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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灵签的流传与风水信仰的扩散——以潮、闽、台为中心的探讨 提要：本文主要利用潮、闽、台民间寺庙的签诗资料，分析了灵签贞卜与风水信仰的密切关系。灵签文本中的风水主题，既暗藏了民间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的真实信息，也反映了签诗(或解签)作者的文化认知心态。而抽(解)签者参与灵签文本的风水知识资源或风水吉凶判断的解释和批评的过程，显然刺激了风水信仰与神灵崇拜之内涵的互为触动，不仅使得风水信仰逐渐沉潜为民众的“社会记忆”及文化习俗成为可能，而且使得传统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化入民众的社会意识结构成为可能。在抽签这种“依附性宗教仪式”中，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功利缠绕成经纬线，共同编织了风水信仰的神圣帷幕。 陈进国，1970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主题词：寺庙灵签 风水信仰 社会记忆 依附性宗教仪式 一 灵签，又称运签、神签、圣签等，其主要特点是以诗歌为载体，以竹签或杯筊为工具来贞占吉凶。灵签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占卜术逐渐趋向世俗化、占卜方法趋向简易化的产物。[2]按《宋高僧传》卷十四《唐百济国金山寺真表传》载，开元时真表曾云其遇弥勒佛，得卜签求戒之制。当时百济佛教与中土连成一气，可见唐代寺庙已盛行求卜问签之俗，并传到了朝鲜。[3]到宋代，各种类型的宫观寺庙大多备有灵签，灵签的形式也已基本齐全。如今北京国家图书馆尚保存宋嘉定年间刊刻的《天竺灵签》善本，图文并茂，有诗文、图解、占卜吉凶判断等。 唐末到宋元时期，福建已有“缦胡之缨，化为青衿”之誉，彼时言衣冠之盛，必称八闽。随着闽中逐渐由“移民社会”变成“土著社会”，各地兴起了造神高潮，建造了众多的佛道寺观及家族祠庙，这为灵签的编造和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文献记载推断，宋代闽中已有较成形的灵签了。[4]明清到民国时期，伴随着佛道的世俗化趋向，福建的民间信仰更为贵盛，并随着外迁移民朝境外辐射。[5]此外，这时期随着各类民俗文化的有机整合，寺庙灵签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为满足基层民众的占卜需要，有关民间社会生产(如农业、商业、渔业、手工业和农副业)和生活(如运途谋事、婚姻生育、居住风水、占病求寿、功名富贵、行旅、争端诉讼、寻人寻物)方面的内容，几乎都被纳入其中。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灵签占卜活动无疑是晚于风水选择活动的，但风水知识或风水吉凶判断何时何地被纳入灵签文本之中，已很难(也没必要)作具体而准确的推断了。我们的“大胆的假设”也只能是推测到宋代。据现存的宋嘉定本《天竺灵签》，曾提到“移迁”、“家宅”等事项，如第64签诗文曰：“安居且虑危，情深主别离。风飘波浪急，鸳□各自飞。”解曰：“此卦知荣而辱，故不知其失也，卦象不宜迁居、起造、出入、登舟。”[6]说明风水选择很可能是当时临安民间的占卜内容之一。[7]明清两代既是灵签占卜最为盛行的时期，也是风水信仰最为泛滥的时期，故风水选择与灵签占卜这两种民俗的有机互动和深入结合，大抵也是这一时期。 为何各种灵签会纳入风水知识或风水吉凶判断的相关内涵，用以占卜竖造和丧葬活动的吉凶？风水习俗在各种灵签文本中究竟得到怎样的反映，亦即灵签中的风水主题(兆象)[8]是如何反映风水习俗的？冷静地反思民俗文化的这种互融现象及其文化意义，无疑是必要的。诚如人类学者安东尼.泰特罗所云：“文本必然会显示出它表面上试图掩盖的东西。”[9]本文拟对风水习俗与灵签占卜的相互关系进行文本分析，以期管窥近世中国宗教信仰民俗化的整体趋向及民俗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状况。 二 我们尝试以跟玄武崇拜有关的灵签文本的演变历程为例，以期揭示风水习俗与灵签贞占相结合的运作方式和存在情状，以及隐藏于其中的民间文化认同抉择。 玄武崇拜是潮潮、闽、台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10]现存最早与之相关的灵签是《四圣真君灵签》，共49首，每条签语包括序号、吉凶中平等断语、七言签诗三首、四言“圣意”一条、释文一则、五言诗一首。据林国平博士的研究，该签的出现应不早于南宋。[11]该签诗占卜的事项主要包括占财、置货、种田、出行、迁移、占病、交易、婚姻、诉讼、谋事、借钱、产孕、兴贩、家宅人口、求官职名分、走失等等，可谓涉及民间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众多方面，但毕竟未见明确涉及竖造及安葬吉凶之事项，也无直接涉及风水知识的语辞或风水吉凶的判断。然而，玄武崇拜的渊源毕竟甚早，原初便含有星辰崇拜的意象，一直都跟规避太岁凶神、解谢土神等时间禁忌有些关联，而各派风水术(理气派和形法派)也一直遗存着“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说法。此外，该签谱的签序乃由魁、鬼勺、鬼行、鬼雚、鬼华、鬼甫、魒等七个斗星名中的两个组合而成(有的两字重复，如魁魁)，也透露了玄武所具有的强势的避鬼驱邪之功能。再者，该签本的“圣意”和“释文”条，也略略言及“迁移”、“移居”或“入舍”的吉凶，如第三中平签 “释文”就提到“宅神不宁”，[12]第十七下下签“圣意”提到“四隅造作，伤犯土府”[13]等，故而不能排除当时民众遇到宅舍的风水选择难题时，会到放有四圣真君签的庙中卜课以“判断生死”。宋朱熹尝曰：“古人之葬，必择其地，而卜筮以决之。不吉则更择，而再卜焉。近世以来，卜筮之法虽废，而择地之说犹存。士庶稍有财力之家，欲葬其先者，无不广招术士，博访名山，参互比较。”[14]由于风水术的发达，宋时卜筮(占具乃龟甲、筮草、杯筊等)以求吉地的传统可能不是特别彰显，但并不意味着这种“习惯”不能演进，其实抽签就是传统卜筮法之演进。对于当时那些无“财力之家”而言，入庙卜筮以求风水吉凶毕竟是最经济的选择。当然，此签诗的事项安排，的确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入庙卜筮风水可能不是当时的时尚。 明初，成祖朱棣崇信玄武神，封之“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玄武信仰在全国各地扩散开来。永乐之后，《玄天上帝感应灵签》已逐渐取代了《四圣真君灵签》。[15]该签谱数亦49签，每签分圣意、谋望、家宅、婚姻、失物、官事、行人、占病八项，每项为七言四句诗，并注有上、中、下、吉等兆象。该签谱的“圣意”系七言，实即《四圣真君灵签》每签“圣意”前之三首诗中的第二首。《四圣真君灵签》签首常题有诸如“应天”、“动用取进”等二、四言字来直接表示“签旨”，而《玄天上帝感应灵签》则常取“圣意”诗的前四字，如“日出扶桑”、“如虎平林”等作为“主题兆象”。由于《玄天上帝感应灵签》给各占卜事项增添了若干组诗歌来作为“扩展兆象”，显然有助于人们更清楚了解所占卜事项的吉凶。可以说，发展到明代，灵签文本已越来越“俗化”，更适应了民间社会的实际需求。尽管《玄天上帝感应灵签》依然没有直接涉及风水吉凶的占卜内容，但是以当时社会崇尚风水的风气视之，我们有理由谨慎地推测，应有部分基层民众到玄天上帝庙抽签贞卜自家风水的吉凶。其实，明代的制签人或解签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风水选择”列为灵签文本中的占卜事象了。例如，约早于晚明形成的《扶天广圣如意灵签》120首的签辞，就有坟葬“吉利”、“平稳”、“不吉”、“半利”、“小吉”、“败”、“灾”等吉凶判断了。[16] 清代以来，玄天上帝灵签在兆象上又获得了一些扩充。民间所盛行的诗签称《北方真武上帝灵签》(简称《北帝灵签》)，其体现“签旨”的签诗基本以《玄天上帝感应灵签》为范本。但清以降《北帝灵签》已非主祀玄天上帝的寺庙所独有，也渐为主祀其它神灵(如关帝)的寺庙所吸纳。为便于携带和流通，各地的《北帝灵签》的签诗格式普遍较为简单，主要包括主旨签诗、主题兆象以及历史典故等。 然而，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普通百姓所受的文化教育毕竟是有限的，故往往也“意会”不了签诗所呈现的所谓“神意”。因此，寺庙的“解签人”自然扮演了“文化媒人” [17]的角色，既是神圣意志的转述者，也是地方知识的传播者。解签人大多粗通文墨，并配有相应的“签解”类书。为了让抽签人交纳“香火钱”或“解签费”，这类“签解”书一般也不肯示人。而解签人如何设置各类签解的事项，除了受到知识训练的影响外，亦跟市场的文化需求有较大关系。显然，当入庙占卜风水的需求增加时，解签人自然要对风水术有所了解，并纳之于“签解”中，以不变应万变。而如何使风水知识更加通俗化和口语化，以迎合乡土之民，显然也是解签人要加以考虑的。目前在福建民间流行的《北帝灵签精解》[18](51首)，就包含着丰富的通俗风水知识和风水贞占事项。 《北帝灵签精解》以《玄天上帝感应灵签》为范本，除在各签头标明“上上”、“大吉”、“中平”、“下下”等定性兆象及相应的主题兆象外，所列项目还包括“总曰”、“诗曰”、“家宅”、“岁君”、“失物”、“生意”、“行人”、“谋望”、“婚姻”、“官讼”、“六畜”、“占病”、“六甲”、“求财”、“功名”、“移徙”、“自身”、“祖山”、“菁草”、“子息”“命理”、“阳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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