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十年”的春节回顾
真所谓人生如梦，弹指一挥间，转眼已过了七十多个年轮。时光流过，了无痕迹。但历史的记忆却挥之不去。我最早的记忆大概是从四五岁开始的。
1943年的春节，是我出生后第一个有印象的春节。那时还在日寇铁蹄下，全家逃难在乡下，尽管是在日寇统治下苟且，条件极其艰难，但中国人最大的传统节日，依旧无法抹杀。尤其在农村，日本鬼子鞭长莫及，老百姓照样千方百计欢度自己的节日。做团子、祭灶、祭祖、吃年饭、拜年、压岁钱（我第一次拿的压岁钱是一窜用红线穿着的“铜钱”，挂在脖子上。）调财神、舞狮子……就是不准放鞭炮，怕招来日本鬼子的扫荡。我家的规矩，年初一必须吃素，这样就代表一年吃素，早晨起来爷爷用麦秆扎成一把，点上火发出劈里啪啦的声响以取吉利。
1953年春节，我在上海学徒，这时三反、五反运动已经结束，我们加入了工会，所在工厂的老板再不敢欺压个工人，是我们师兄弟们真正扬眉吐气过的第一个春节。
1963年春节，我从学校分配到北方的第三个年头，思乡情结促使我回“家”心切，尝够了长途跋涉之苦。买票、挤车、中途签票、车马劳顿。别的不说，光肩上两手背着拿着六个大包，上车下车挤得浑身汗湿气喘吁吁。这一趟回家路，不仅花光了一年的积蓄，还人困马乏好一段时间难以恢复。
1973年春节，我已经调回家乡工作，爱人在农村，没有自己的“窝”，岳父母家不能过春节，只好在厂里借临时宿舍，把一家老小接到厂里“过年”，因为我工作的单位是发电厂，过年也不能休息，正好我也可以值班，照顾生产。
1983年春节，这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在自己家里过年，滋味当然不一样，一家团聚，忙忙碌碌，过年的气氛十分浓厚。这一年是中央电视台春晚开始的第一年，那时在农村，私人有电视机的不多，我厂里的一个同事帮我组装了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在村里属稀罕物，全村能出来的男女老少，把我家的客厅挤得满满当当。这热闹劲实在空前。这一段时期的春节是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1993年春节，我作为技术人员被引进市里，已经七年。开始过“城市人”春节好几年，虽然还是忙忙碌碌，走亲访友宾客往来，毕竟少了许多乡下的热闹气氛，年味逐渐淡了。
2003年春节，孩子们都已结婚成家，分开另住。但逢年过节还是回到“老家”团聚。因为老伴有病，家中的忙年活几乎全都落在我身上。总的感觉是除了热闹一时，就是累一阵子。春晚也年年老一套，别无新意，再也不像当年那样吸引人了。
2013年春节马上就到，我们老两口虽然有两个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齐全，但早已分开另过，实际上仍然属于“空巢家庭”，原来孩子小的时候，还常常回来“蹭饭”顺便看看爷爷奶奶。如今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整天埋在纸堆里，根本无暇顾及老人了。可以想见即使春节这样隆重的节日，不可能有心思像以往那样尽情欢度。这年味啊，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真有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
春节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节日，在大都市已变得越来越淡，人们过年的仪式也只剩下贴春联、吃饺子等最简单的活动，连放炮竹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民俗活动，也在一些大城市被禁止了。
的确，现代人“过年”已经越来越简单了，我们不再剪窗花、放鞭炮，我们没见过给鲁迅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老鼠娶亲》年画，不知道有关“年兽”的种种传说，连除夕夜的“守岁”习俗也变成了看春节联欢晚会。可是，如果一个文化悠久的古老民族二十年来都在围着一个频道过大年，流行时尚歌星主宰着我们节日的喜怒哀乐，大众成了节日的附庸，那么我们的文化判断力、创造力哪里去了？
春节是人民大众的节日，春节文化的魅力在于她的多元性。现代经济可以创造强势文化，但创造不了积淀深厚、历史悠久的传统。人民只有在广泛参与和积极创造中，过年才能越过越有味。我认为对于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绝对不应该就这样慢慢地销声匿迹，而必须让它薪火传承流传下去。要知道，一个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是难以持久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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