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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到一位老朋友家里去玩，其妻正在收拾一叠旧书准备去卖废品。我偶然从中发现一本发黄的旧字帖，打开一看，令人震惊，原来是赵孟頫老先生写的《嵇叔夜（嵇康）与
赏字之余，突对此帖的内容产生了兴趣，终于从网上查到了译文。读之，对嵇康那放荡无羁的性格和嫉恶如仇的品德十分佩服。从而我又对嵇康同山涛的关系进行了查阅，终于搞懂了此书的背景。 山涛和嵇康均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成员，他们由于不满司马氏政权的统治而退隐山林。在竹林七贤中嵇康的性格最典型，他博学、刚直，对司马昭之流阴谋窃取曹魏政权的卑劣行径经常写文进行抨击和嘲弄。终于得罪了他们，最后被司马昭杀害。临刑，有三千多太学生到刑场请愿，要求朝廷赦免嵇康，并请求以他为师，足见其当时社会声望之高。 然而，山涛虽为竹林七贤的成员，但并非真想终身归隐，老死山林。他年轻时曾对其妻说：“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不知卿堪<?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公夫人不耳？”（请你现在忍住饥寒，将来我要当大官!到那时，不知你能不能当好我这三公的夫人？）后来，他利用同司马懿之妻的裙带关系，终于当了司马氏政权的高官，从此便忠心耿耿地为司马昭效忠。这使竹林贤士对他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但山涛非常佩服嵇康的才华，准备推荐他也到庙堂当官。十分刚直的嵇康听到消息后，非常生气，立即写了此书回绝，认为他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并决然提出同山涛断绝朋友关系。 千百年来，人们对山涛背离竹林、投靠司马氏，以及他举荐嵇康的目的一直给予反面的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山涛也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那就是：他对朋友友谊的忠贞。他当初推荐嵇康出来当官，是出于朋友的情谊和对嵇康才华的敬佩。对嵇康来说，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罢，何必动这么大的气，还提出同他断绝一切关系。 对此，山涛始终没有责怪他，却保持平和与沉默。他认为，嵇康的绝交书并非真的绝交，而是想借此倾诉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已。因为，真的绝交书根本用不着写这么长，几句话即可。所以，在嵇康被杀后，他经常接济其家庭生活，二十年后，当他的儿子嵇绍长大后，山涛又积极推荐他为官。嵇绍不像他的老子那样死板，认真为官，成为为皇帝忠诚保驾的驯臣。所以，我认为山涛的不计前嫌、以德抱怨的品德，也是十分难能可贵和应当肯定的。他要比现在有些人拿朋友当餐巾纸，用到拿来，用后扔掉好多了。
谈到“竹林七贤”不由会让人想到古代的“隐士”。在我们的印象中，古代隐士似乎多是些不同流俗、看破红尘的高洁之士。但查阅了一些书籍后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加入“隐士”行列的是一个十分庞杂、混乱的社会群体，他们多是在生活中受到各种挫折或打击之后，看破红尘，以消极的态度选择了深山幽谷作为其生活归宿的。许多人，身在深山而心仍在凡尘。竹林七贤如此、马致远如此、武松鲁提辖亦如此。还有一些人是故作风流，他们把隐居深山作为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手段，以此显示自己的志行高洁，来吸引朝廷对他的关注，从而弄到个一官半职。而真心实意选择隐居者则是凤毛麟角也。特别是文人，受挫后逃于佛道者也不多，因为“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诸多基本生活的麻烦。古人认为：“大隐隐于市”。最佳方案还是在城市潜伏爪牙，以待时机。 当代真隐士更少。1989年曾有一名记者到福建省西北部的太姥山的一处深山老林去采访一位隐士，这位隐者说他是1939年进山的，从此，他与世隔绝了整整50年。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对这半个世纪的人世沧桑竟全然不知，甚至不知毛主席为何人。这才是真隐士。（见比尔 波特著的《空谷幽兰》） 随着社会的变迁，现在选择隐居道路的人越来越少了。一些深山老林的古刹也先后变成了旅游景点，一些披着袈裟的所谓隐者，也逐渐告别了木鱼、钵盘，每天忙的不是晨钟暮鼓、黄卷青灯的佛事，而是忙着接待游客，收取门票、打点生意。甚至搭建平台、招商引资，以求发达。 时代使然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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