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中国内战启示录 国统区的经济崩溃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从落后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过渡萌芽期，总体经济水平低下、国民素质颇低，加上长年动荡和战乱，一个完整、健全的国家体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并不存在。 中国国民党自1912年8月25日正式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不间断的政权争夺和统一中国问题。在1923年以前，国民党于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并没有什么分量，之后与苏俄的合作使得国民党异军突起并成功实施了1927年北伐；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实现名义上的统一，但紧接着又开始大规模的与地方军阀大战和第一次国共内战；到了1930年代中期终于基本削平各路军阀和中共武装的时候，又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惨烈抗战，因此被迫长期投身于各种战事之中，在经营民生方面无暇深入顾及。可以说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的国民党，在军事斗争有相当丰富经验，于国家经济建设却是泛善可陈，以至于之后不断地出现重大经济政策失误。 八年抗战使得中国经济水平急剧倒退，国家财政早已破产。幸亏在“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感召下，当时中国民众咬牙坚持、不离不弃，加上美国的强力援助，民国政权才未陷入崩溃境界，反而比抗战前期宽裕许多。
国统区一座外墙剥落的楼房外，3个辛苦劳作的妇女在数几叠法币，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法币并不能买什么东西 在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地物价出现了下跌的可喜现象。而此时国民政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接收的日伪产业折合法币约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这些丰厚的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用于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但是缺乏治理经验的国民党没能抓住机会，反而昏招迭出。 在当时，由于受到战争破坏影响较小，上海、江浙等汪伪政权控制区物价水平较低、其发行的储备券购买力强，而国民政府控制区则因动荡不安而物价水平高、其发行的法币购买力差。国民政府胜利接受汪伪区域时，法币与上海地区原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实际购买力比值大约为1:35，原沦陷区民众迫切希望参照这个实际购买力指数来确定合理的兑换法币比例。 然而在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硬性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的1:200，远远高出实际购买力比值的1:35，这就意味着沦陷民众资产一夜之间缩水了82.5%，这无异于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大洗劫。一时间民怨沸腾，民间流传口号：“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此为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10元货币，从版面可以看出汪伪南京政府也奉孙中山先生为精神领袖 由于1法币能兑换200伪中储券，而且汪伪控制区物价水平较低，吸引了巨额法币流向这些地区消费购物，国民政府此时错误地大量印发法币，导致当地民众担心货币贬值而进行的抢购风潮，从而印发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物价飞涨狂潮。到1946年初，南京城内稻米价格比抗战胜利前暴涨了500倍。 而国民政府混乱的对原日伪资产接收，也极大破坏了上海、江浙等主要工商业发达区域的经济秩序，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中倒闭、停工。抗战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到1946年底，已经倒闭了3160家；到1947年，工厂的开工率仅为平时的20％。而北平、天津的工厂在接收后倒闭十之七八，青岛700余家民营工厂全部歇业，广东400家工厂剩下不足100家，沈阳3000余商号倒闭2000多家。这些企业的关停，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根源，也为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企业大规模关停倒闭导致了社会失业人数大增。有数据显示，1946年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有失业人员和无业人员260万。到1947年，仅上海一地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就超过了200万，连公教人员和学生都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因此引发了连续的反政府游行示威。在1946年，仅上海一地有记载的罢工和劳资纠纷争议就达1716起；到1947年，该一数字更加上升到到2538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物资管制措施，抑制民众的需求以保证作战供给和控制市场秩序。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些管制措施相继停止，老百姓生活所需全由市场买卖交易，物价随物资供应、货币发行量而大幅波动、失控。相比之下，终整个1946~1949内战期间，中共一直对控制区内实行严格的货币和物资管制措施，特别对区域内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进行严控，禁止流向国统区。 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60%以上要依靠美国贷款和物资援助，因此才没有陷入崩溃；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对国民政府的强力财政和武器支援，则经济和军事状况可维持下去。但对腐败、混乱的国民党统治深感失望的美国，在调停国共内战失败后，出于停止中国内战的考虑，在1946年7月开始停止了对华武器运输，并基本停止对国府的经济援助，其它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自美国援助停止后，失去外援的国府财政立即陷入恶化。 对1946年6月正式开始的国共第二次大战，蒋介石等国府高层显然准备不足，对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共武装力量和苏联对中共援助强力援助评估出现严重失误，曾经乐观地认为可以先集中力量用半年的时间按基本消灭中共武装、安定后再转为振兴经济。但大战开始后形势并未朝着国府高层的设想方向前进，中共武装表现出了惊人的战力，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地双方鏖战不已，国府不得已动用80%以上的财力来维持几百万部队的武器弹药和粮饷供应。 大规模战事给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国民政府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1946年，国民政府全年财政总收人为2.8769万亿余元(法币)，总支出为7.5747万亿元，其中用于军事支持占59.9%，赤字为4.6978万亿元；在1947年，财政总收入虽然增加到13万亿元，因为战事总支出高达43万亿元，赤字急剧扩大为30万亿元，膨胀了整整5.39倍! 到1947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已基本耗尽了抗战胜利之初的军事物资和黄金、美元储备。而此时国统区内富庶的江浙、上海地区工商业因为前期糟糕的接受日伪资产行动而萎靡不振，税收无法支撑庞大支出。漏屋偏遭雨，1946、1947两年华南、华中地区都出现了大面积荒灾，国统区受灾人口在1947年接近可怕的1亿人。最为不利的是，此时美、欧等国纷纷中断了对国府军事和经济援助。内忧外困中，为应付战事开支国民政府被迫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大量印制法币。
在1946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共增发了2.6942万亿元的法币，此举已经造成了国统区物价大幅上涨；但在1947年，别无他法的国府陡然增发了29.4624万亿元法币，增发量比1946年增长了9.94倍！在1948年国共内战形势恶化时期，仅1~7月半年多一点时间，国府又增发了34.1573万亿元法币！
在没有国家实物和外汇储备保障情况下，如此超大规模增发，结果必然导致货币急剧贬值。在1946年9月，3050元法币能够兑换到l美元。然而到1948年1月，就须17．8万元法币才能够兑换到l美元，法币兑换率贬值了整整94%；到了1948年8月，则要118．08万元才能够兑换到1美元，比1946年9月贬值了99.7%！ 法币急剧贬值的结果就是恶性物价上扬。以上海为例：在1948年1月，l担米价值法币150万元；5月涨至1担米580万元；到8月则涨至1担米6500万元了。法币的价值已经贬低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
在1940年代，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平原地区是最主要的粮食、原棉和矿物产地，自1947年起这些主要原产地陆续被中共武装控制后，国统区工厂的原料供应顿成难题。而中共对控制区实行了严格的商品禁运出口名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棉、牲畜和铜铁金属。1947年，全国的棉花产量为1100万担，国统区的企业能收到的只有30%，纺织业因此减产两成，其他如橡胶工业、制药工业等停工均达三成，钢铁工业的70%陷入半停产泥沼。国府战事不利、接连丢城失地，反过来又极大影响了自身控制区社会民生运行，物资供应短缺也造成了物价飞涨。 在1948年的上海，由于物价飞涨，当时的工资采取了怪异的基本工资×每月物价指数方式，劳苦大众的每月工资要看政府宣布的物价指数来确定具体数值。尽管如此，由于物价实际上涨高于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大众生活越来越困苦。 1948年5月，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为挽回经济颓势，蒋改组内阁，任命清誉较高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留欧博士出身的翁文灏很快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主要成员如外交部长王世杰、教育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长谷正纲、粮食部长关吉玉、交通部长俞大维、司法部长谢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长谢羸洲等都是欧美名校博士。 国府翁文灏的博士精英们组成的内阁按照蒋介石改善经济的急迫要求，很快推出一套经济改革措施，从财政货币政策、产业市场化和治理腐败三个方向同时出击，试图挽大厦于既倒。其中以货币改革作为冲锋的战略突破口，进行强制性币制改革，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动用各地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民众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以保证金圆券币值，进一步强化经济管制。 1948年8月19日，国府突然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的办法》等一些列重大财经政策，宣布实施一些列强制措施，主要包括： 1、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价收兑法币； 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一律没收； 4、冻结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 同时，国府在上海、广州、天津设置了三大经济管制区，分别委派蒋经国到上海、宋子文到广州、张厉生到天津任经济督导员，赋予行政和警察指挥大权，动用重典以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执行。其中蒋经国作为蒋介石大儿子，到了上海后即高调宣布“只打老虎、不打苍蝇”。为此，蒋经国亲自指挥上海警备部稽查处等6个单位的军警， 加上青年服务队之类的组织，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警察队伍，日夜出没于全市市场、库房、水陆交通码头等场所进行搜查。为“杀鸡儆猴”，他还先后下令以私套外汇、隐藏黄金、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罪名，将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上海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64人分别予以判刑、处死或逮捕。 国府的经济强制措施取得一些成效，到1948年10月，国政中央银行共收兑了价值2亿美元的黄金，仅上海一地就达到1．7亿美元之巨。而1948年9月物价总算得以暂时稳定。
但事实证明，翁文灏内阁在1948年8月推出的紧急经济管制措施过于激进，新发行的金圆券在没有相应黄金、外汇或实务储备担保的情况下毫无保障可言，民众对金圆券信心全无。而强制民众以300万:1比值兑换法币和收兑民间黄金、外币的做法，等同于又一次强制收刮民财，激发了新一轮巨大民间怨恨，继而严重动摇前线作战国军将士的信心。 而这些强制措施中，最为失败的是将国统区各地物价和工资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水平。这一严重违背经济自然规律的强制措施曾短暂地平抑了飞涨物价1多月时间，但对金圆券毫无信心的商家们很快就以停产、罢市来间接表示抗议，商铺里物品日渐稀缺。很快，国统区民众就发现，尽管粮油布匹等基本生活品尽管标价与8月19日不变，但能购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家对物价能否维持随之越来越担忧。 终于，在1948年10月2日，上海首先发生抢购风潮，市民见物即买，尽量将金圆券花出去，上海各商店货架几乎全部一空。抢购风潮从上海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天津“百分之九十九的货架都空空如也”、北平“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十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抢米狂潮，国统区一片混乱，各地根本无法管制。
1948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宣布从11月1 日起解冻物价，取消“限价”政策。从此，物价就象洪水决堤一般地突飞猛涨起来。 随着国共大战东北、华东、中原形势恶化，国府要继续投入巨资用于军备，只能继续加印金圆券。1948年11月12日，国府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金圆券贬值10倍，并撤消20 亿元的发行限额，改为“另以命令处之”。从此以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势如脱缰之野马，急速扩大，年底即增至83.2亿元，1949年1月更增至208亿元，4 月又一跃而至51612亿元，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已达80万亿元，其膨胀速度在不到10个月的期间内，竟然超过法币在14年内膨胀速度的100
到1948年底，随着东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中共攻占，国府失去了最重要的煤矿、铁矿产区，顿时陷入极大困境，例如当时上海煤炭供应几乎全部中断，民众日产生活都无法为继。为了保证上海煤炭供应，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只好委托与中共有交往的上海大亨杜月笙，借杜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毛、周考虑后复电同意，杜月笙把30万吨面粉拉到秦皇岛港，换走10万吨开滦煤，才勉强缓解上海的煤炭需求。此时中共不但在军事上压倒了国方，在经济上也控制了国统区的命脉。 随着国统区物资越发匮乏和金圆券的滥发，1948年12月国统区物价即比8月上涨325倍，1949年2月又涨至834倍，到4月15 日竟然狂涨至62714倍！此时，国统区正常的货币体系已经崩溃，民众拒绝使用国府发行的金圆券，就连地方政府、部队夜纷纷要求以银元、黄金来发放经费，各地恢复使用曾经流行的银元，广东地区使用港币，西藏、青海地区甚至还使用墨西哥银元。 国府的财政经济危急、进而崩溃加剧了自身军事危机。尤其是军费问题上的困难，随着军费困难的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差，给养完全失去保障，不仅一般士兵普遍“吃不饱、穿不暖，面黄饥瘦，精神萎靡”，很多中下级军官也常常“不能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之中“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亦有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