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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上学、参军、就业、调动工作、入党入团、参加社会组织等许多方面，都需要先填写一份个人履历表，以供相关单位和领导的审批。履历表一般最终都会装入个人的档案袋中去。个人档案除了有自己历次填写的材料外，还有在不同时期或政治运动中，由人事部门和相关领导对你写的评价材料，偶然可能因某些人的不负责任而加进去一些黑材料，而这些内容完全是暗箱操作，不允许本人知道，甚至成为你一生中的难解之谜。所以“个人档案”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个人讯息“黑匣子”了。 根据需求的不同，履历表的设置格式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在阶级斗争时代的履历表，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填写完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等反映个人基本情况的栏目后，列在最前边必须填写的两项内容，一定是"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两个栏目，这两项内容是刻在每个人身上的特定标签，即中国特有的阶级烙印。它不仅终生不会改变，而且还要遗传，也就是说地主的儿子家庭出身是地主，地主的孫子家庭出身照样也是地主。 那个时代所以必须把"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这两项内容列在履历表的最前边，是因为此两项内容是履历表中的核心所在，是对于一个人政治考察的最重要指标。尤其对于一些特殊行业的审查，诸如入党、参军等特殊行业的审查中，往往看过这两项内容后便可拍板定案，你后边填写的其它内容再优秀也就都没有用了。可见"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对于那个时代的每个中国人来说，是何等地重要，它往往会决定着你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了我国阶级斗争路线的结束，回归到以经济建识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上来，"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也在履历表中不再出现，从而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阶级成分的形成大都是在土地改革运动时确定的，那个时候对人的成分划定依据，并不需要考察个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因懒惰而穷，还是因勤劳致富。只要当时你是贫穷就被划为贫下中农，只要当时你是富裕就被划为地主富农。 1984年8月的学校暑假期间，我们大学的同班同学回北京进行了一次毕业后的首次聚会。二十年不见了，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几乎一多半的同学在刚见面时都互相认不出来了。不过，变化最为突出的还要数来自福建省福鼎县的胡启章同学，他于1959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时，与我一同分在了7斋426室住，当时每室住6人，分上下床，他就在我的下床睡。尽管我们五年期间一直同室相处，但从来沒有进行过一次谈心。他给同学们的印象是少言寡语，性格内向。他无论是去食堂吃饭、上街逛游或找地方去上自习时，总是独来独往，从来不与同学们相隨。更让同学们不可思议的是他不要求入党。由于胡启章同学家庭出身贫农，在学校的表现也不错，理应是重点培养对象。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来自吉林扶余县的同学修文远，曾多次动员他写入党申请书，但都被他挽言谢绝了。在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要求进步和申请入党是大学生们的一种时代潮流，因此对于胡启章同学的这一反常表现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然而，在这次同学们的聚会期间，胡启章同学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谈笑风生，热情交流，比谁说的话都多，好像与久别重缝的老同学有说不完的话似的。他的这一举动让同学们都感到了无比的亲切和奇怪。当同学们询问他性格剧变的原因时，他笑着对大伙说他在那个时候是在演戏，毕竟生父是富农，生怕入党外调或与同学们的接触中露了馅。 由于他生身父亲是祖传中医，家庭比较富裕，是村里出了名的富裕人家，土改时被划成了富农。聪明的父亲为了我的前途，硬是与我脱离了父子关系，把自己心爱的独生子过寄给了贫下中农的穷亲戚。那个时候我十分恨他，但后来感知到了他的良苦用心后，我又非常敬尊他和亲他，现在我们已经共同住进了一栋豪华的二层小楼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了。回想起来，要不是父亲当年的当机立断，忍痛割爱，那会有我胡启章的今天呢！ 我们班的华侨同学朱女士，入学时从国外带回来四个装滿了各种衣裳的大皮箱，但在那越穷越光荣的红色社会风气下，她为了隨乡入俗，不得不也装起穷来。在我们上大学的时期，中国城市人口每年每人只发18尺布票，即使你有钱也很难在衣着打扮上有所作为。所以朱女士不敢轻易多换衣服穿，甚至还把几件穿旧了的衣服打上了补丁，以表示艰苦朴素，因而当五年大学生活结束时，她装满衣服的皮箱只打开了一个，另外三个皮箱根本就沒有动。（平遥老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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