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馆
陈醒吾同志是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顾问；广州市民建会、工商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年曾任香港先施公司文具部副部长。
马应彪，广东中山县沙涌乡人，一八六八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沙涌乡不少人出洋谋生，马应彪得到族人的帮助，经香港附搭猪仔船去澳洲找工作。
马应彪到澳洲首府悉尼（华侨称悉尼为新金山），经同乡介绍在悉尼附近一个农场帮工种菜，几年之后积蓄了一点钱，就开设一间小什货店。他勤劳节俭看到经营水果赚钱多，于一八九七年结束什货店而开设永生果店，生意很好，在同乡中渐有信誉，有些人委托他代办汇款回乡。因此，他又开设永生金山庄代办侨汇，并从中国贩运一些华侨喜用的土特产到悉尼销售，几年间马应彪在悉尼华侨中成为一个比较知名的商人，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产。
马应彪经营商业多年，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他目睹当地的百货公司规模宏大，货品种类繁多，经营方法和管理制度都比较完善。他想，如能将这一套办法带回祖国，开一间大规模的百货公司，一定能获厚利。他的设想得到当地朋友陈少霞、陈少珍（男，肇庆人）、堂弟马永灿、马祖金和同乡郑干生、郑昭斌、欧彬等的赞同，大家筹集一笔资金（数目不详）委托马应彪和陈少霞回香港筹设一间百货公司。
香港先施公司的创立和发展
大约一九一○年，马应彪、陈少霞回到香港，在皇后道中水车馆（即消防队）右侧买了两间铺位，面积约八百平方英尺，开设先施百货公司，全店职工约四十人。楼上办公及仓库，铺面全部营业。因系直接向外国进货，不经洋商代办，成本较低，货品花色又较新颖，并以环球百货和不二价为号召，顾客觉得明码实价不会上当，乐意光顾，因此，生意兴隆。几年时间就积累一大笔盈利，计划扩大经营，招收新股本，每股港币一百元（总资本若干不详），向香港政府注册为先施股份有限公司。总监督马应彪，司理陈少霞，付司理马永灿，常务董事郑干生，司库许凤开，出纳许椿，董事会秘书黄健初。在德辅道中购地建筑一间五层大楼，（后来在天台加建茶座共为六层）在大楼正面四条大柱上写了四句话：“香港大市场，环球货品庄，始创不二价，诚信名远扬。”
新建的先施公司大楼商场是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之间建成开业的。它登报招聘店员三百多人，连同原有店员约共四百人，进行了短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接待顾客礼貌，介绍商品常识，包扎货品方法，陈列商品知识，柜台货品保管等等。
先施公司经营管理概况
（一）为了做好接待工作，该公司特意雇用若干名招待员，让他们站在楼下前，后、侧门，彬彬有礼地迎送顾客。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衣冠齐整，笑容可掬地招呼应对，顾客对此好感。但也曾因有些招待员不懂英文，对外国人的询问指错了方向，引起顾客不满，后来加以改进。
每个售货柜台都备有一定数量的香烟，用以接待购买货物较多的顾客。这些香烟是特别定制的，质量较好，每枝烟都印有先施公司客烟字样，规定售货员不能取吸。
为使职工外貌整洁迎接顾客，公司雇用专职洗衣工和理发工，定量或定期为职工洗外衣、理发。另外暑天供应清凉饮料，聘请常年医生为职工诊病，均不收费。
当时大约有十间职工宿舍，都是三层的碌架铁床。房中间设职工存放衣箱的木架，有一段位置供职工阅报下棋之用。抵制日货时许多职工利用这个地方阅读当时进步的报纸，如《大光报》等，也多在这个地方。
（二）马应彪曾说，许多人认为百货公司应该是百货齐备，什么种类货物应有尽有，才能吸引顾客。但他主张不要这样做，否则势必分散人力物力，应该根据客观环境和本店人材特点来经营。陈少霞经理则认为，香港的出入口船舶多，游客购买力强，应对这类顾客用品多加考虑。因此，楼下罐头伙食部的食品种类应比一般的“士多”（香港习惯是指罐头伙食店，英语音译词）丰富多样。化妆品部有数十元一一小瓶的高级法国香精和高级化妆品，四季适用的内衣和袜子常年陈列。二楼出售的旅游用品如照相器材，鞋帽雨具，中西成药等主要是供应消费力较强的旅客。三楼出售的多属家庭需用物品，如绫罗绸缎，纱绸布匹，针棉织品，顾绣花边、针线女红等品种都较齐全。四楼出售的钢琴、风琴、唱机、珠宝首饰、钟表、名瓷都比较名贵。文具部则以销售英文工具书、小说、文具为主，每逢学期开始则集中力量销售课本。记得某年曾与皇仁书院院长打好关系，提前获知该年开课需用的课本名称，随即大量定购，迅速运到香港，在该校开课的那一天就用专车将课本送到学校，按各班级用书分别包扎好，每包定价若干元，方便学生购买。由于香港许多学校所用的课本都以皇仁书院用的为依据，因此，几天之内公司文具部所经营的课本就销售了一大半，把过去自恃消息灵通，能采购皇仁书院需用的课本，店址又在皇仁书院附近的英华书庄的生意抛在后面。五楼后半部销售的是高级家具，如中式的酸枝（红木）台椅、挂画、大柜、屏风以及西式的沙发、弹簧床、转椅之类。前半部则是公司总帐房，司理室，秘书处，会客厅。六楼初期是天台花圃，后来加层设音乐茶座。先施公司在当时算是高层建筑，后门在干诺道中，面临海边，晚间海风习习，夏秋季节在六楼茶座品茗乘凉的颇不乏人。 （三）各柜台售出货物不论金额多少，一律用复写发票，设立收款处，柜台和收款处每天对帐以防差错。柜台的兼职记帐员定期到仓库核对存货，因为每批货拿到柜台展销的只是少数，多数存在仓库。而仓库容积有限，新货进仓时见缝插针，堆位分散，随着货品的不断进出，存量和堆位不断变化，而且有些货品体积大小悬殊，同一类货品例如搪瓷面盆和碟子就相差甚大，体积小的不大触目，管仓员不易发觉它的积存时间。另一方面，柜台要陈列的货品花式很多，但柜台的面积有限，所以每种货只能拿出少数作样本，在样本上挂一小纸牌标明该货的编号和售价，顾客买货时一般不将样本出售，留作陈列；如必须售出该样本时则应除下小纸牌放在原来陈列位置，以便及时发现补充。但有时因忙，忘记将小纸牌除下，特别是小件货品就不易发觉而忘记补充。又或者开发票时写错货品编号，或因复写字迹模糊，搞错花色品种等等，结果都会做成柜台无货陈列，而仓库则积压久存，这样就会产生花色品种不合时令销售，增加商品残次。所以柜台设立专帐同仓库核对，是贯彻永续盘存制度，及时发现错误、积压，减少损失的一种措施。
（四）先施公司由一间数十人的小店，扩大为数百人的大公司，它招考录用的新店员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虽经短期培训，但业务知识仍需充实，因为不少货品的英文名称怎样叫法，许多店员不大懂，也有些货品的名称是英华字典里也找不到的，遇到外国顾客询问时就无法回答。其次，不少店员的珠算不够熟练，容易发生错误，即使只是计算迟慢也影响不好。针对这些缺点，该公司设立一个英语补习班，着重教授货品的英文名称和一般买卖对话；又设一个珠算补习班，提高店员的运算水平以减少差错。进补习班的店员每星期二、五晚上九时停止营业后上课一小时。后来该公司计划在上海设立先施公司时，也先聘请两位熟悉上海方言的教师教一批店员讲上海话，作为开业时的基本队伍。
（五）该公司的营业时间很长，每天由上午九时至下午九时，仅星期日上午延迟至十二时开业。但司理人又利用这个时间召集店员听讲圣经，唱圣诗，由司理或请牧师来主讲，叫做“守礼拜”。店员不是人人信教，他也不强迫去听，但有些怕被认为不听话，只好勉强去听，我自己就是这样去“守礼拜”的。不过，我始终不相信什么天堂地狱这些鬼话。有人说公司领导人这样安排的用心是使人连星期日都没有私人交际的机会，减少见异思迁什念。
（六）马应彪和陈少霞等人认为：任何一个职工，如果工作成绩良好而连续三年加了工资的话，第四年便不再加薪，免他骄傲，也可避免固定工资越来越高。如果这个职工第四年仍继续进步，可以动员他投资五百元为在职股东，享受公司的年终分红。筹不足钱可以借钱给他补足，但他本人至少要拿出一百元的底数，股票要交公司代管，并计算借款利息，还清借款后才可以持有自己的股票。①
反之，这个职工如因第四年没有加薪而工作消极的话，则考虑提拔他的副手，略加工资，逐步取代前者的职务。当时是这样约束前者，由于好几年工作繁忙少与亲朋接触，要找新的工作机会是不容易的；对后者来说，就会因为得到司理提拔而积极工作，而公司则可达到加薪少效率高的效果。
（七）受雇于先施公司的店员，绝大多数是售货员。该公司有一种不成文的待遇，以做什工的来说，（俗称学徒）一般是工作一年半至两年，可以有加薪或升职机会。例如做什工的会升为见习售货员，随后是递升为售货员、副柜长、柜长、副部长、部长。我初到公司时在袜子部做什工，想不到几个月后就调到司理室做什工，大约一年半调升为账房收发员（听说因为我不懂售货不能升为售货员）后再升为助理会计、会计。后来我不喜欢做打算盘工作，调我到文具部做柜长兼职记账工作。我辞职时是文具部副部长。
该公司每年农历新年放假三天，年初二这一天司理、副司理对全公司职工逐个召见，口头评价各该职工一年来的表现，并给每人一封信，其内容分别为：勉励、加薪、升职、批评、解雇。受到勉励、升职、加薪的都在信内附有不同金额的奖金，其数字若干现在记不清了。
农历年初三是全公司盘点货物的日期，这一天任何人不得缺勤，要在当天将全部货物清点完毕并计算出总金额上报。
注：①我在一九一四年进香港先施公司做学徒，第一年工资每月二元，第二年没有加薪，第三年加薪为五元，第四年为八元，第五年为十一元，并提升为文具部副部长。象这样连续三年得到每年递增三元月薪的，在当时来说是很少有的优厚待遇。陈少霞司理在第六年叫我认股五百元做股东，这样就可以享受年终发给的红利，但我不喜欢做外国货的推销员，没有认股。第七年我提出辞职时，陈少霞估计我是被永安公司邀去做文具部长，骂我忘恩负义，后来他知道我是改做卫记藤器公司会计，便通过他弟弟陈少珍向我解释误会。先施公司的经营特点和业务发展情况
就我所知，一九一四年该公司新建六层大楼开业之前，我国各大城市（包括香港、上海和天津租界）都未有象它这样规模的，属中国人资本经营和真正实行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的大型百货商店。顾客购货时在柜台付款，由什务员持发货票将款送交收款处盖章，售货员利用交款时间将货物包扎好，连同发票交与顾客，完成购销手续。
顾客凡购买较大件或数量较多，个人不易携带的货物，（包括在不同柜台购买的）连同发票填写送货地址单，自己收回一张凭条，委托有关的任何一个柜台通知送货部门送货上门，顾客毋须随同回家。一般规定是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货送到，不收费用。
该公司每层楼分设几类售货部，每类售货部又设若干个柜台。售货部设正副部长，兼职记账员。柜台设柜长、售货员、什务员。部长负责该部的全面业务，参加公司的业务会议和进货会议，进货时按照各该部核定的资金周转范围提出进货计划。对有季节性或特定时间畅销的货品，例如圣诞节礼品，学校开课的课本等则可按订货需要，灵活运用资金。副部长负责市场物价和供销情况调查，拟订售价提供讨论。兼职记账员与仓库定期核对货账，发现有滞销或残次商品随时提供讯息，请部长考虑处理，很少等候集中解决。公司规定全部职工都要礼貌待客，如有过失要受记过或其他处分。
先施公司的上述经营方式，在当时来说是规模宏大，货式多样，定价公道，送货方便，礼貌待客，买客乐于光顾，因此业务发展很快，获利不少。公司董事会决定在国内大城市扩展业务。大约是在一九一六①年在广州长堤开设广州先施公司，附设东亚大酒店。又于一九一九年左右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上海先施公司，附设东亚大酒店。上述三间公司根据各自的设想，在当地增加其他经营项目，由原来纯商业性的购销贸易，发展为多层次综合型的企业。例如：香港公司为了吸收更多的周转资金，马应彪利用过去办侨汇的信誉，开设先施银业信托银行，先施人寿保险公司，先施水火保险公司。因为化妆品利润好，又开设先施化妆品厂，它的产品有先施牙膏、雪蕊、香皂、花露水等都颇畅销。
广州先施公司也开设化妆品厂，生产同类货品，销路比香港产品更好。此外又根据本身业务和市场需要开设汽水厂、皮鞋厂、玻璃厂、木箱厂、饼干糖果厂。玻璃厂和木箱厂主要是解决自己生产的化妆品、汽水、饼干等包装需要，也接受别厂订货。东亚大酒店与公司都是新型建筑五层大楼，有升降机上落，天台设游乐场，这在当时是国内首创的百货、旅业、游乐场综合企业，生意兴隆，获利不少。
上海先施公司在最繁盛的南京路中心，不是新建的高层大楼，而是相连十间左右的三四层老式店铺改建的。它也附设东亚大酒店，另有先施化妆品厂，产品与港穗两厂相同。但因上海是我国经济中心，工商业比较发达，竞争性强，不久永安公司就在先施的对面新建了两座六、七层的大商场开业，大新公司也继而建成比永安公司更大的商场，对比之下，先施公司就显得相形见绌。上海先施公司的经营方法和效果似不及香港和广州两个公司良好。
注： ①有些资料提到广州先施公司是一九一○年设立的，我认为是记错觉了年份。因为香港先施公司新建大楼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开业的，似乎没有条件能同时在广州创立大规模的分店。
先施公司的创立吸引华侨回国投资
香港先施公司在短短几年内生意取得很大发展，吸引了华侨回香港投资的兴趣，如澳洲华侨郭泉、郭乐等回港开设永安公司，附设大东酒店。又有蔡兴、蔡昌等开设了大新公司。这两个公司都开设在先施公司的右邻，都是仿照先施公司的经营方式开业的。不过都是用老式店址改建，营业面积比较小，对比先施的新建六层大楼就显得不如。它们的竞争方式除了大登广告宣传外，又从推销方面取巧，例如：一元售价的商品故意改为九角八分，以迎合顾客心理；或者采用较新款的花色品种搭配稍次的货品，但却宣传为买某些货品赠送另一种货品等等。除此之外，它们还出高薪挖请先施公司的某些有经验的人员。但就我所知，这两间公司的业务在一九二五年之前似尚未赶得上先施公司。
可能由于上述的原因，后来大新、永安这两个公司都改向广州和上海方面发展，但经营方向有所不同。大新在广州西濠口新建七层大楼（广州失陷时被烧毁，解放后加建为九层），又在惠爱中路（今中山五路）建五层大楼分店，未闻开设附属工厂。永安在广州仅开设水火保险公司，没有经营百货业务，在上海则开设大型的永安纱厂，闻说生意很好。
以上事实说明，先施公司的创立，对吸引华侨回祖国投资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曾被群众称为“亡国公司”的原因
先施公司曾被群众叫做“亡国公司”，是在反对日本侵略时期的事情。前面说过，马应彪、陈少霞等都是澳洲华侨，是带着外国经营知识回来的，开业时计划购进、销售的货品是以澳洲或欧美国家的产品为主，因为货式新颖，售价合理，获得顾客欢迎才能获利发展，没有这个基础是不会进一步扩大经营的。但很不凑巧，在新建大楼将完成，筹备开业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澳洲和欧美国家的货物没有把握保证供应，加上战争影响，运输困难，运费、保险费都增高，这都很难解决。马应彪等考虑到改向日本购货，运输较近，风险少些。他派出堂弟马略斌往日本设立办庄，同当地厂商合作，以仿照欧美国家产品的款式、颜色、价格合理为主。至于商标、厂名、产地、标记都可以灵活处理，比如：一、原来没有标明日本制造的字样者不用改变；二、用图案或无明显日本色彩的商标可以照用；三、厂名原用日文的要改用英文字母简写为N.H.&CO.之类。总之，要求不明显看得出是日本制造的就可以，因为当时一般顾客的心理认为日本货价虽便宜，但不耐用，除此没有其他问题。
上述向日本定购货物改换商标这种做法，我本来是不知道的。由于我在文具部曾向美国一家REEVES&SON’S文具厂订购一批绘图仪器和测量用品，货到香港拆箱取货时发现有用日本旧报纸包裹的货品，觉得很奇怪。我想，美国决不会向日本买旧报纸包裹货品的，莫非其中有秘密？经过认真调查才知道向美国厂订购货物有在美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之分，两者价格不一样，我们向美国厂订购的是价格比较便宜的在日本制造的货品，所以该批货用日本报纸包装。美国厂付货时开出的发货票，运货单（载纸），货箱标记，编号，船名都把在日本制造的那一部份货品包括在内。美国厂事前通知日本厂等待运载该批货品的船只经过日本时接载运到香港交货，所以我们以为船是从美国来的就是美国货，不知其中秘密。后来我查知还有一些货品如人造丝织品，化纤混纺衣料，玩具，照相器材，测量仪器等都有相当一部份是日本货。
回忆当时人们对日本货的看法一般是认为不耐用，还没有恶感。但自从袁世凯为了复辟做皇帝，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引起我国人民公愤；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又霸占着中国的领土青岛不肯交还，更激起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仇恨，因而掀起抵制日本货的浪潮。香港绝大多数的华人群起声讨大量推销日本货的先施、永安、大新三间公司，骂它们为亡国公司，这是一个原因。
其次，马应彪、陈少霞等从澳洲带回香港的不仅是外国商人的经营知识，也带着信仰外国政治力量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思想。因此，他们经营的先施公司不论是设在香港、上海和广州，一律向香港英政府登记为英国籍的企业。其实该公司的股东没有一个是英国人，但却把甚至设在广州长堤的，不属英国租界范围的先施公司也作为英籍企业。
解放前有些登记为外国籍的企业，凡遇到当地发生群众运动，就高高扯起它登记所属国籍的旗帜，希望庇护，不受冲击，先施公司也不例外。这些表现也是被骂为亡国公司的另一个原因。
马应彪个人的一些情况
马应彪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是香港中华基督教圣公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生活俭朴，勤劳过人，没有私人汽车。他用人不求唯亲，在先施公司系统内当部长级以上的人属于马氏家族的为数很少。例如在香港的只有马永灿副司理和马华燊钟表部长；在广州的只有马祖金经理；在日本办庄的只有马略斌。而上海的经理郑昭斌，总监督欧彬，都不是马氏的人。
马应彪逝世后，他的一个儿子继任为香港先施公司的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