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尔多瓦耸立着一座由清真寺改建的大教堂，它积累几个世纪的建筑智慧，见证着西班牙光复运动的历史，激发我们今天穿越岁月的沉思。这个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原本是宽敞明亮的风格，改建天主教大教堂之后，许多拱门被故意封上了，只留下部分从天而降的光照。伊斯兰自然之光的丢失，正可凸显基督教圣光的神秘降临。这种光学原理在哥特式建筑中的运用，是天主教神学原理的体现。在清真寺旧址上改建大教堂的现象，在西班牙南方很多城市里都可以找到。这象征着一种宗教征服，还是一种文化融合？这个文化问题与帝国命运息息相关。
西班牙，一个依靠天主教精神从异教手中实现光复的民族，一个在绝对王权时代强大的帝国，一个曾经发现了新大陆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她快速崛起而又不幸衰落。今天，在民主化革新与对外开放30多年后，西班牙取得了巨大的现代化成就，这仿佛是对这个曾经辉煌而衰弱了的帝国的心灵安抚。然而历史学家仍然难以忘怀这个帝国衰弱的历史之谜，就像反复咀嚼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样。
关于西班牙帝国的衰弱原因，历史学家的解释很多，如金融依赖、缺乏产业基础、长期征战、巨大外债、人口下降等，但也有历史学家指出，这些原因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于文化“净化”政策，特别是西班牙王室在15世纪80年代的宗教清洗和迫害运动。
西班牙是一个奇特的国家，甚至被理查德?福特调侃为“几个国家”。中世纪的西班牙就形成了一种多族群、多宗教、多语言、多故乡的文化马赛克。尽管西班牙当时是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政治博弈场，但在日常生活中，天主教徒、穆斯林、犹太人之间还有相处空间，甚至形成了互补与融合文化。比如犹太金融家对费迪南与伊莎贝拉的政治联姻，对西班牙的扩张和商贸作出巨大贡献，很多犹太人成了国王、贵族、主教的财政管家；又如在天主教占领区的穆斯林被称为穆德哈尔人（mude-jar），他们将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美学元素融合起来，发展出一种穆德哈尔建筑风格。中世纪的托莱多、萨拉曼卡一度成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神学与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应该说，相对北方国家，中世纪的西班牙文化相对多元而宽容。但是随着天主教光复运动胜利曙光出现，一种文化与信仰纯洁主义的坚硬立场形成了。
1478年，西班牙成立了宗教裁判所，训练有素的多明我会修士受教宗之命主持着宗教裁判所，组织审判各种异教徒，其中包括改信天主教的摩尔人（morisco）
与犹太人（conversos）。1492年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发布著名训令，要求犹太人皈依天主教或4个月内离开西班牙，此后约有20万犹太人离开了西班牙。1502年卡斯蒂亚王国要求穆斯林要么改宗要么离开，大部分穆斯林选择了改宗，于是形成了一个摩尔人阶层。然而，天主教对那些虽然改宗但不积极从事圣事的摩尔人与犹太人的宗教取向发生怀疑，用宗教审判的方式清洗这些伪装的“异教徒”。此后一直到 17世纪，这种宗教净化事件仍不时发生。与西班牙本土的这种宗教净化运动相反，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西班牙获得的荷兰属地，则成为宗教宽容与文化多元的自由世界。这里居住着大量犹太人（包括被西班牙本土驱逐出来的犹太人）、新教徒以及大量移民，荷兰成了当时海上贸易、加工与金融中心，成为生活上富饶的乐土，信仰上的新耶路撒冷，是北方画派与早期启蒙思想的中心，17世纪的三大思想家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的思想都与这里的生活岁月密切相关。在与西班牙长达80年的抗争之后，1648年，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得到了确认，而西班牙则一直自视为天主教的国际捍卫者、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为了捍卫天主教信仰而付出了沉重代价，镇压尼德兰起义、无敌舰队溃败、卷入三十年战争等一系列不幸事件终于导致西班牙帝国衰弱了。
西班牙依靠天主教的政治动员而崛起，同样因为捍卫天主教的信仰而衰弱。20世纪历史学研究表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黑暗，那种暴力、血腥甚至变态的宗教迫害，许多是新教对天主教妖魔化的结果。但是历史教训表明，一种信仰纯洁主义的文化在现实中很容易导致文化褊狭与不宽容，必然阻碍西班牙内部的文化融合、社会团结，也导致对外政策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导致经济衰萎、军事失利、政治受挫与帝国瓦解，试图以天主教统一欧洲的帝国理想最后破灭。
一个帝国的崛起，没有强大的主导文化支撑是不可能的，但是一种文化纯洁主义也可能葬送一个帝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