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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豳风.七月》(以下简称《七月》)是《诗经》长诗之一，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反映了西周时期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诗篇分八章按不同季节分述农事，是一幅展示当时社会的风俗画。但是，《七月》诗篇主题、作者及写作时间、奇特的月份记述形式以及所涉及的西周历法等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一)《七月》主题、作者及写作时间 正如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鸟语虫鸣，革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绹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职，狩猎藏冰，祭献执宫，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绩、缝衣、狩猎、建房、酿酒、劳役、宴飨，无所不写，“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晋唐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臻此境界”(引同上)。南宋朱熹《诗集传》转引王安石语曰：“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虫鸟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清代陈仅《诗诵(卷2)》曰：“《七月》为诗，八十八句，一句一事，如化工之范物，如列星之丽天，读者但觉其醇古渊永，而不见繁重琐碎之迹。中间有诰诫，有问答，有民情，有闺思，波澜顿挫，如风行水面纯任自然。”诗主人翁是“我”，下有农夫，中有田正、妇子和乡人(所谓“朋酒斯飨”也)，上有“公”，显然“我”是所记农事之地之“食主”也。据考证，周之武士，由诸侯派田地耕食(田地不得世袭)，种植收入部分归己，部分交“公”。可见，“我”是武士，那么“公”就是诸侯。正因如此，才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从诗篇记述房屋结构看，有宇、有户(单扇门)、有室、有向(北面窗)，基本是西周典型的四合院结构，但“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主人是茅草盖顶之房，此符合武士身份也。另外，诗曰：“同我妇子”，“嗟我妇子”，说明“我”已结婚且有子也。 《毛诗序》认为《七月》诗的主题是“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并曰：“豳，国名，在《禹贡》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际，弃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弃稷不务，弃子不窟失其官守，而自窜于戊狄之间。不窟生鞠陶，鞠陶生公刘，能复修后稷之业，民以富实，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国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徒居岐山之阳，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根据《毛诗序》意见，《七月》是周公戒成王而作也。而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则认为，《七月》是“周公遭管蔡之变而作。”如真是周公所作，周公不是“武士”，且其上不为“公”，而为“王”。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lí)，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但，据此也不能断定诗篇作于西周初期。因此，诗篇作者另有其人。 作者究竟是谁呢？我们又从时间上进行分析。战国鲁国《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是说，王者之迹停息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孔子便创作了《春秋》。孔子《春秋》始于鲁隐公十一年(即公元前722年)，“王者之迹熄”之王者，显然是指西周幽王失国也。幽王失国，平王东迁于公元前770年，距《春秋》仅48年。从此记载，我们也可以判断，《诗经》应至迟写于西周晚期也。从《诗经》被今人判为西周初年的作品中，大都提到西周先祖后稷、公刘、古公亶父、以及文王、武王、成王等諡称。我们知道，谥号制度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即战国《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谥。但是，王国维等根据金文考释得出的结论，谥法应当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恭王、懿王阶段，这一说法现在得到广泛认同。据此，这些有谥称的诗篇，就很容易地被确认为是西周后人追祭先祖之诗也。那么，只有在西周中、晚期才能出现这些诗篇。 综上，《诗经》诗篇只能是写于西周晚期。既然如此，西周晚期，在一个诸侯国，一个武士写作《七月》，联系其它《诗经》诗篇，作者只能是尹吉甫。尹吉甫是武士，诗中“公”就是卫武公。宣王十五年，卫釐侯薨，卫武公即位。十六年(西历前812年)，尹吉甫已41岁。卫武公召尹吉甫入侍。夏，尹吉甫随武公巡田，于是写下了著名的《七月》诗。尹吉甫写此诗时，原妻仲姬早已离去，尹吉甫与后妻姜氏合好而生子，故有“同我婦子”，“嗟我婦子”之说也。 (二)《诗经》所用历法 《七月》诗篇最显目且最让人费解的就是其纪月方式。窃以为，解读《七月》的纪月方式是破解该诗篇的关键因素。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此“火出”与《七月》篇“七月流火”之“火”，一般的意义是指心宿二(先秦文献“火”几乎都指心宿二)。即大火星，国际天文学中的天蝎座α，非常明亮，易于辨认。心宿属东方苍龙七宿，而天蝎座相当于二十八宿的房、心、尾三宿。心宿是商朝的守护星宿，故又称“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中的商即指心宿。所谓流火、大火流的“流”，依传统说法，是指黄昏时大火星向西沉落的现象。根据这个说法，夏代以夏历一月为正月(相当于今农历之正月)，商代以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则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这即是所谓三代“建寅”、“建丑”、“建子”的三正说。 不过，在《七月》篇中，有“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蚕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和“十月”等十二个月份名称，其中没有今天我们常见的“正月”、“二月”、“三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事实上，把“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作为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把“蚕月”作为夏历的三月，其它月称不变，那么《七月》诗篇纪月就是按照建寅建正历法。何以为证？清代戴震《毛郑诗考证》云，周时虽改为周正(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岁首)，但民间农事仍沿用夏历。因为《七月》是农事诗，所以，《诗经》纪月仍然是夏历建寅建正，《六月》篇“四月”、“六月”称谓，《正月》篇“正月”称谓也符合统一的夏历历法。清末皮锡瑞《经学通论》也说：“此诗言月者皆夏正，言一、二、三、四之日皆周正，改其名不改其实。”从《诗经》反映历月诗篇看，根据各诗篇记月特征与西汉戴德《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记特征极为相近(详见本文附表《<诗经>纪月与夏历纪月对比表》)，说明《诗经》纪月，也是按照建寅夏历记月。关于《七月》诗中“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之称谓，虽然有很多说法，但事实上，古甲骨文、金文“月”字为弯月，而“日”字为扁圆“日”，也许诗篇“一之日”实际是“一之月”，后人很可能误“弯月”为“扁日”也。 既然，《诗经》纪月是使用夏历历法，那么战国魏国史官《竹书纪年》是不是使用夏历呢？《竹书纪年》载：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皞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帅师伐荆蛮。”根据《诗经原本》，宣王五年冬，尹吉甫还在今山西南部助南仲北伐玁狁，他不可能在该年秋八月，随“方叔帅师伐荆蛮。”根据《诗经原本》可以推证，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皞狁”，实际应是宣王“六年夏六月”。吉甫在今山西西南助南仲北伐玁狁是从宣王五年开始的，到周宣王六年(西历前822年)春，吉甫助南仲北伐玁狁未结束时，突然接到命令随宣王南征淮夷。尹吉甫于是自今山西永济出发，到宗周，随宣王，西过郿邑，南下褒斜道，沿汉江东向，过谢城，再顺淮水东下而到徐国。宣王镇服徐国时，已是夏初。四月，尹吉甫自南北归，再次支持南仲北伐，最终取得战事胜利。五月，尹吉甫参加了南仲凯旋回京所举行的贺祭以及宴乐等活动，六月，尹吉甫才得回卫。八月，尹吉甫才能在家再次接到南征命令(《祈父》)，随方叔征服荆蛮(《采芑》)。因此，《竹书纪年》所谓的“夏六月”、“秋八月”也是使用夏历也。由此可以推定，涉及西周的文献资料所用历法应都是夏历，包括《尚书》、《逸周书》等，此不详证。 (三)西周金文所用历法 《诗经》、《竹书纪年》、《尚书》等远古文献用历都是夏历，那么，西周金文纪月是不是也是使用夏历呢？举几个与《诗经》所记历史相关的例子就可知道答案。 第一个例子是《兮甲盘》。《兮甲盘》铭文载：“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 (就是后来的彭衙)，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王赐兮甲马四匹、驹车。王命甲征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兮甲盘》记载了尹吉甫随宣王北伐，于五年三月到达山西永济后，独立奉命南征军需之事。那么，宣王五年三月是指夏正三月还是指周正三月？这就要核查西周历表，宣王“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所指日期。 为了得到可靠的西周历表备查，我从网上下载了按照现代天文算法计算的高度精确的月相时刻(主要是反映月亮朔望时刻)和太阳在黄经线上周年视运动角度的天象时刻(主要是确定24节气角度时刻)数据，编制历表，一口气可以编制从西历前4700年到西历5000年间的精确历表，我称之为“天文历表”。这个天文历表与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以及林道心《中国古代万年历》核对，没有发现大差误，说明张培瑜、林道心历表和天文历表同样可靠。根据本书第三部分《诗经原本附录》所附《西周天文历表》，宣王“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如果查周正三月，那么“三月庚寅”乃是三月二十四日，即西曆前823年3月16日；如果查夏正三月，那么“三月庚寅”乃是三月二十五日，西历前823年5月15日。如果“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是后者，那么此时已立夏，不是初春时刻。那么，尹吉甫不可能，在夏季从南方回来去支援南仲北伐后，又在夏季参加镐京贺祭祀等活动，并于夏季返回卫国等一系列事件。因此，“宣王五年三月”只能是周正三月，才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合拍。可见，《兮甲盤》铭文用历是周历。 第二个例子是《六年琱生簋》。西周宣王时青铜器《六年琱生簋》(又称六年召伯虎簋)铭文载：“隹六年四月甲□，王在 。召白[伯]虎告曰：‘余告庆。’”(□字通释为甲子，但从铭文拓片看，不像“子”字，更像“寅”字)。“隹六年四月甲□”究竟是指哪一天呢？如果是周正四月，当月没有甲子日，只有甲寅日，此日是宣王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即西历前822年4月4日。如果是夏正四月，当月同样没有甲子日，只有甲寅日(由此可证，铭文“甲□”实是“甲寅”)，此日是宣王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即西历前822年6月3日。此时，已过立夏小满节气。六年琱生簋是琱生记召伯虎彻底清除南淮夷反抗势力，向宣王报告之事。与《兮甲盘》铭文记事相接，《六年琱生簋》“隹六年四月”只能是宣王六年周正四月，否则不能前后接合。可见，《六年琱生簋》铭文用历也是周历。 第三个例子是比较金文所载月份称谓与《诗经》所记月份称谓。通过比较(见下表)发现：在金文中有正月、二月、三月、四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三月概念。而《诗经》中却只有正月、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蚕月、四月、五月、……、十月，没有出现二月、三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概念（详见下表略）。 通过以上三个例子证明，《诗经》、《竹书纪年》等远古文献用历都是夏历，而西周金文纪月则是使用周历。明白此理，不但对理解《诗经》有重要帮助，而且能对研究西周历法以及西周历史提供有力支持。 (四)西周年表研究 我们以《诗经》所载历史事件为基础，辅之精确的天文历表，通过对西周文献用历和金文用历的研究，使我们知道，《诗经》等文献资料纪月使用的是夏历，西周金文纪月是周历。再以此为基础，我们的研究完全可以再进一步，即对西周金文日期记载进行定位分析，就应该能够辨释出每个青铜器铭文所载日期的准确年月日，并进而最终推定西周年表。虽然西周实际历法是观象授时历法，但是，以中国远古发达的天文历法技术以及长久的历法实践，西周实际历法不会和今天的精确天文历法有太大差异，西周实际历法或在一年中某个月存在最多1－2日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古人会在接下的观测和推算排历中，通过设置月大月小模式很快得到校正。所以，西周金文的日期记载完全可以在今天精确的天文历表中得到准确定位。 我们知道，由于西周金文对日期记载，不注意王年，而往往是“惟王××年×月既生霸甲子”、“惟王×月初吉庚辰”，等等，具体指哪个王，我们不知道。同时，西周金文对日期的描述规则是：“某王几年(在位第几年)＋月份＋月相＋纪日干支”。其中，月份和纪日干支是明确的。按照我们前面的研究结论，月份是周历月份，而纪日干支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不确定的除了“某王”外，还有含义不明的“月相”描述。对于“某王”，我们虽不知是西周那个王，但我们可通过青铜器实物的形制特征有一个大致范围，而月相问题就复杂多了。我们知道，西周金文月相描述有：“初吉”、“既(旁)生霸(魄)”、“既望”、“既(旁)死霸(魄)”等词语，这些月相描述语词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初吉：传统解说是指朔日。《诗经.小明》载“正月初吉”。毛传：“初吉，朔日也。”战国《国语.周语》载“自今至于初吉”。韦注：“初吉，二月朔日也。”西周周公旦《周礼.天官》载“正月之吉”。郑注：“吉谓朔日。”东汉许慎《说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魄：多释通“霸”，指月出月没之微光。望：多释为夏历每月十五日，也就是天文学上月亮最圆的一天。这就是最早的月相“定点说”。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在《生霸死霸考》一文中说：“余览古器物铭，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已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自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八九日以降，月虽未满，而未盛之明则生已久；二十三日以降，月虽未晦，然始生之名固已死矣。”这就是最早的月相“四分说”。从此可以看出，从古至今的很多学者坚信这些语词就是月相描述。但是，按照这种月相解释，西周金文日期记载多数无法定位于精确天文历表。月相“四分说”是如此，“定点说”更是如此。按照张培瑜先生月相“两段论”意见，初吉和既生霸指上半月，既望和既死霸指下半月，月相语词时间范围扩大许多，但是仍不能使西周金文所载日期完全定位于精确天文历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称“初吉”不是月相，表示初一至初十，“既生霸”表示新月到满月，“既望”表示满月后未明显出现月亏几日，“既死霸”表示月始亏到消失。故把这些名词称为“金文纪时名词”。尽管如此，同样不能使西周金文所载日期完全定位于精确天文历表。 回头再审视金文日期记载规则，我注意到，西周金文日期记载模式符合现代“年、月、日”顺序记载规则，并在“年、月、日”体系中插入月相描述。但是，如果知道了年、月、日，按照中国从古至今的农历排历规则(初一为月朔，十五日左右为月望)，就能知道此日的月相，可为什么金文还要重复记载月相呢？在惜墨如金的古文字体系中，这很悖常理。既然通过已经告知的年月日就能判断月相，那么，这里所谓的“月相”就不应是告诉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而应该是告诉我们所不知道的信息。现在，这个所谓“月相”又列在日期记载系统中，那么它肯定与日期背景密切相关。日期描述完整了，我们不能确知的就是所载日期当日所记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与日期紧密相关的背景。所以，所谓“月相”，实际是“名日者”，我们或可称为“日相”。如何解释日相语词呢？实际上，早有学者认为，西周金文和西周文献资料中的所谓“月相”语词并非指月相。西汉刘安《淮南子·天文》载：“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为朏明。”其中“朏明”应是指天刚发亮。这显然是一种辰制。《尚书.毕命》篇载：康王“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其“朏”也应是这个意思。同时，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是迷信，对天、地、神都很崇拜，相信天地运行存在一定的规律，在一天中某些时候是很吉利的，就叫吉时。初吉，应是指一天中的第一个吉利时刻。古人肯定认为，在一天中的第一个吉时开始做事会有好结果。正因为如此，西周金文出现“初吉”特别多。其它“日相”语词中，既、旁：是及、近的意思。望：本意远望，南朝粱代顾野王《玉篇》曰：“望，远视也。”霸(“魄”通“霸”)：本义指暴雨，转义指霸占。霸字在动词生、死之后，一定是指某种事物。既如此，日相有两种可能解释，一是指某日时间段或时刻，如果是此意，那么“既生霸”就是指太阳上升，“既望”就是指太阳处于中天，“既死霸”就是指太阳降落；二是指某日气候，如果是此意，那么“既生霸”就是指下雨，“既望”就是指见日晴天，“既死霸”就是指雨停。现在，这里的“日相”不论以以上两种意思中的哪一种含义去解释西周金文都通(不过，很多相关古代文献，现代人是按照月相理念断句的，阅读时需要注意)。窃以为，联系朏、初吉、晦等非月相语词，既生霸、既望、既生霸等语词意思，应是第一种解释，即是指某日时间段或时刻，这应是古人的原本意思。 根据以上分析，西周金文的日期记载规则应是：“某王几年(即位第几年)＋月份＋日相＋纪日干支”。其中“日相”，前置在“纪日干支”之前，是为了强调说明“干支”日。这应是一种西周金文纪日惯例或规范。当然，“日相”也有排在干支日后或独立使用的。比如《尚书.周书.武成》和《逸周书.世俘》就有各种形式的日相排置方式。 按照这个结论，那么，西周金文日期记载系统的“日相”描述就不是金文所载日期定位分析的限制条件。没有所谓“月相”限制，能否将西周金文日期记载完全定位于精确天文历表呢？我将西周金文日期记载完整的青铜器铭文选出来，得66个完整金文日期纪录(加《尚书.毕命》篇康王时一条日期纪录，共计67条，见本文附表)，在建子周正历法下，考虑青铜器形制特征，经过大范围的定位搜索(利用计算机代劳)，又经对比分析后，得出最终结果。这个最终结果是：所有青铜器都能归属“某王”，由此而得到了准确的西周诸王即位元年、王年年数以及西周年表(见下表，表中年份为西历前)。为了区别起见，我把我发现的“西周年表”称为“徐氏西周年表”。 三种西周年表比较
“徐氏西周年表”是完全来自“铁证”即西周青铜器的铭文日期记载的研究成果，修正了国家“夏商周工程”所给出的“西周年表”。对比历史以来出现的四十余种西周年表，“夏商周工程西周年表”最接近“徐氏西周年表”，这对后者是一个重要验证。鄙人认为，“徐氏西周年表”应是“西周年代学”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是《诗经》研究一系列重大发现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 关于“徐氏西周年表”，还有几个必要的补证： 第一，周武王灭商年份定为西历前1049年的简要论证。确定武王灭商年份，其实并不复杂。根据《竹书纪年》，周武王在位17年，于“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通过前面讨论，我们知道，周成王即位在西历前1043年，那么向前数6年，即是西历前1049年，此年正是周武王十二年。可见，武王灭商在前1049年。《竹书纪年》可靠不呢？我们知道，《竹书纪年》在“共和行政”以前，除穆王和夷王王年记载较准确以外，其它王年确实混乱。但从情理上推理，周武王是西周最最重要的开国国君，古人对其事迹特别是伐商事件的记载应是多而明确，不致久后缺失，导致后人补遗错乱。从《竹书纪年》记载武王事迹的逻辑上讲，武王于西历前1060年即位。我们知道，周先偏居于西，久有代商想法。自然，武王从即位起，就欲东进灭商而夺取天下。不过，从历史记载看，武王从即位开始就有此行动但很快又停止了。为什么呢？因据《淮南子.兵略训》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其显示的天象是木星出现在东方天空上，同时还有彗星出现，头向着东方。古人认为，这种天象不利西方，于是，武王只好停止伐纣。《淮南子》的记载被现代天文演算所证实，该天象(即哈雷彗星回归过近日点)就发生在西历前1058－1057年，即武王即位初年。于是，武王只好经营西方而静观世变。直至武王九年(前1052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史记.周本纪》)武王十年(前1051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盟津而还。”十一年(前1050年)“庚寅，周始伐殷。”十二年(前1049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竹书纪年》)不过，按照我们的推历，西历前1051年是庚寅年，前1050年辛卯年，前1049年是壬辰年。《竹书纪年》把年干支往后错了一年。但从年序上讲是对的。因此，《竹书纪年》关于武王伐商的记载是符合逻辑的，是可信的。《竹书纪年》的记载，还可以用《尚书.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和《史记.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进行互证。后两文献记载相比，日干支一致，月份差一个月。 更为重要的是，以上结果可以根据《逸周书.世俘》和《尚书.周书.武成》两篇记载武王灭商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献进行推定。前者有“商王纣于南郊。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记载。后者有“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记载。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的《利簋》(又称“武王征商簋”)铭文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三者都说武王是在“甲子”日灭商，足证前两文献的记载是准确可靠的。现在，依据前两篇文献如何判定武王伐商年份呢？首先，《世俘》载“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和“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前“四月”和后“四月”，应不是同一个月。前者是记武王谋定伐商，后者是记武王灭商后的活动，中间武王曾通过狩猎活动进行军事训练和准备(文献中有狩猎结果记载)。因此，前后两年在历史事件和历日记载上应有逻辑联系。这个前一年进行军事准备，后一年实现灭商的记载，也正与《竹书纪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殷。”“十二年辛卯，败之于坶野”的记载相符。其次，《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已，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而《世俘》篇曰：“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有人认为，内中有一篇所记日干支有错。恰恰相反，两篇所说的是同一件事，所记应是同一月的不同日期。前者是“王朝步自周”于“一月丙午旁生魄”，后者是“王乃步自于周”于“一月丙午旁生魄”，两者并不矛盾。如此，在同一月，同时存在以上干支日，则应是判断武王伐商年份的重要依据。再次，两篇文献反映武王伐商进程的系列干支日期，应在伐商年份的夏历一、二、四、五月得到准确定位。根据以上三个判断依据，在西历前1060年至前1044年之间，完全符合以上条件的伐商年份，其唯一解就是西历前1049年。因此，西历前1049年是西周历史的开始年，周武王在灭商后在位6年而逝。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后附上《逸周书.世俘》和《尚书.周书.武成》两文献所记日期定位及注解。 也许有读者要问，《竹书纪年》有“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的记载，这如何解释呢？事实上，从成王即位年至幽王末年，虚数就已经273年，远大于257年，《竹书纪年》此载明显错误，此应是“二百七十五年”之误。而根据前面推断，武王灭商是在西历前1049年，到幽王末年，应是279年。而按照《竹书纪年》王年记载，从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算起，累算所载各王年数，到幽王末年，共计也是279年。可见“九”又被误为“五”了。 第二，成王在位年份的验证。《尚书.周书.召诰》文中“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的记载，纪录了成王“相宅”事件的系列具体干支日期。查对本书第三部分《诗经原本附录》所附《西周天文历表》，在我们确定的成王在位期间(西历前1043年至前1023年)各年份，《召诰》写作时间的唯一解是成王三年即西历前1041年。《竹书纪年》有载：成王“五年，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七年，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夏历前1037年三月无“甲子”日，应是“甲午”之误) 从前1043年算起，成王三年(前1041年)有《召诰》，五年(前1039年)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七年(前1037年)，遂城东都。年序完全一致。说明成王的确是从三年开始“相宅”洛邑，到成王七年，正式确定洛邑为东都，并“城东都”。《竹书纪年》记载与《召诰》纪录接合，说明成王在位年份正确无误。 第三，“共和行政”时期青铜器铭文日期的确定。鄙人认为，“共和行政”时期，是大臣共伯和行政，没有王在位，故青铜器铭文没有以共和元年为始点的日期记载，该时间段的青铜器铭文日期记载应以厉王元年为始点。这一点可以从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两个西周青铜器的日期定位得到证实。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铭文记载王年超过42年。按照传统资料，西周王年超过42年的唯有周穆王(在位55年)和周宣王(在位46年)，两器不属于穆王时代，就应属于宣王时代。按照形制特点，当属于宣王时代。但是，在精确的天文历表中，其铭文“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和“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按照建子、建寅等建正历法，两器都不能归属于宣王时代，唯有建丑历法相符，但这又与我们发现的西周金文纪月是使用建子周历的结论相悖。有人为了将其归属宣王时代，甚至将宣王元年改为西历前831年，这又引出更多无法弥合的矛盾。事实上，在建子周正历法下，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两器利用金文所记日期定位的唯一解是：两器是以周厉王元年为起点记述日期的青铜器，即两者同属于共伯和行政时期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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