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蕾
2011年9月初的某日，接徐开垒老先生来电，说自己前阵子因胆结石住院，今出院看见家门口的黄色留条，立即电话告平安，老先生还嘱我们有空去他家坐坐。那时正逢中秋前夕，于是隔日下午我们便如约去看望徐老，离开上海图书馆时突然下起雷阵雨，马路上车流即刻拥堵起来，车入文缘村时已过了约定时间。匆忙间按铃敲门，只见徐老已笑盈盈地坐在会客间等候我们了。几句寒暄后，他从隔壁卧室拿出了一叠珍藏已久的书信，老先生收藏工作做得认真仔细，每封信都用作文纸粘裱在后，保存得相当干净、完整。
关于这批书信的由来，徐老当日曾面告："唐弢同志1950年代调离上海赴北京工作后，长期与我通信，这些信至今还留在我的身边。1992年唐弢去世后，组织编辑文集的同志曾来信要我把这些信寄去，它们原应交给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入《唐弢书信集》，但那段时间，我多次赴美国在儿子家休假，来不及应命，真是十分遗憾。现在把它们捐给上图，也算了却心愿，为我的恩师前辈找个永久安放之地。这些信很重要，希望你们好好保存。"
这批书信共48通，时间跨度为1972至1985年，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唐弢文集·第十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说明中称："本卷是书信卷。承唐弢生前友好和有关方面的支持，前后共征集到唐弢书信八百余封。现从中选出书信687封收入本卷……"查《唐弢文集》及其余公开资料，未见此批书信，因而这四十余通被徐老视为珍藏的手札，更显弥足珍贵。
唐弢既是鲁迅研究专家，又是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曾与鲁迅先生有过直接交往。如今人们谈到唐弢时说得最多的，乃是唐弢晚年穷其主要精力而终究未能完稿的《鲁迅传》。唐弢虽然在50年代即有写作《鲁迅传》之宏愿，但囿于各方因素，撰写计划数度搁置。（《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4期，《浮生自述--唐弢谈他的生平经历和文学生涯》）甚至身处"文革"的动荡岁月中，他仍一直关注有关鲁迅的著作和各种材料，准备把《鲁迅传》的写作提上自己的工作日程。唐弢多次在信中与徐开垒谈起此项著述。
1977年8月3日信中说："我以后将以全力从事传记工作，但临阵怯战，十分忐忑。这件工作很不好做，客观上条件困难重重，主观上水平又差，几年来，记忆大为衰退，即如《研究资料》（其实是向博物馆访问人员谈话稿）登的那篇，虽然大体事情是这样，而细节、时间，颇有出入。如写传记当然不能这样。心里极为担忧。"
1977年9月7日信中说："今日起即转回北京校区，择地独居，考虑传记写作。"
1977年9月27日信中说："我准备写传，开始构思，《尺素书》（《尺素书--有关鲁迅先生几件事情的通信》载于1977年8月《人民文学》第八期，署名唐弢。收入《回忆·书简·散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不过先投一块探路石而已。听听大家意见。……大家等小平同志来抓一抓，希望早日上轨道，以后能安心搞研究工作。我日渐衰老，望治之心更切。总愿能写些东西出来，条件虽然很坏，水平又低，老牛破车，努力以赴。传大约写四十万字，80年完成。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似乎已复过来信，老来昏昏，令人慨叹。"
1978年1月4日信中说："我前一时期身体不太好，闭门谢客，在此期内，倒写了几篇文章，但传记迄未动手，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而任务太多，也许今年下半年才能执笔。……传记并未下马，不知何人如此说。因为我于61-64年，曾主编过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文化大革命中列为我的罪状（为三十年代歌功颂德）之一，现在又有人认为是已有文学史中最好之一部，要我将它修改完毕。由于文科教材缺乏，也许我只得遵命搞。传记不能不暂时让路耳。目前尚未定局。"
然天不遂人愿，这部令唐弢念兹在兹并耗费巨大精力的《鲁迅传》（连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5期至第10期）最终留给世人的，是前11章的未定稿，内容止于辛亥革命前夕。因此，完成《鲁迅传》的宿愿随着唐弢的离世而终成未竟之志，令人殊为惋惜。
唐弢的治学精神深为学界称道，谦逊严谨的学风在写给徐开垒的信中，也常有所现。
1972年7月16日信中说："对于注释，我认为最好是把事实摆出来，有倾向性，使观点鲜明，就可以了……至于题解，我也以为最好把历史背景、时代环境、文艺界斗争情况、鲁迅为什么写这篇杂文、这篇杂文起了什么作用等说明就可以了，不必去解释文章内容。……我作题解注释时，是以三十年代时鲁迅对我讲过的一些话（不很多），以及我自己当时接触到的情况为线索，找到文字材料，才给注上，没有文字材料，但凭记忆，我怕靠不住，就暂时不注，等以后找到正式材料时再说。"
1972年11月2日信中说："《上海文艺之一瞥》里的'闻鸡生气'，鸡不是'野鸡即妓女'，芸生我最初也以为是瞿秋白，现在又看了一些别的材料，又觉得十之七八不是瞿秋白了。注释确是难事，倘无实在可靠的证明，我以为不如不注。"
1972年12月5日信中说："《门外文谈》，是我一手包办代注的，其实有些单字、单词是毋需注的，但为和他们已出的统一体例，终于也注上了，有些喧宾夺主。但也有些为十卷本《全集》所未能注出的，你如有'雅兴'，可以对照一下，并把意见告诉我。我们正在讨论四卷本选集的体例，注到如何程度等等，尊见当可供参考。"
注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衡量学术文章水准的维度，也是学问严谨程度的体现。唐弢对此有着深刻的自觉与严格的要求，注与不注的取舍裁量，记忆与文字材料的对比互证，亦从一侧面展露其深厚的学养。
唐弢虽长徐开垒近十岁，且深具文坛资历与威望，但其常直呼徐开垒为"老同志"、"老朋友"，毫无长辈晚辈间之层阶隔膜。这四十余通信札，展现了两人历久弥新的友情。诸如寄书、买药等日常琐事，唐氏亦常托徐开垒帮忙寻购，并无尴尬，其信中首句总是"手书收到。前寄各书也拜收，十分感激"等语。
1973年10月10日信中说："开垒同志：书两册于昨天收到，谢谢。本人之爱，于心不安。因为是旧相识了，老着面皮接受。宝剑赠英雄一语，实不敢当。"
收到徐开垒的赠书后，唐弢也常以回赠书籍的方式聊表谢意："开垒同志：收到7月10日惠寄书两册，感激无既。两书一册有定价，一册没有，颇使我为难，叨在知交，我就不把书款汇上了。兹寄奉《人民日报》《杂文书信选续编》一本，我估计此书你早已有了，还是寄上，不过'意思意思'而已。"（1972年7月16日）
对于徐开垒的稿约，唐弢也在百忙之中尽力满足："承约为《笔会》写稿，以我和您的关系，和《笔会》的关系，不应不动笔。"（1982年3月15日）
展信亦可深切感受到徐开垒为人的细心周到，唐弢对此也颇为感念。唐弢晚年饱受心脏病之苦痛："自69年得心脏梗塞症，中间经过5次大发作，都是由医院抢救回来的……"（1972年6月16日）在购书买药的款项上，两人都有君子之风，唐氏对徐开垒并不见外："老朋友了，我就不客气的奉托。书款药钱，将来同你总算。"（1972年10月14日）唐弢托徐开垒购买药物"潘生丁"(片剂)，徐热心地回信介绍潘生丁与脉通之区别，令唐氏感激："承告潘生丁与脉通之区别，甚感甚感。"（1972年8月5日）或出于感激，且为文坛同道、《笔会》师友，唐弢亦多次邀徐开垒赴京一叙，情真意切，足见唐氏为人之好客并胸怀感恩之心：
1973年5月22日信中问及："……你有机会公出至京否？多年不见，能相逢快谈，企翘之至。"
1974年9月11日信中再度邀约："……知道你有青岛北游，快何如之。何日能来北京一行？人民首都，不莅临一下，似乎说不过去，目前又值秋高气爽，是北京最好季节。所述青岛情况，实不限于一地。大约北京、上海，是秩序最好的地方。"
直至1980年代初，徐开垒因公赴京，两位《笔会》老友，终于能在唐宅面叙月旦一番，多年的友谊，化作此时之快谈，令唐弢好不兴奋，只惜叹相会时光之匆匆："开垒同志：此番大驾来京，枉顾敝寓，相对快谈，稍抒积悃，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惜时间太短……"（1982年3月15日）
1992年唐弢离开了人世，20年后，徐开垒亦走完了生命的历程。似乎冥冥之中的天意，抑或是徐开垒生前的预感，在其生命的最后几月，将其珍藏的唐弢书信赠予我馆。从其对这批书信的保存与爱护程度，及赠函当日的口述忆往观之，他对唐弢的深切怀念与感佩之心，视唐弢为文坛导师的崇敬感恩之情，从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到蜚声报林的《笔会》主编，一直未变。斯人已逝，文墨仍存，留给我们的，正是这一封封书信之中那淳厚的人文情怀与绵长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