大阪师团”官兵真的有点贪生怕死。抢险救灾、战备后勤的勤奋努力，跟战场上的勇往直前、视死如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抢险救灾、战备后勤正常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即便有危险一般也是个人能够把握和规避的。而战争则不同，战场上有人千方百计想要你的命，而且枪子、弹片根本不长眼。既然如此，有些人在战场上怯懦害怕，甚至临阵脱逃，这就不新鲜了。
将“大阪师团”的怯懦归结为“商贩师团”的出身，这有些冷酷，有些打击一大片的味道。但毋庸置疑，这种成分还是有的。截至目前，世界上的多数战争，都是发生在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的，参战的主要群体都出身于农民和工人。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工人，在战场是不怕死的，而更多的商人则缺乏冲锋陷阵的勇气。许多的商人，在战争年代往往是乐于接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的指导方针，只要能花钱摆平的问题，尽量不去以身涉险。
不过，在农耕时代，在工业社会，商人毕竟还是少数。有大批的农民、工人去参战，而少数的商人又甘于出钱，帮助解决战争经费和后勤保障问题，这应该说皆大欢喜。可是到了后工业时代呢？大家都是商人，都想花钱不出力，都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最终让谁去打仗？没有办法只能硬摊派，硬摊派的结局怎样？“大阪师团”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警惕。
到了后工业时代，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本来就有很多潜在的问题，而我们奉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又让国人在心态上、身体素质上出现了巨大的改变。直到今天，有关部门依旧在咬紧牙关，要“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独生子女时代，农民没人肯做了，蓝领没人肯干了，高危行业更成了许多人千方百计规避的禁区。包括踢足球这样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娱乐活动，许多人都不敢参与了，即便参与也没有攻击性和防御性了，只剩了躲避。很明显，当下“8421”的人口结构，在一大圈长辈人眼里，独生子女是绝对不能受伤的，更不要说是参战和死亡。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我们必须承认，面对战争，家有10 个儿子、3个儿子和1个儿子，人们的心态是不同的，对于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样也是这样。人口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总量控制的问题，更是个社会人口结构、核心家庭结构优化的问题。简单地以为人口总量下来了，那就一好百好、一劳永逸，这是小学一年级的思维方式。不要说别的，仅仅是要维持农业、加工制造业、采掘业的正常发展，要经营好可能出现的战争，就有必要重新考量我们现行的人口计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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