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嬌小姐到醫生娘，她一輩子沒「怕」過。直到丈夫倒下，帳單如潮水般湧來，對貧窮的恐懼，演變成嚴重焦慮。家園版將連載五天，與讀者分享一位旅美30餘年的憂鬱症患者，尋回生命意義的旅程。
十一月上旬，珊迪風災過後，走在紐約街頭，天空是清朗的，空氣裡蕩著寒冷與蕭瑟。但是，我的心中卻感到前所未有的富裕和溫暖。
從小，我生長在成功的外科醫生家庭裡，二十六歲嫁給年輕有為的外科醫生。父親和外子都是台大醫學院畢業，家庭經濟優渥是肯定的。可是，到了這坐五望六之年，我才體會到此生最踏實的幸福和最具體的富裕。
今年六月，對「貧窮」的驚恐，導致我嚴重的焦慮，演變成自殺傾向，被送進醫院。在精神科住院治療兩個月，我才起死回生，重新回到這個不完美，卻多姿精采的世界。
事情是這樣的：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和外子搭機赴台參加姪兒的婚禮。途經日本大阪轉機時，外子突然覺得右手右腿無力，不聽使喚。到達桃園機場，我們直奔新光醫院，醫生說是小中風。誰知不到八小時，大中風襲擊外子大腦管呼吸的生命中樞，醫生發出病危通知，吩咐美國的子女快趕回來，見外子最後一面。
命運的「變天」就在一剎那間。外子在急救加護病房昏迷數日，徘徊在生死關頭。奇蹟似地，他醒來了，看到一對寶貝兒女出現在病床邊，他立刻明白事態嚴重。他失去右邊身體的所有知覺力氣，嘴歪，不能言語。
在紐約時，外子是出了名的「工作狂」，號稱一年工作三百六十五天，全年無休。他是一天二十四小時待命的醫生。
旅美三十二年，外子面對激烈的競爭，完成了六年的外科專科訓練。往後勤奮耕耘，建立三個診所，組成醫生團隊，服務病人。
正在接受耳鼻喉科外科專業訓練的女兒一到台北，立刻對我說：「媽媽，妳要快點賣掉爸爸的診所！」
毫無心理準備，我回答說：「我能繼續經營，我還有八年才到退休年齡。何況爸爸將來的醫療開支會很大。」這些診所是外子和我攜手經營的果實，記錄了我們四分之一世紀的生命，就像我們心愛的孩子。
十二月中旬，外子病情稍穩定，安排好他的復健療程，我返美處理各項繁瑣事務。立刻要面對的，就是沉重的稅金和銀行貸款。外子向來以他的「超級數學頭腦」為傲，多年來靠著他的翻滾調度，建立起可觀的事業和有規模的物業。
我一直是個極具安全感的人，成長路上尋夢、追夢，我不曾懼怕。因為我知道，天塌下來，有愛我的父母親頂著；旅美坎坷三十年，我也不曾懼怕。因為我知道，聰明的外子是我強大的支柱。
外子中風，像是家裡的大樹倒了。周遭的人們提醒我：「妳要堅強。現在，妳是家中的頂梁柱！挺住，不可以倒下啊！」
但我好害怕！真的好害怕！過去半世紀「天之驕女」般的自信和能幹，完全是植基於潛意識中有依靠。現在，年近六十，平生第一次孤軍作戰，我的心中充滿恐懼。
年終收到帳單，房地產稅一年美金二十五萬元，水電費每月超過美金一萬元，診所每月發放薪水五萬元…，數不盡的帳單再加上百萬元的銀行借貸！天啊！我如何面對這龐大的開銷和債務？
想想我就全身發顫。我失眠了！幾個月不睡覺！沒有胃口，一天不吃不喝也毫無所覺。我被老公昔日的「豐功偉業」壓扁了。
那個冰寒的冬季，惡運接踵而來。一位自稱作家的老先生，霸占了我的公寓，不但七個月不交房租，還把其他房間出租牟利。
幾經交涉，毫無辦法，我只好找律師到民事法庭去告他，誰知他竟對警察撒謊說「房東換鎖」。結果奔來一位烏龍警員，二話不說為我上手銬，在獄中拘留一夜。地方檢查官還對我提出刑事告訴呢！
整個冬天奔走法庭，我疲憊、焦慮、委屈。最後因為惡人們多次未出庭，刑事案被撤銷了。才喘了口氣，外子的醫療告訴案又接連登場，我被整得形容枯槁，焦頭爛額。
身在台灣的外子也多次出現危機，我和孩子們只能隔岸為他打氣：「保重！保重！」我也對老天呼喊：「救救他吧！救救我的老公吧！」
一波波的洶濤駭浪，一層層的無常挫折，讓我不想活了！我看不到生命的意義，我失去生活的樂趣。我對自己說，既然受盡苦難後的結局還是死亡，我不如先走一步！
我躺在床上，不想起床，不出門，不接電話了。診所不去，支票不寫，帳單不付了。我只維持跟至交好友薇薇的通話，事後她告訴我，她為我擔心到瘦了一圈，她覺得「好友美惠死了」。
她耐心開導，卻好像是對著一座石牆說話。不管她說什麼，我只重複幾句話：「我完蛋了！我怎麼辦？我破產了！我只剩下兩千元，用完，我就死…」
總是在開刀房的醫生女兒非常擔心，兒子是個敏感脆弱的音樂人，父母親相繼倒下，他也焦慮不安，躲藏起來。
女兒費心安排我的妹妹和好友們輪流來陪伴我，一人值班一周。但我卻很抗拒：「妳們不要來！妳來了，我也不能去接妳。我只有兩千元，無法支付妳開銷啊！」
她們分別由舊金山、德州和多倫多飛來紐約，往返交通，一切自理。她們領我去巿場，為我燒飯、洗衣、打理屋子。她們還得逼我起床、洗澡洗頭。當時，那是我最不愛做的兩件事。
我的情緒是兩極波動的。先是拒絕訪客，拒絕起床。而一旦起身，我就像一隻忠誠的狗，時刻黏著我的姊妹，跟前跟後。我很珍惜她們的陪伴，因為，隻身一個人的日子，真是太孤單、太無助！（一）
她們都走了。五月天，我總覺得屋子好冷！地在搖動，窗有冷風吹來，牆壁要垮，屋頂要塌了！我急忙告訴朋友們，我的房子出了好多問題。幾個好心人奔來檢查，都說一切正常。
我開始相信，「死亡」對我而言已是一條必走之路。我沒有猶豫，沒有退縮。我告訴兒女：「我不想活了！」我告訴朋友們：「我每天練習上吊，要練熟，得一次到位！」
長輩、好友們屢屢來電：「絕對不可以自殺！妳的孩子們失去母親，多可憐？妳若輕生，將帶給他們一輩子的痛苦和遺憾！」
我全部聽得懂。但是，我對一切都出奇地冷淡，幽幽地說：「沒辦法，這是命啊！孩子們和我命當如此啊！」我又告訴憂心如焚的女兒說：「放心，在我戶頭裡的錢還沒有轉入妳名下之前，我不會死的！」
六月十六日，星期六早晨，我突然打了個電話給正在醫院值班的女兒：「下星期什麼時候有空？我們盡快去銀行轉錢給妳！」女兒再三叮囑我：「別擔心，我一下班就回來陪妳！」
當天中午，有人來按門鈴。我打開門，原來是女兒的韓裔男友馬克。他告訴我：「蕾很擔心妳，要我過來看看，我們想要帶妳去曼哈坦過周末。」
我說：「不。我不出門的！」他說：「好。我陪陪妳！」過了一會兒，他建議：「我們一起去垃圾場丟垃圾。」我欣然同意，車庫裡的確有不少沉重的物品要丟，我一個人拿不動。
馬克開車，我們丟完垃圾，他說：「我們不回家了！我們要去曼哈坦！從這裡怎麼上高速公路？」
我吃了一驚，回答說：「不告訴你！我不去城裡！」他堅定地說：「那我跟著導航走！」
我氣得罵他：「我已經說過不去城裡，你強迫我是不尊敬長者呀！這樣是綁架，你知道嗎？」
任我怎樣叫罵，甚至威脅要跳車，他都置之不理。看著飛快的車流，我還真是「沒膽」跳出去。
折騰一陣子，我忽然發現馬克把車往東城開，但我家公寓在西邊啊！我叫喊著問：「去那裡啊？」馬克開車之後，第一次開口：「去看蕾，跟她說說話。」
蕾站在康乃爾醫院門口等著，我們一到，她就對我說：「媽媽，我們去急診吧！」我抗議：「不去！妳瘋啦？我又沒病！」
女兒冷靜地說：「妳是自己走去呢，還是要我喊他們來抓妳去？」我安靜下來，看看自己一身邋遢的家居服，腳踩著拖鞋，一頭灰白的亂髮，心想：要是奔來幾個壯漢，抬起我這灰頭土臉的亞裔老太太，咆哮著奔去醫院急診室，那該有多難看？
我低下頭，心灰意冷地跟著女兒走到急診室，一語不發。女兒代言，流利的英語，夾著許多我不明白的醫學術語，沒說幾句，醫生就下令：立刻安排住院！
精神科？有沒有搞錯？我又沒病！醫生說：「不想活，就是病。」我叫喊道：「我不住院！不！不！」任何人都知道精神病院是「進去容易出來難」。我要是住進去，不就等於被軟禁了嗎？
醫生說：「一定得住院！否則我到法院向法官聲請強制執行令。」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法庭命令」（court order）這個詞，後來我又多次和它擦肩而過，方知它威力無限。理論上，精神科病人沒有行為能力。法官通常會採納醫生的建議，強制病人執行。（二）
坐在輪椅上，我被推到「南十一樓」（Eleven South）。在醫院裡，只要聽到你住在Eleven South，「明白人」都立刻對你敬而遠之，因為那是「精神病院」的代稱。
經過狹長的通道，一層一層上鎖的鐵門，我進了一個大會客廳，裡頭坐著老老少少的男女病人。這層樓有三十二張病床，經常是滿的。醫生說排隊等著要住進來的病人很多，叫我好好珍惜床位，配合治療。
病房是兩人一間，每十五分鐘有一個護士來查房，登記病人的動態。
偶爾會有病人情緒失控，摔桌子、砸東西、張牙舞爪、吼罵叫囂。這時廣播就會通知大家：「有情況！各位請回房間！」眾人就默契十足地疏散，留下寂靜的會客廳。
事後你再看到那位「肇事者」，他就像一隻溫柔的小綿羊。我的室友老氣橫秋地告訴我說：「傻瓜！打針，吃藥唄！」
這位室友教我第一堂「自保」的課，就是「把藥吐出來」：「這些娃兒醫生，笨得要死。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會給我們開藥吃。我才不吃呢！吃壞了誰負責啊？」她給我看她的上衣口袋，裡面有各種大小藥丸子。
我決定如法炮製，一輩子生活在醫生的家庭裡，耳濡目染下，我深知所有的藥，都有副作用。
領藥有定時，病人要在藥局小窗口排隊，等護士送水給藥。你得在護士面前吞藥，然後伸出舌頭，證實藥丸下肚了。
我總是把藥丸藏在舌根下，張口讓護士檢查；一轉身，就靈巧地把小藥丸全部丟進左胸前的制服口袋裡。哇！安全過關，就這麼度過十天。那些日子，我除了三餐、如廁之外，全部時間都躺在床上，了無生趣。
我的室友七十多歲，被醫生斷定得了精神分裂症，進出醫院像進出廚房一樣地頻繁。這位老太太多次苦口婆心勸我起床，還憂愁地跑去護理站報告：「我的室友病得不輕，你們得想辦法啦！」
於是醫生們決定加倍藥量，這讓我感到害怕。在紐約行醫的乾兒子彥儒，當時常帶著清涼香甜的椰子水來看我，和我邊喝邊談。
「儒，我從來沒吃藥，現在要加量了，要是不小心被他們逼著吞下去，怎麼辦？」我說。
身為內科醫生的乾兒嚇了一跳，說：「乾媽，精神科醫生一般先開小劑量，試試看病人是否接受得了，如果沒有不良反應才加量。安全起見，妳要對醫生坦白！」
第二天一早，我快快向查房的醫生「自首」。這件事震驚了整層樓的醫護人員：這個唯一的亞裔病人，太不聽話了！「難怪妳一點進步都沒有！竟然還天天問什麼時候能回家？」我的主治醫生很生氣地說。
說起「回家」，那可是「南十一樓」每個病人的夢。每次看到有人出院，我們就會更加焦慮不安，想著自己該不會是最後一名獲准離開這牢房的人吧？
醫生告訴我，「只要妳能證明你不會傷害自己或別人，就可以回家！」天啊！怎麼證明呢？我有偷偷吐藥的「前科」，還有人會相信我嗎？
之後，嶄新的治療方法被提出來了，那就是電擊腦子的療程。據說那是現今治療憂鬱症最快速有效的療法。整個療程分為九次到十五次，全身麻醉，每隔一天，必須在開刀房進行，由經驗豐富的醫生操作。電擊是為了刺激腦子產生痙攣，加速腦子分泌它所缺乏的化學物質。
電療的優點在於效果快，但它也有可能讓你失去記憶，或者得痙攣症，不時全身抽蓄，口吐白沫。（三）
女兒首先表態贊成電療。住院以來，我都懶得理她，氣她把親娘軟禁到精神病院，連我的室友都挺我，兩人對她敵愾同仇。
她和馬克三天兩頭來探望、遊說我：「媽媽，妳幾個星期來毫無進步，不如試試看。情況不對，我們立刻喊停。」
我堅決不肯，積極的女兒急了，跑去向我的摯友薇求救。
我忠誠的朋友上網，對這個縮寫為「ECT」的療法，作了周詳的瞭解：副作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不保證成功。這讓薇陷入兩難。
深思熟慮之後，她支持蕾的想法，天天打電話給我談電療的事。後來她告訴我，她相信若是我們角色對調，我也會為她做同樣的決擇。
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日，第一次電療。我躺在開刀房裡，全身插滿管子，整頭貼滿電線（測腦波）。床邊圍了一圈醫護人員，床尾一位年過六十歲的老太太，握著我的腳踝。蓋上氧氣罩，深吸呼，靜胍注射的針頭，傳來冰涼的一陣感覺。接著，我的魂就飛走了！
一小時之後醒來，電療已經完成，但我頭痛欲裂！整個頭皮像有千萬支針頭在扎。吞咽食物時，兩腮也疼痛難忍。吃了大量的止痛藥仍然無效，我徹夜難眠，生不如死。
我立刻叫停。再來八次，鐵定一命嗚呼！任誰來叫我，我都不起床了，不抽血、不更衣、不埋針。無論開刀房打了多少通電話來催，老娘說不去就不去！
某天中午，主治醫生氣沖沖地跑來警告我：「我去法官那裡拿法庭命令！橫堅都得讓妳持續治療，這是唯一能救妳的療法。」
「法庭命令」的威力，我曾多次親眼目睹。醫生們總是拿著它，追著病人跑，喊道：「吃藥！我有法庭命令在手！」從來沒有一個人能贏過那張紙。
「那痛死怎麼辦？」我低聲求援。娃兒醫生變得仁慈了，他說，「我們在妳醒來之前，由靜脈注射高劑量的止痛藥，應該有效。如果妳還有任何不適的話，我們一定立刻處理。」
第二次療程後醒來，腦子不痛，皆大歡喜。醫生鼓勵我說：「電療產生效果時，妳周圍的人都會察覺到！妳將睡得著，不用安眠藥，妳將有胃口，拾回活力。」
第四次治療結束，奇蹟似地，我周圍的病人朋友、醫護人員們，一個個對我讚歎不已：「有效啦！恭喜！」
我問他們怎麼知道治療有效果？「妳會笑啦！入院以來，妳都是面無表情，沒魂似的。現在，妳還會自己起床、淋浴、更衣了！」
我還主動參加「南十一樓」的各種課程，如韻律課、瑜伽課、音樂治療課、畫畫美勞課、美髮美甲課、情緒管理課、一對一治療課、集體治療課…。一齣精采的「還魂記」，在我的生命舞台上登場了。我不僅勤快地參加各種活動，更常常在課程中分享東方人的智慧和思想。
還魂之後的我心念一轉，精神科病房不再是「軟禁」我的地方。它是我的休假之地，它是我更深刻體會人生的地方。
在精神病院中，「情」有時似乎比在「正常」世界裡，更純粹、更透明！比如說，不管人有多瘋，母愛仍舊堅定不移。
冰是一位猶太女醫生，育有一對雙胞胎兒女。病發之後，她的孩子被親戚帶走，失聯了。冰總是說：「我出院後，一定要找到他們。只要我活著一天，就有希望。」
有一次，我隔壁房住進一個極度暴力、瘋狂的女人。她會拿椅子砸牆壁，拉扯掉整排窗簾。她不停地叫囂、歌唱，然而她唱的竟是教會的詩歌。她的母親天天來探望女兒，眼睛透著慈祥和無盡的愛，令我動容。
六十歲的律師馬克，因嚴重焦慮症住院，電療了十二次無效。
我曾看過他流著淚躺在九十歲老母親懷裡，白髮蒼蒼的慈母撫著愛兒的臉頰，反覆道：「寶貝，沒事，沒事，煩惱都會過去的…」（四）
精神科規定，每隔三周，病人和家人們要在「南十一樓」和主治醫生及社工開會。七月下旬的最後一次家庭會議，他們一致同意，我可以回家了。
但出院是有條件的，第一，我必須搬到醫院對面，跟女兒同住宿舍，不能單獨住在郊區的房子裡。第二，我得每天到精神科上課五個小時；病人要通過醫護人員的考核，才算是「痊癒」。
課程中有隨堂作業，我們必須積極參與，主動分享。我的同學中，有半數的人自殺過。那時我才明白，不治療的話，「自尋死路」是憂鬱症病人的最後結局。
透過深入的分享，我發現同學們多數的症狀，都曾經發生在我身上，不睡覺、不吃飯、不洗澡、不換衣服、不肯起床、不付帳單、不會寫支票、不講道理…。憂鬱症的病人，多半沒有邏輯思維的能力，認定一個想法的時候，他只會鑽入牛角尖裡，出不來。
過去，我對貧窮的極度恐懼，和不斷地「叫窮」，都是憂鬱症的症狀。當時，會計師、律師、親戚、朋友的所有解說，對我都產生不了作用。我只一味地相信：我破產了！完蛋了！
人們對於憂鬱症的不瞭解，往往帶給生病的親友極大的痛苦。在「集體治療」課裡，我們赫然發現，幾乎每個同學最深刻的心靈疼痛，都源自於最疼愛我們的親友。
我生病的時候，常有親友來勸我：「想開一點，別再自尋煩惱！」「讀聖經，禱告，妳離上帝遠了！」「妳不盡責，帳單怎麼堆積如山？」「妳家怎麼理財的？搞得亂七八糟！」
熟人才會直言，但批判式的言語，往往像利劍一樣，刺痛著「腦子生病」的人的心，加深病人的「自責」和「罪惡感」，極端殘忍。
那該怎麼幫助病人呢呢？醫生說，只要給予同情和愛，做一個微笑的「聽眾」就好了。
我漸入佳境，兩個星期後正式出院了。主治醫生叮囑我，找一位「自己的」精神科醫生，每月回診一次，好好照顧「腦子」的健康。
幸運的，我找到了歐醫師。初次見面，我就被她睿智溫暖的氣質吸引，充滿安全感。過去三個月，她帶給我許多寶貴的啟發和成長。「微笑的傾聽」正是其中深刻的一課。
每次我問她「怎麼辦」？她都笑著回答：「我的專業訓練是『不給意見』。」「我只傾聽，其實答案就在妳心中。」
十一月一日，我結束和外子在台北兩個月的相聚。回到紐約後，我日以繼夜地了睡快十天。回診時，我把這個情況告訴歐醫生。
「睡就睡吧！有什麼不好？」她說。「三個月來，我察覺到妳是一個聰明又努力的人，妳總是想要在自己的生命裡，榨出一點汁來（Squeeze juice out of your life）！」
「妳用心地想從自己或別人那兒榨出汁！但有這個必要嗎？」歐醫生問：「妳要什麼？妳的生命意義是什麼？」
生命的意義，是我年少時就開始探索的題目，現在我能肯定，答案絕對與「錢」無關。
自從三十四年前我來到美國，就沒有停止過跟錢打交道，現在，我交棒給下一代了。我住院期間，女兒趕鴨子上架，代父母處理物業。毫無理財經驗的她，竟然交出一張亮麗的成績單。她賣掉高房稅的樓盤，還掉所有貸款。
無債一身輕，無欲則剛，無求則富。現在的我，每天早晨醒來，總是感覺到滿滿的「幸福」，我擁有充裕的時間，我可以恣意揮灑，探索美麗的人生！
就像三舅說的，「美惠，妳終於醒來了！真好！」是的，我醒來了！我感謝老天，感謝眾人的關愛，我的腦子清醒，靈魂明亮，我看到好多的「美」，我的心唱著「加法進行曲」。啊！原來我如此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