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大气污染是跟整个环境相关的，这个比非典更可怕。非典可以考虑隔离，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但是大气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
雾霾之灾让人们认识到，平等有时候是如此的消极，大家都是受害者，谁也不可能例外。雾霾与非典相比，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地方。非典尽管来势凶猛，但毕竟只是时疫的一种，一旦政府和社会协调行动起来，非典作为疫情是可以战胜的。雾霾看上去并不凌厉张狂，但真正治理起来却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就这一点来看，雾霾确实比非典更可怕。
在上一个雾霾周期中，人们已经充分领教了什么叫厉害。只是未曾想到，下一个雾霾周期的来临如此迅速。以前也不是没有遭遇过浓雾天气或者城市灰霾，但那时的天地似乎要比现在稍微仁慈一点点，即便有雾有霾也不至于如此密集，以北京为例，一个月中居然只有几天无霾。地球是不是已经被设置为“戴面纱”状态？在恶劣天气面前，怨天实在不如尤人，非天地不仁，而是我们自己对天地不仁。自然界的承载能力也终究会有一个极限，我们所面对的正是一个已经超越了临界状态的地球。
当空气已经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物质，当空气污染的危害任何人都逃不掉，再来从头讨论其危害性如何、其发生率如何，这些功课都已经失去了意义。惟一的真命题是行动和治理，这应当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共治”。再不要相互推诿以证明责任不在自己，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也都是灾难的塑造者。要尊重和保护的是担当意识和行动能力，政府、企业、公民都必须在这场“共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类似《清洁空气法》的纸面规约我们并不是没有，无非是它有些落后于现实，或者说它未能兑现使命。
修法是必要的，但修法也只是众多的措施之一。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从自己所能担当的角度去担当，这种担当可以上升为法律，前提是有效和有必要。担当不能沦为空谈，更不能将别人的担当异化为自己无所作为的挡箭牌。民众有权利督促政府通过公车停驶、工厂减排等方式应对雾灾，同时民众也应以自己的行为改善来为清洁空气尽一份努力，比如少开车之类。“那是政府的事”，或许是基于环境诉求权利长期空置而发，但今天应该尝试着重建社会的自主性。“天气岂能怪政府”，这样的说辞若出自官员之口，同样不值得去认同，毕竟污染的成因与治污的效果都不能与政府脱钩。
治理是最高选项，但治理的过程依然需要冷静与科学。急迫常常伴生急躁，目标的正确性往往试图代替方法的科学性。眼下最热的讨论，大概是要不要禁止燃放鞭炮。燃放鞭炮当然会给空气带来负面拖累，但是因此就断然剥夺民众多年延续的文化和生活习俗，却并不是一个天然正确的选项。要评估鞭炮对雾霾的贡献率到底有多高，也要评估禁止燃放鞭炮对民众的春节快乐感受影响有多大。不是绝对不可以禁，但如同其他禁止类事项一样，它应该符合程序正义，成为民众的一种自主选择。以站上道德制高点的姿态，随意挥动行止的旗子，这样的策略太不靠谱，即便是以治理雾霾的名义。
十年前的非典，让中国蓦然惊觉发展中的教训与短板，从此之后才有了重新布局基层医疗体系乃至启动新医改。十年后雾霾来临，在朦胧中我们却清晰地看到增长方式的局限、经济结构的缺陷以及生活方式的畸形，在看到问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兑现环境权利和启动社会共治的契机与可能性。雾霾的治理比非典更难，因为它更加关乎长期性与全局性，但这样一个治理过程也将给予我们这个社会更多的成果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