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图书馆百年回眸来源:羊城晚报 发表时间：2013-01-13 14:06
1936年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职员 老城纪事 □林子雄 2012年岁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迎来她的百年馆庆。回顾一个世纪以来，中山图书馆从文德南路的广雅书局，到文德北路的广府学宫，再到文明路的贡院、中山大学旧址，一路走来，路途坎坷，有不少人搀扶过、支持过，使她从一栋古代藏书楼发展成为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一个拥有600多万册图书的全省“总书库”。 1 艰难发轫，男女分开 清朝末年，接二连三的丧权辱国事件，无论是苦难民众，抑或是清朝政府都知道保守落后就要挨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于是有了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及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他们是近代寻求救国途径且与广东密切相关的人物，广东图书馆事业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创设起来的。 1909年，清朝颁下《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规定次年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1910年，广东提学使沈曾桐（1853年—1921年）在提议建立广东图书馆的同时，建起了一座藏书楼，收藏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局的书版，并打算开放广雅书局藏书给公众阅览。虽然清末时局动荡，沈氏的办馆计划并未成功。1912年，民国初立，百废待兴，广东到处盗贼猬集，民不聊生，政府官员疲于奔命，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谁有心思去考虑设立图书馆呢？好在仍有一个人惦记着开办省图书馆的事情，他就是原南海县举人冯愿。冯愿（1868年-1943年）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官书编纂、图书科科长，是唯一从清朝到民国负责筹办广东图书馆的人。冯愿撰《广东图书馆书目序》曰：“民国成立之元年，海宇奠定，兵散于农，士聚于学。于时政通人和，百废俱举，而广东图书馆亦以其年六月告成。图书馆者，盖城南南园故址也。初清之季年，张之洞来督广州，拓南园地为广雅书局，又于城之西偏筑广雅书院，院藏典籍甚富。岁庚戌，提学沈曾桐拟就书局开图书馆，移院籍实之。未成，而沈去。继之者为秦树声，又未成，而革命事起。方事之殷也，都督胡公虑古籍之散亡，檄余保守之。慨礼乐之陵迟，兼兵戎之蹂躏，泽池污莱，日滋芜秽。某为扫除之、完辑之，半岁而始就理。复董率员司，抱残守阙，整理之，编辑之，又半岁而始蕆事。”冯愿提到了秦树声（1861年－1926年），进士出身，他继沈曾桐之后出任广东提学使；都督胡公，即胡汉民。 1912年7月，冯愿代首任馆长李茂之撰写《广东图书馆公告》，里面说：“吾粤光复之初，都督胡公首以广雅书局为前清储藏图籍之所，檄茂之收取而保存之，亦犹萧何入关之遗意欤。茂之以不学之躬，膺兹重任，顾念古今图籍皆吾国学之粹也，与其郑重而保存之，毋宁普及而教育之，遂请于都督，改为广东图书馆。都督曰善。仍檄茂之为馆长。当筹办伊始，艰难困阻，约而言之，厥有四端：兵劫旁流，艺文最酷，杂马溲于蠹简，芜秽不治，此一难也。拔剑击柱，武烈余风，释干戈而谈诗书，柄凿不入，此二难也。校舍荒凉，博士倚席，听翰音于风雨，寂寞无闻，此三难也。悉索敝赋，军实是供，求挹注于河流，缓急不济，此四难也。历此四难，遂生四善：今此图书馆成立有日矣，学士大夫逝肯来游乎？茂之拥簪清道，企望尘浊，敢前致辞，条举厥善：匡衡苦学，客作求书，今则广积巨编，饷我寒士，其苦乐异趣，可善者一。苏秦负书，面目黧黑，今则鸿篇列架，弛其负担，其劳逸异致，可善者二。许慈卷籍，借阅綦难，今则秘笈奇书，足供抄录，其广狭异量，可善者三。伏生传经，仅绵家学，今则官司职守，无虞散亡，其公私异用，可善者四。”此“四难”概括了当时社会恶劣局势，而“四善”说的是建立图书馆的作用。 开馆初期，由于来馆人数稀少，同年8月，广东图书馆一连数日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明图书馆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其阅览室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4点开放，逢周一休息。读者入馆须购阅书券，阅书券分为每日券、半月券、一月券、长年券及特别券。日券每张售铜币2枚，半月券每张售银币2角，一月券每张售银币4角，长年券每张售银币2元5角，特别券每张售银半毫。日券阅览效用止于一次，出后复入须另购券。日券无论时刻迟早均应按照定价，不得借口来迟不付足价。凡年未12岁以上之童，若非其父兄师友携带者不得购券入室。凡衣履不洁躯体秽恶及有残疾者酒醉及癫狂者均不得购券入室。阅览室除分为保存类、观览类两种外，还规定男女读者分日阅览，周二、四、五、日为男界观书期，周三、六为女界观书期。男、女读者分开，这是民初时俗，学校既分男校、女校，参观展览也要分男界、女界。
杜定友馆长（1898年-1967年）被誉为“中国图书馆的一代宗师”
广州名医黄彪先生（1900年-1977年）捐献800多册珍贵古籍 2 三片福地，文脉传承 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以前的中山图书馆一直有“南馆”、“北馆”之分。南馆（今文德路62号），它是中山图书馆创办之地。这里过去叫“南园”，是广州最古老的文人集雅之地。明朝洪武年间，广州籍人士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在南园组织诗社，开岭南风雅之先，于是人们称其为“南园五子”。南园内有一轩，孙蕡命名为“抗风”，又有“昔在越江曲，南园抗风轩”之句。明代中叶，中原诗坛日趋凋敝，岭南却诗风大盛，人才辈出，时有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脱颖而出，人称“南园后五子”。时至清朝，官员在这里建祠堂拜祭先贤。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南园故址建广雅书局，聘请文学人士刊刻书籍。中山图书馆在南馆收藏古籍及地方文献，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迁出。 北馆（今文德路81号）的历史更加悠久，今馆内仍有番山、番山亭等古迹。清人屈大均说广州城内有三山：番山、禺山、粤秀山，传说它们是广州城最古老的山。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番山一带为广州府学，学宫内木棉如锦，松柏交翠，鹰鹤栖鸣。1933年10月19日，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四国华侨捐资兴建的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在这里落成，北馆红墙绿瓦，颇为壮观。尔后，省、市图书馆均在文德路，相隔百米，南、北二馆之称亦由此始。1956年，市馆连人带书并入省馆，北馆成了中山图书馆借阅服务的主要场所。 新馆（文明路213号），原系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由广东巡抚李世桢倡建的广东贡院,（今仍存明远楼一座）。清末废除科举后，此地为两广师范学堂，后来又是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所在地。其中心是原两广师范学堂的钟楼，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钟楼举行，国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1月，鲁迅到中大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曾在钟楼居住。这里因此也成了鲁迅纪念馆。前面是广阔的广场，它为北伐战争期间广州各界游行集会的地方，故也叫“革命广场”。1986年，中山图书馆在文明路建设新馆，2003年，省人民政府决定，省博物馆迁往天河，省博原用地交付中山图书馆使用，这让后者建筑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成为全国建筑面积最大的省级图书馆之一。如果说南园、广府学宫及贡院故址是广东乃至岭南的重要文脉的话，由中山图书馆一脉相承，其文教渊薮极为深厚。
广东提学使沈曾桐提议建立广东图书馆
民国时期的广东省立图书馆（南馆） 3 捐献公藏，回报社会 1922年4月，杜定友先生任广东省图书馆馆长。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十多位领导者，但只有到了杜定友当馆长时广东省图书馆才开始采用规范的分类编目和图书馆管理方法，杜先生是中国图书馆的一代宗师，后人有“北刘（国钧）南杜”之誉。杜定友先生认为，图书馆不是机关衙门，而是读者园地，所以馆务尤赖各方协助与爱护，他希望大众以“图书馆是我们的”的态度，向图书馆捐赠藏书及各种出版物。1938年，广州沦陷在即，省图书馆向市民发出了征求图书的告示，希望各机关团体及个人将不便携带和暂不需用的图书移送到图书馆去寄存。抗战期间，省图书馆在曲江县重新开办，无钱无物，全靠社会的支持，当时不仅收到各界送来的书刊，还有时钟、台布、椅垫、地席、书架、家具等物。在曲江，杜定友强调“本人从事图书馆事业，二十五年如一日，兹者主持省立图书馆，愿对粤文献之保存，尽其职责，故不论戏票广告、会议录、众卷、传单，以至片断之白纸黑字，莫不搜集珍藏，以为日后之信史。近日置‘文化袋’，即将此项材料，加以整理分类收藏。望大家当图书馆为字纸篓，投之以废纸。”当图书馆是“字纸篓”，在杜先生的这一指引下，图书馆工作者努力征集和社会各界踊跃捐献，中山图书馆今天拥有古籍善本、广东地方文献各40多万册，居华南各省之首。在将馆藏文献免费开放的同时，中山图书馆影印出版《广州大典》、《清代稿抄本》等丛书，将昔日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饱众眼福，嘉惠士林。 从1921年广雅书院首任院长梁鼎芬后人第一次向广东省立图书馆捐赠图书开始，后来主要有黄荫普（1956年、1984年两次捐献，首次捐赠即有广东文献944种3717册）、黄子静（1956年捐献古籍518种4907册）、王贵忱（1963年、1980年两次捐赠古籍3种36册，其中明刻本《韵谱》在中国大陆属孤本）、何建华（1984年捐赠线装书358种894册，其中有1套《淹留》杂志）、石景宜（1992年、2001年两次捐赠，其中有《贝叶经》5册）、容庚（1956年、1998年两次捐赠古籍尺牍、金石拓片等461种2153册）等，近百年来社会对中山图书馆的捐赠从未间断。2006年，广州西关著名中医黄彪先生后人的捐献是一个典型例子。是年6月，在香港开中医馆的黄文江医生返穗扫墓，顺便来到西关和平西路的祖屋，开门时大吃一惊，故宅被贼人光顾了，原摆放在厅里的家具不翼而飞，连电线也被剪掉了！黄医生一口气冲上了漆黑的小阁楼，向墙边用塑料布的书箱摸去，他如释重负地长叹道：“幸亏书还在！”原来阁楼上存放着他父亲遗留下来的800多册珍贵古籍。黄氏后人大都旅居海外及港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把古籍全部捐献给国家。当中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几乎没有光线和布满厚厚灰尘的阁楼上以手电筒照明，小心翼翼地从书箱里将一册册古籍取出，大家喜出望外，劫后余生的书箱里有明刻本19种124册，清刻本88种560册，其中清代探花李文田批注本《昌邑黄先生医书八种》，字里行间蝇头小楷，丹铅满纸，李文田当年潜心医籍、钻研医学的情形跃然纸上。黄氏后人不仅捐出了古籍，还将4套古色古香的酸枝台椅送给了中山图书馆。 去年12月18日，中山图书馆百年庆典那天，笔者有幸接待黄彪先生的孙女黄佩璋医生，我们一齐瞻仰镶嵌在中山图书馆庭院大理石上黄彪先生的生平事迹，黄佩璋医生对我说：“由于爷爷的墓在香港，我们时常会来这里看看，寄托对爷爷的怀念。”听闻此言，我深深领悟包括黄氏后人在内的社会人士向中山图书馆捐赠古籍的意义———他们已经与图书馆融为一体，大家共同去实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天下为公”。
李文田批注本《昌邑黄先生医书八种》
广东人民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前身）及工作人员（1950年）
油画《中山图书馆新馆》（曹讚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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