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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熙攘 无非名利 张菁 古往今来，“成功”一词一直都是最吸引大多数人眼球的。就我个人看来，成功实际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妄想”。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逻辑上的陷阱：一个真正获得了完全成功的人，必是一个完全消灭了成功妄想的人。关于这一点，《庄子》里有精彩的论述，那就是所谓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心里总念叨着“成功”的人，他其实离真正成功的距离已越来越遥远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成功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没有“失败”的对境，成功就难以自圆其说。说到底，所谓成功，无非是“名利”两个字。更多的情况下，这种成功感是由和别人的对比中得到的。或者名气比别人大一些，或者利益比别人大一些。对于那个流落到荒岛的鲁宾逊来说，假设他一生都不会再接触到外部世界，那么他心里就丝毫不会再起什么“成功”的念头，因为已经没有其他人来作为他的参照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权且借“成功”这个字眼，来描述人生的圆满。成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术”的层面，一个是“道”的层面。术，就是技术，小技巧，对于一般世人而言，成功的定义就是“比大多数人要强一些”；道，则是觉悟之中道，是内心的真正圆满，就是“认识并正确地实践人生的价值”。前者，必须要参照他人，后者，则完全是内心的感受体验。如果这样来划分，那么，从古至今，第一个层面上的成功者很多，第二个层面上的成功者则非常稀少。 如果只追求技术层面上的成功，便会总拿自己的人生与其他人作比较，因而定义出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这种在名利心捆缚下挣扎着追逐成功的人，自古至今都有。这种普遍浮躁的心态，也并非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特征。 实际上，中国古人对于成功学的趋之若鹜，并不比我们现在收敛。两千年前苏秦的心情，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成功学对于人的内心，会有那么刻骨铭心的影响。在苏秦年轻时，虽志向高远，但家境贫苦，嫂子讥笑道：“咱们这的风俗，是挣家业，专心赚钱。你天天耍嘴皮子，不务正业，所以搞得这么穷，真是挺合适你的。”苏秦听了，既羞且愤。等到他游说各 历史记载表明，这句话给了苏秦很大的刺激，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感慨道：“同样的一个我，我贫贱时，连亲戚都看不起我；我富贵时，连亲人都害怕我。更何况是其他人呢？” 这是两千年前的真实故事。在二百多年前，则有另外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读书人考取科举的事情。他在考取了功名之前，因为贫穷，岳父常常羞辱他，说道：“你只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 后来他终于考取举人，老丈人则是这样说的：“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这就是《范进中举》的故事。说实话，虽然这是一篇小说，但现实生活的锋利和尖酸，只能比小说更加严酷，却不会比小说温柔。 世道人心，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所以大多数人自然会汲汲于名利，日夜争先，惟恐落后。可以说，中国古人的名利心，其实是极强的。在中国古代，读书、参加科举、做官、购置良田美宅，然后终老，妻妾成群，儿女绕膝，是通常的理想。“名利”二字，无非是“读书做官”四个字的真实道破。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则需经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张仲礼教授在一九九一年曾耗费巨大精力，对历史记载的科举资料进行梳理。统计结果表明，考取生员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考取举人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岁，考取进士的平均年龄为三十五岁。古人的发蒙一般是五六岁，一个人必须通过二十多年的艰辛攀登，才能有机会问津最基本的士绅身份。 毫无疑问，也的确有一些人，在通读儒家经典的过程中，修身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他们胸怀天下苍生、江山社稷。但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的，他们因志向高远，威德显赫而被载入史册，流芳百世。但在数以千万计的生员、举人和进士中，大多数还是抱着追名逐利的心思投身其中的。尽管正史记载不多，但我们通过野史、古人笔记和信笺，仍可知其端倪。 笔者就见过一本清朝年间的所谓“成功速成学”的书。其实就是集“范文选”、“厚黑学”、“权术学”于一身的成本秘籍。其中谈到如何速成八股文章，如何抓住主考官的心思，如何巴结上司和有钱人，甚至还有一章专门讲如何对付穷亲戚来借钱，诸如此类，阅之心惊。所以说，当代有成功学培训，是因为贫富差距，名利心烧灼，令人焦渴。但其实自古亦然，否则古代怎么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呢？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从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名与利，奔波劳苦一生，担惊受怕半世。 所谓成功者，古人无非是读书做官，是以官职地位来救世济民，辅佐朝廷，这已然是极少数的。大多则是将自己陷于挣扎、焦虑、苦恼、畏惧的名利场的泥沼中，难以自拔。 我常常想，中国古人偶尔会谈到的另外一种生活，是否能更好地来诠释成功呢？ 在小说《西游记》中，作者塑造了上百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令人印象深刻。我却惟独对其中张稍、李定两个人印象最深。他们只出现过一次，就再也没有露过面。 在第九回中，这样描写： 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个是渔翁名唤张稍，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他两个是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货了篮中鲤，同入酒馆之中吃了半酣，各携一瓶顺泾河岸边徐步而回。张稍道：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去。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李定道：“张兄说得有理，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张稍道：“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然后他们两个人，为了证明到底是“山青”更好，还是“水秀”更好，各自吟了一些诗篇，来描述山如何的青，而水又是如何的秀。当然了，结果他们谁都没有说服谁，于是两个人相视大笑，各自分别。钓鱼的，且去撒网；砍柴的，便去登山。从此，两个人就再也没在书中出现过。 我常常想，这些惊鸿一过的人物，甘愿将自己泯灭于史册，他们既不知何为失败，自然也不知何为成功。他们的人生，是跟成功毫无关系，还是真正的诠释了成功的微妙含义？不管怎么说，他们生命里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都是快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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