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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康 大暑日子里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华东师大出版社新出的徐枋《居易堂集》，感喟万千。 徐枋，苏州人，号俟斋。清初著名遗民文人。我早就知道此老的高风亮节、奇行逸事。其父徐汧，号勿斋，亦节烈之士，明崇祯初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明亡，福王召为少詹事，清顺治二年吴门失陷，凶残的薙发令下，徐汧悲愤抗议投水自尽，年仅四十九岁，事具《明史》。父亲殉国时，二十四岁的徐枋号泣欲从死，父亲说：“我死君，固也。尔死亲，使尔有子（按，时徐枋长子已六岁）又将为亲死，则子孙递死无噍类。有是乎？”徐汧要求：“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徐枋乃奉遗命。无何，其父执和忘年交陈子龙、杨廷枢等人，亦在抗清斗争中壮烈牺牲。徐枋于是徒跣变名，流离颠沛，数番濒临绝境，四个儿子都贫病交困亡于他身前，可谓极人生未有之厄。但他宁愿饿死也拒绝一切达官贵人的施舍，更拒绝一切出仕清朝的诱惑，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三十年不出户庭。巡抚汤某数次微服拜访，他避而不见。总督蔡某馈以千金以求画，他答书返币，竟不为作，且嘲之曰：“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因此，吴中徐俟斋与宣城沈眉生、嘉兴巢崆峒，被时人合誉为“海内三遗民”。当年名声，似犹在顾亭林、黄南雷、王船山之上。 徐汧本是著名学者，徐枋幼受庭训，长而结交名胜，其业师如叶襄、郑敷教、朱集璜等，亦皆一时俊彦。因此徐枋精通文史，能书善画，其诗文充满爱国精神，可圈可点。但在今人写的再详尽的文学史上，却是连名字也难以找到。这种情况文学史上多了，不消多说。幸运的是，徐枋的一些诗文还是保存了下来。他六十三岁时自订文集序例，门生潘耒编印为《居易堂集》。按，“居易堂”与“俟斋”是一个意思，出自《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这是人生的高境界。我不由得想到，鲁迅先生也曾自取过一个相似的斋名，叫“俟堂”。 但《居易堂集》清刊本极为罕见。民国年间，张元济先生访得原本，付诸影印，并附以王欣夫补辑的《居易堂集外诗文》，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做了一件大好事。多年前，我为了搜集明末苏州刊刻郑思肖《心史》的史料，曾到图书馆查阅《居易堂集》，毕竟时间匆匆，未及细看。现在，华师大出版社据《四部丛刊》本点校出版，并且还添附了罗振玉《徐俟斋先生年谱》、其孙罗继祖《罗振玉徐俟斋年谱校补》，及其弟罗振常搜集的有关徐枋事迹及后人题咏之作的《订补涧上草堂纪略》。这就更有利于研究者。真可谓天不丧斯文，后学者有幸矣。 徐枋的遗民生涯艰苦卓绝，民族气节可歌可泣，与宋元之际郑所南颇为相像，而且他显然正是向所南翁学习的。所南以墨兰寄托亡国悲愤，徐枋则学所南画兰而画灵芝，亦很有名，并有画作（此书前就有照片）和题画诗文存世。如有《题画芝》云：“余山居暇日，辄喜画芝，窃自比于所南之画兰，墨渖所成，香风可挹。”又云：“子瞻、与可之写墨竹，郑所南写墨兰，华光老人、杨补之写墨梅，将毋同乎？徐子墨芝，当位置一席于其间矣！”几年前我查看徐枋诗文，就是想找到一些与郑所南《心史》有关的记述和吟咏，而且我以为一定会有的。你想，《心史》明末在苏州发现和刊刻，已在徐枋十八岁前后，身居其地，自当知闻其事。况且其老师郑敷教，就正是刊刻《心史》的主要参与者，且自称所南裔孙；他的很多师友如杨廷枢、黄宗羲、董说、杨补、归庄、李模、魏禧等，都写有肯定《心史》的诗文；他的弟子潘耒，同时也是顾炎武的门生，而亭林则写有《井中心史歌》。（同样，我想徐汧也应该有述咏《心史》的诗文。）然而遗憾的是，我在《居易堂集》里却是没有找到记咏《心史》的诗文。 这样的情况我以往碰到过不少。再如，我以为在明清之际陈子龙、夏完淳等人慷慨激昂的诗文集里，一定会有涉及《心史》的地方，但没有发现。做学问须尊重事实，没有就是没有。有的话，自然证明《心史》在当年的影响，也可说明吟咏和记述它的人是不以《心史》为伪的；但如果没有，却不能径说他没受《心史》的影响，更不能证明他就是否认《心史》为真。因为不见提及《心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应该分析研究；而且徐枋（及陈子龙、夏完淳等人）的诗文，也未必全都保存下来了。以前有一位与我“商榷”的论者，竟然以祁彪佳、钱谦益诗文中没有提及《心史》为由，振振有词地证明“井出《心史》之必无其事”，实在强横得可以。（何况祁、钱集子中其实涉及《心史》的记载很多，只是他看不懂或粗心未见而已。） 这次我重读《居易堂集》，却终于发现徐枋是常读《心史》并绝不怀疑其真的证据，亦是小小的一个收获也。在又一篇《题画芝》中，徐枋这样写道：“郑所南先生尝自题其兰云：‘凄凉如怨望，今日有遗民。’托兴湘纍，思深故国，虽数语，直与《离骚》同其哀怨。余每读而悲之。乙巳小春，偶画墨芝，捉笔黯然，以其时考之则可矣。”这里提到的郑思肖诗句，正是出于《心史·大义集》中的《墨兰》：“钟得至清气，精神欲照人。抱香怀古意，恋国忆前身。空色微开晓，晴光淡弄春。凄凉如怨望，今日有遗民。”须指出的是，存世历代画迹，从未见题有此诗的所南墨兰；历代文献中，亦从未见著录此画此诗的记载。且今见所南自题画诗，皆“其意深密”（陆行直语）、“险异诡特”（郑元祐语）,与《心史》中诗之哀怨直露颇为不同。总不见得徐枋有一幅日常拜观的三四百年前的所南墨兰，而所有友人竟一无记述。因此，徐枋“每读而悲之”的，必是《心史》无疑。乙巳即康熙四年，徐枋四十四岁，那年小春有什么事使作者“捉笔黯然”，特地要读者“考之则可”？这个哑谜似乎还真值得探索一下，待考。 将徐枋比作郑思肖，将《居易堂集》比作《心史》，是大家公认的。当代史家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谈到《居易堂集》时，就说：“其所著文震孟、吴焕、华允诚、沈寿岳等人之墓志，则等于郑所南之《心史》也，读其文亦可以见其志矣。”华师大出版的《居易堂集》附录里辑录的有关清人投赠、题咏、悼念之作，也有很多这样评价的诗句和论述。而这样的诗文，我还能随手补充不少呢。如清初武进杨昌言在《梧冈集》中就有《寄祝徐俟斋先生》，多达六十四首（当是祝贺徐枋六十四岁生辰），其三云：“三吴名士数南州，镜里流光渐白头。案上诗编新甲子，井中书续旧春秋。闲云野鹤扶筇得，剩水残山泼墨收。纵有千金浑不顾，看囊那用一钱留!”诗甚佳。案上新编，就是刚问世的《居易堂集》；井中旧书，当然是指《心史》了。 清初江阴李崧《芥轩诗草》中的《赠戴南枝》一诗：“热血难消白发新，沧桑阅历几番尘。独书甲子依彭泽，老向乾坤哭富春。画里无人元隐士，井中有史宋遗民。一竿何处堪垂钓，流水桃花护旧津。”该诗所赠和所颂的是遗民戴易（戴氏亦山阴人），戴易亦徐枋好友。诗中“井中有史宋遗民”云云，也完全可以用来歌颂徐枋。而《清史稿·徐枋传》还记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徐枋]卒，以贫不能葬。一日，有高士从武林来吊，请任窀穸。其人亦贫，而特工篆隶，乃赁居郡中，鬻字以庀葬具，纸得百钱。积二年，乃克葬枋于青芝山下，而以羡归其家。语之曰：‘吾欲称贷富家，惧先生吐之，故劳吾腕，知先生所心许也。’葬毕即去，不言名氏。或有识之者，曰：‘此山阴戴易也！’”冰雪风节，故友真情，三百年后犹令人涕下！ 此书的编排，也是极有特色的，一反历来别集多将诗赋居首的编法，而以书及尺牍（即今之书信）冠之。这是颇有深意的。作者自述，盖此集中惟书为多，因其四十年束身土室，四方知交问讯辩论，一寓于书。而且，作者数十年来往书信，“俱不得已而应，非泛泛寒暄应酬之比”。其中谢绝当局者往还诸书，及答一二权贵论“出处之宜”诸书，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文字。由此看来，谢国桢特别重视其所撰墓志，还未必深得作者之心。因其碑版传志之文，固然如其所说“若违心从事，仅仅谀墓，则百无一焉”；但全书之精华，作者所最自许者，还在书及尺牍。
在我看来，《居易堂集》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是很高的，思想价值更不待说。集中论气节、辨出处诸书无论矣，即《诫子书》一篇，就令我百读而不厌。诫子该书汪洋恣肆，黄河千里，谆谆教诲，反复将万言。有人劝作者精简删节，他自信而风趣地回答：“子固习见鸡足之庳而欲截鹤胫也。”今人所编各种“家书集”“家训集”等，似均未能取镜于此，实是一大遗憾。 这部《居易堂集》属于《明代别集丛刊》系列，我一看该丛书将出的第一批书目，皆为明清之际气节之士之著。如熊开元的《熊鱼山文集》、姜如农的《敬亭集》、杨炤的《怀古堂诗选》、黄宗会的《缩斋诗文集》、王弘撰的《砥斋集》、顾苓的《塔影园集》等等，都是吸引我的书。我期待着。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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