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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环绕其他恒星的那些行星，也就是太阳系以外的众多行星，一直是天文学家研究的热点。这份热情源于人类心底一个最吸引人的疑问：茫茫宇宙中是否存在和我们一样的生命？而与地球类似的行星则是最可能孕育地外生命的温床。
人类已经对太阳系内的三颗类地行星──金星、地球、火星进行了广泛考察，仅仅发现只在地球表面存在生命：金星太热了，火星太冷了；也许金星和火星都 存在过生命，但其严酷的气候条件使得生命存在的证据都无法保留下来，人们迄今为止只能发现一些久已消逝的水的印痕。那么，如果将目光投向宇宙中围绕其他恒 星旋转的行星，期待从中找到类地行星，结果又会如何呢？
1995年至今，已经有超过一百二十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被发现，它们大多属于巨大的气态行星，质量与木星类似，不可能存在生命。美国太空总署计划 2012年前后开始类地行星的探测，依靠编队飞行的空间红外干涉卫星，对太阳系以外的类地行星展开大规模搜索，并分析生命存在的光谱特征。人类对宇宙的探 索，不仅为了知道其他星球上有无生命存在，更重要的是想解答生命的来龙去脉，同时探索地外空间也是人类争取扩大生存空间的努力，而在很多场合下它还可以扩 大某个人类群体在地球内部的生存空间里所占有的份额。例如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就是如此。据知情人卡尔·萨根（Carl Sagan）披露，“阿波罗计划”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推进太空事业，而是美国政府在遭受政治压力的时刻构想出来的一个解脱行动。
有些历史学家推测，肯尼迪总统当初组织阿波罗计划的主要动机是扭转公众对入侵古巴猪湾失败这一事件的注意。虽然阿波罗计划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但它和 四十多年后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打法一样，是个不必要的浪费。因为目标如果只是考察月球，用无人驾驶的飞行器似乎更为有效，花费也少。但那不够耸人听 闻，难以震慑对手。由于被地球上的政治需要左右了宇宙探险，头几次阿波罗登月飞行的科学价值微乎其微。而更有说服力的是，当第一个科学家登上月球，阿波罗 计划就宣告结束了，因为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美国从此没有继续派遣载人飞船前往月球，即使无人驾驶的飞船也懒得再派了。
先驱者十号是人类所发射的第一艘星际飞船，也是当时最快的飞船，但飞到太阳系以外最近的恒星还需要八万年！太空如此空旷，所以人类探索新的生存空间 的努力将有条件永远持续下去。例如，等到人在太阳系中又开始像在地球上一样感到无处可去了（不是指实际上而是心理上），人们终将准备进行恒星航行，这个远 景可以永无止境，能够不断满足人的探险要求。因为根据较新的推测，宇宙的直径大约有一千五百亿光年那么大。
人生悲苦的全部起源，也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之前、几千万年之前；甚至追溯到生命在茫茫古海中神秘萌动的一刹那。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从三岁开始，就受到焦虑的支配。焦虑推动人们走上扩张的道路，只有在紧紧关注猎获物的“凝视”中，人们才能得到灵魂的安宁。人的这种命运并不像唯物主义市侩、经济学的侏 儒、戴着反商业主义假面头饰的政治赌徒们所断言的那样，仅仅才有几千年的历史（“阶级斗争史”）。当代的血腥救世军，和他们的先辈一样肤浅，竟然宣称上帝 “造世界”不过几千年──竟然和所谓“阶级斗争创造文明”的几千年刻度，是一致的！ 这一雷同，说明两种喋喋不休的都是谎言，只是前者披上了“神学”的光彩，后者披上了“科学”的皮毛。左派分子谴责人类的不平等和社会的剥削现象。殊不知人生来就要受到剥削，不仅受到同类的剥削，还要受到异类的剥削，甚至死后还要受到细菌和微生物的剥削蚕食，直到化为虫子的粪土。实际上，生命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利用和互相转化的过程：剥削是生命运动的基本方式，这被生态学者们美化为“生物链”或是“食物链”，说穿了就是“你吃我，我吃他，他吃你”。想要消除剥削？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剥削，资本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剥削加上了政治剥夺：这就是左派运动的结果。右派呢？颂扬自由也就是颂扬剥削的机会，其实自由不值得颂扬，因为自由是生命的本质，尤其是动物的本质，越是“高级的动物就越是自由”，直到情不自禁地成为暴民、暴君，因为“以不侵害他人为特征的自由”，说穿了根本没有──一个人的成就和势力膨胀，不可能不威胁其他人的自由。如此看来，左派与右派都很虚伪，只有中庸之道和自我克制，值得称道。
历史的流动过程本身，与人们对历史的观感是大不一样的。历史之流本身超越于人的感知和认识之外，虽然人对历史的观感是表现出了某种强烈的节奏、明晰的趋势，仿佛把握了这些节奏和趋势，就把握了自己、掐住了命运的喉咙。其实不然。就算把握了历史世界里的智慧，谁又能直接下手探测历史本身的流动呢？不仅历史世界中的智慧，即便哲学世界中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人在历史过程中一再捕捞的水镜月花呢？人在历史场中，他的智慧当然只能是历史场中的回光返照，谁能自绝于历史观念而直接触及历史过程甚至超越历史过程呢？因此《周易》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说辞，道出了宗教的社会功能：灵魂的救赎从来都是个人的机会而不是社会的福利。所谓“全民族共忏悔”的口号是个无耻的骗局，它的欺骗性就在于，仿佛说民族是一个“集体意识”，并懂得如何进行忏悔；其要害是暗示“错误人人有份”、“各打五十大板最为公平”，从而模糊了施害者和受害者的界限。
事实上，民族不懂得忏悔，只懂得遭受愚弄：“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一方面人民渴望欺骗、乐于受骗或曰“得到安慰”；另方面，个人远比民族伟大：因为个人是上帝的创造物，而民族不过是个人的组合与创造物。《周易》的明白之处就在于，道破了“神道设教”乃是一项战略，而宗教和灵魂得救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周易》的说辞，是现存最早的文化战的战略描述，而不是灵魂得救的道路。在《周易》的卜筮和现象学的后面，我们发觉它通过描述“世界秩序的蓝图”，指出不同文明阶段具有各自的功能，从而表达出深刻的“历史哲学”。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的四十八章《<周易>的历史哲学》中予以陈述。
中国文明可能是所有古典文明中最为开明和最富现世性格的，其日新精神较神学教义更能与科学兼容。未来世界命运的缩影在中国文明的历史上已有投影，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自身就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独立世界。而在《周易》这本指导中国文明发展的经典面前，在这部“顺天应人”的地图面前，我们可以深深体会，人其实创造不了什么，例如我们的学说并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而是从中国文明七八千年的深仁厚泽里化育而来脱胎而出的，历史教、天子学说、宗教是战略的终极形态……都不过是中国文化的精魂在其自新过程中，所焕发出来的一些光彩而已。“中国”意义的精魂，汩汩不息，生生不已，终能抖落覆压的时间积尘──尘蒙之光穿越历史的沉淀因素，而绽射出新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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