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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解读中国远古文明的活化石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一些传说。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了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廓、金属等考古发现。从考古角度看，中华文明史似乎比人家少了一千年。 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三四千年前的商代文明成果出土不少，那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其质地、形状、花纹，堪称上古文明世界中很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就像传说中的老子一样，一生下来就长着白胡子，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又有人提出了中国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国文明是从近东中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学来的。但是考证的结果却使此论不攻自破：考古发现，中国商代青铜器铸造用的是复合范(模子)，而西方文明古国(包括印度)用的却是失蜡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而且殷商玉石雕刻在同期也是独一份，它又是从哪家学来的呢？ 其实，学者们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追溯中国文化的源头问题。但是，论证需要证据，科学需要实事求是，我们不能用虚幻的传说或者概念化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来把商以前的一千多年填充起来凑个“五千年文明”吧。于是人们心中在呼唤，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证据在哪里？证据当然会有。有趣的是，我们所举的证据却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种很不起眼的土陶器——鬲。就是在它和它的伙伴身上，破解出中国远古文明的“天书”。 提起鬲来，我国古籍中曾有明确记载：“鲁有俭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鬲之器，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太牢之馈。弟子曰：'瓦鬲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闻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亲。吾非以馔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亲也。’”(《说苑·反质》)这一故事说明了在孔子时代，至少在山东，瓦鬲还流行着。那么，鬲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原来，鬲是一种陶制的炊煮器具。人类可以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水。水是人类最重要的饮料，也是进行食物加工，饲养牲畜所不可缺少的。人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没有任何汲水工具，而是以嘴直接在水面喝水或者双手捞水喝，还用过葫芦淘水。从出土文物看，史前很多地方都用过陶制尖底瓶。瓶的形状多样，但基本特点是小口、突腹、尖底，偏上有双耳，重心在耳上。使用时，一提绳子，重心前倾，口朝下，便于汲水。水半满时，重心下垂，瓶立，又进水使瓶满，这时重心又在上部，易倾斜，出水，可倒出(尖底瓶用在江河泉中汲水，在井中汲水用陶罐)。尖底瓶可以汲水，但不可以煮水，而且也放置不平稳，于是人们便将三个尖底瓶捏在一起制成了陶鬲。陶鬲的三个腹足站立很稳，里面可以贮水，架上干柴又可以煮水，非常实用，是当时生活中的必需器具。 鬲出现在新石器时期，陶制，三足，内空。商前期者无耳，后期口沿上出现了两直耳。西周前期高领短足，常有附耳。西周后期至春秋的鬲大多为折沿，折足，弧裆，无耳，有的腹部饰以扉棱。由于陶鬲易碎，商至春秋时期出现了铜鬲。鬲的三足接触火面积大，炊煮快。很适于煮水和煮大块的肉。但以其煮粥却是不行的，因为三足内空，既不利于搅拌，又容易沉底，产生焦糊。于是，后来空足日趋缩小，甚至取消了空足，变成了陶釜(圆底)与陶罐(平底)。在陶釜或陶罐下安上三个足，就成了鼎。我国在裴李岗文化、长江下游崧泽文化、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安徽宿松黄善嘴遗址都出土有陶鼎。可以看出鼎的来源(之一)是在原来炊具下安了三足。 陶鬲可以煮水、煮肉，陶罐、陶釜、陶鼎可以煮水、煮大米、小米，也可以掺菜煮粥，但都不适于蒸米饭。为了蒸米饭，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在炊具底部贮水而把食物架于水面之上，利用蒸汽把食物蒸熟，于是人们就发明了陶甑(zèng)。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已经普遍使用陶甑。甑相当于现代的蒸锅，开始是单用，后来便和鬲合用。上部为甑，下部为鬲，置水，中间加隔，同时可蒸两种食物。在商和西周时，甑、鬲铸为一体，名曰甗(yǎn)，其具圆形，侈口(口沿外撇)有两直耳。春秋战国时，甑、鬲可以分合，直耳变为两侧附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四足、两耳、方形等制形。 中华民族是个食草的民族，很早就会吃“粒食”。为此我们的先人发明了蒸饭的甑与釜。就是这种在中国祖祖辈辈相袭，不论大人小孩都会的用水气蒸饭的方法，直到近代，西方人才将之用于生活炊煮。对于此项发明，我们并不以为然，倒是一位老外、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却常常为我们打抱不平。他说：“西方的许多科学发明，只是为中国人的发现做了注释。”他以此来“使人们想起过去不幸被人忽视和不被承认的许多东西。”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仰韶村遗址之后，随之几乎跑遍了仰韶文化影响所及的边沿地区。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归纳到一点，就是试图以仰韶文化为中心，探索中华文化起源问题。他认为，彩陶与中亚有关，而鼎与鬲则是中国古文化的特色。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敏锐地意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并认识到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来源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可等闲视之。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史学界称中国古文化为“鼎鬲文化”，但日本学者滨田耕的《鼎与鬲》中却认为鼎起源早于鬲。“鼎鬲不同源说”认为，鼎是由圜底器加三足，鬲是由三袋足结合而成的。鼎鬲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器物，但差异很大。鬲最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各地都没有见过类似器物。而且，在中国古文化中，惟独它的存在特别普遍而长久，可以说是中华古文化的一种代表化石，对于追溯中华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起源与流变具有特别的意义。 鬲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之后黑陶之前的四五千年间，消失在公元前4至5世纪之间。整个过程大约相当于中华古文明的一半的岁月。也就是说，鬲这位“老寿星”曾经见证了中华古文明史的前半段的漫长历程，比京剧人物八贤王赵德芳更有资格称为“千岁爷”。因而鬲有“学历”和资格向后代讲述中华上古文明史，我们也有幸能从鬲这位活化石的身上去解读中华上古文明史的密码。 要研究鬲，我们不得不求助于考古类型学。这是一门受生物分类学启发而产生的学科。它发端于收藏古物热。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一直致力于考古学普及化，主张从一种器物(如鬲)的不同演化轨道区分不同的类型，再在同类中寻找演化规律。根据这一方法，他提出了从出土的鬲中由纵向看它的发展谱系。 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构成袋足斝(jiǎ)类器→原始鬲→龙山不招寨鬲→殷周至战国斗鸡台矮脚鬲、杜伯鬲、小屯鬲等逐渐降低裆高，直到最后转化为折足而近釜的过程，即分为：A型袋足鬲，B型联裆鬲，C型折足鬲，D型矮足鬲。这样，我们就可分析出，在宝鸡地区瓦鬲已经显示出先周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自西北而来的姬姓成分，一是关中土著的姜姓成分。周王朝时秦人已在陇西兴起，东迁宝鸡时带来了素面袋足鬲、屈肢葬和铁器等文化因素，因此，从鬲的密码解读中证明了商、周、秦是各有来源的。 苏先生认为，在中华民族活动的范围内，由鬲的演变可以看出地方文明程度的发展过程。在北方，由鬲的前期发展到战国时期的“燕式鬲”。在南方，活动于江汉平原的人们(包括荆楚)使用的鬲的形式始终没有脱离原型鬲的基本结构。在东方，活动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人们，虽然使用多种袋足类器[鬶(guī)、■(hé)、斝等]，但真正使用的鬲类器似非源于当地的老传统。在西方，有一类呈锐角裆的袋足鬲，似乎是活动于西辽河与海河水系地带的人们(包括商人)所走的道路，另一类圆形联裆鬲者则是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居民(包括周人)所走过的道路。从这些密码译出的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就可以看出，中国远古文明史绝不会是从仰韶文化这一支脉的简单传承。 我们从大量的考古成果得知，遍布我国各地都有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活动遗迹，这些人类虽然还难以称之为民族，但他们却是后来形成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源头。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之后较早发现的是始自公元前6 000年至公元前5 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包括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大司空类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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