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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进化:延长发展帮助人类成功

2013-02-02  lindan9997
2013-02-01 275
 
 
我们可以一直站着吗?也许吧。我得靠我们身体里的孩子,那个喜欢漫步和戏耍,喜欢闯死胡同,喜欢思考为什么,喜欢幻想种种不可能的那个自己。

原文:Chip Walter

我们中不少人误以为我们和我们的直系祖先是唯一在地球上行走过的人类。实际上,我们这个物种的出现远没有那么简单。人类进化的历史是一团乱麻,我们研究得越多,它就越乱。

古人类学家已经发现了27个人种(专家们在争论应该如何分组)。我们与黑猩猩的共同始祖在七百万年前产生分支(误差数百万年),此后这些原始人类各自演化。

许多这些人种都有交集、竞争和交配。紧密的小部落人口起起落落,一开始是在非洲辽阔的大草原,然后穿过欧洲、亚洲,一直到印度尼西亚。十万年前,地球上有好几个人种,甚至更多:在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西伯利亚神秘的丹尼索瓦人,最近在南中国发现的马鹿洞人,弗罗勒斯人(印度尼西亚的哈比人),还有未知的直立人的后代,他们留下了曾经存在的痕迹(具体来说,就是某种他们身上的虱子的DNA)。当然,还有我们这一种,晚期智人(最最聪明的那些),他们还住在非洲,他们的母地。每个人种最多只有几万人能胼手胝足地生存下来。经历了这些磨难挣扎之后,我们成了唯一的幸存者,继续发展,并且迅速了重整了世界。

如果这星球上曾经有那么多人种,为什么只有我们留了下来?难不能有其他一两种也存活下来,并与我们共存在一个差不多大的世界吗?狮子和老虎共存,美洲虎和猎豹共存。大猩猩、猩猩、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也共存(虽然只是勉勉强强地)。两种大象和若干种海豚、鲨鱼、熊、鸟、蜜蜂——数不清的甲壳虫——都活在这个星球上。但是只有一种人类?为什么?

一个物种有不止一次机会清除另一个物种,通过谋杀或者在争夺有限资源中胜出。但是答案不是一场灭种战争那么简单和戏剧性,不是像《人猿星球》的上古版本那样一个物种干掉另外一个。我们在此反思我们为何仍然在此的原因是,在所有人种中,我们是唯一一个有长童年的。

在过去的150万年中,进化的力量在我们人生的婴儿期和预青春期之间插入了另外六年——童年。这改变了一切。

为什么童年帮助我们逃过灭绝无情的大刀?逻辑地看,它不应该有这个作用。它看起来只是延长了出生到交配的时间,延缓了该物种闹哄哄的传宗接代。但长的童年有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副作用。一岁到七岁之间的六年是我们为成人打基础的时期。没有童年的话,你我就永远不可能打破基因的指令,不能发展才能、癖好和弱点,这些东西让我们成为超级迷人、灵活和独特的个体。

童年是某种进化现象的结果,这种现象常被称为“幼态持续”(neoteny)。这个术语由两个希腊词组成,neos即“新”(幼小、年轻的意思),teinein即“延长”,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保留幼年特点。在人类身上,这意味着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延长青春的方法。

一百多万年前,我们的直系祖先遇到了进化的难关。一方面,他们的大脑比他们在雨林中的表亲更大,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非洲大草原上生活,他们习惯了直立行走。这两个特征似乎大大提升了他们存活的可能性。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直立行走需要较窄的臀部,因此产道也更窄了。这让大脑袋胎儿在出生前发育完全变得越来越困难。

如果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跟——比方说,一只大猩猩幼崽——那么大,我们的母亲就必须怀孕20个月!可是如果她们孕期那么长,我们的大脑袋就不能通过产道。我们就真的让她们扛不住了。解决办法:我们的祖先,在大脑变大的同时,开始以胎儿的形态越来越早地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没其他新生的灵长类发育得那么完全,也比他们更无助。

“幼态持续”的概念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要早。最早可以追溯到1836年,拿破仑的同胞、法国自然学家艾蒂安?杰弗罗伊?提雷尔(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首先指出,从亚洲运到巴黎动物园的猩猩幼崽有类似“人类孩子气而亲切的特质”。

二十世纪,数名科学家和进化论学者观察到,猿的婴儿与成年人类惊人地相似,尤其是脸和头的形状。这很自然引起一系列的问题:这只是巧合吗?我们为什么会和猿的婴儿相似?这跟我们的进化有关系吗?

阿姆斯特丹解剖学教授路易斯?伯尔克(Louis Bolk)对这些问题着了迷。在1915年到1925年之间,他就这个主题写了六篇详尽的科学论文和一本小册子。他认为极大量的人类身体特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是永久保留下来的(在猿中观察到的)胎儿期特点。”

伯尔克点出了25种胎儿期或幼年特点,这些特点在猿成年后彻底消失,但在人类身上却保留了下来。比如,更扁平的脸,高额头和缺少体毛。我们耳朵的形状,消失的大眉骨,在我们脖子上面向前方的颅骨,直的而不是像大拇指一样的大脚趾,还有相比我们身体其余部分尺寸很大的头部。你能在胎儿期、婴儿期和幼儿期的猿身上找到所有这些特质,当然,还能在现代成年人类的身上找到。

在我们祖先居住的肮脏粗野的史前世界,提前出生可能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只要看看一个两岁小孩,你就能明白生为无助婴儿的好处。人类的儿童是地球上最活泼的学习者,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在出生之后还在迅速地发展。幼态持续,及其衍生的童年,不仅延长了我们成长的时间,还保证我们不是在安全的子宫中、而是在外面复杂而难以预测的世界里发展。

其他动物身上相同神经元网络在他们出生前或出生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大致确定,但在我们身上,那是开放和灵活的。其他灵长类,随着他们大脑的发展,也有学习的“敏感期”,不过这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而且他们的大脑网路在一岁之前就大致完成了,因此他们青年时期的经历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触动。

根据目前的化石证据,这对于其他26种平原猿人和人类来说可能没那么确切。能人、东非直立人、直立人,甚至海德堡人(可能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我们的共同祖先),与其他大猩猩和猩猩相比,都有较长的童年,但都没有我们的长。实际上,哈佛古人类学家谭雅史密夫(Tanya Smith)和她的同事们已经发现尼安德特人逆转了趋势。在三万年前,他们灭绝的时候,他们大约11、12岁就分娩,比他们的智人表亲要早3到5年。这是为了回应进化的压力而加速分娩,让物种可以重新兴旺吗?也许是。但他们要放弃童年带来的灵活性,也许这就是他们最终灭绝的原因。

我们不一样。在那关键的六年里,我们的大脑疯狂地连线再连线,捕捉经验,编码,并运用到日常生活所需中。我们延长的童年让我们的大脑能更好地面对我们的经历和环境。这是我们称之为个性的那种东西的基础,个性让你是你,我是我。没有个性,你就会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不那么特别,不那么有创意,不那么……你。我们的童年还帮助解释为什么猩猩即使有我们99%的基因,但却完全达不到我们这种水平的多元、复杂或创造力。

我们较长的童年让我们在不断寻找沟通新方法中集体参与更广泛的对话;我们为了新发明吱吱喳喳手舞足蹈,把一波一波的新想法汇于一炉,好或不好,都来说说看,在我们称之为“人类文明”的大厦中漫步。没有这些变化,没有这些息息相关的想法和成就,这个世界,无论更好还是更坏,都不会是它现在的样子,不会到处都是这种有矛盾自觉的猿人,他们有足够的天才让火箭飞上火星、构筑股联网、打国际战争、发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交响乐。如果不是有较长的童年,我们根本不会在这里,成为最后站着的猿人。我们可以一直站着吗?也许吧。我得靠我们身体里的孩子,那个喜欢漫步和戏耍,喜欢闯死胡同,喜欢思考为什么,喜欢幻想种种不可能的那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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