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女子大學校長阪東真理子的採訪摘录
日本昭和女子大學，創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1920年，以托爾斯泰主張的“愛、理解、和諧”為教育理念，從創建伊始就致力於為日本女性進軍社會架橋鋪路。今天的採訪物件就是該校的校長阪東真理子。在介紹阪東女士的身份前，記者不免有些發愁，因為她的身份很難界定。在文化界，她是著名女子大學的校長，也是日本多部暢銷書籍的作者；在政治界，她是日本政府婦女問題擔當室最年輕的女性官員，也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駐外總領事；在社會上，她被新一代日本女性喚為“教母”；在家庭中，她又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在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同時，跨界活躍，內外雙修，她是如何做到這一切的呢？帶著這樣的疑問，《日本新華僑報》走入了風景清麗的昭和女子大學校園。
《日本新華僑報》：
您的著作《女性的品格》一經問世，就被萬千女性奉為《聖經》，自出版至今暢銷320多萬冊，並且還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地區熱銷。那麼，我想問您，您對中國女性有什麼印象？
阪東：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我作為日本總理府男女共同參與計畫室室長前往北京出席大會。在那個當時，中國女性就比日本女性的社會活躍度高，而且在能力上也和男性不相上下。中國女工程師隊伍很龐大，這是我當時印象最深的事情。
中國女性的存在感主要表現在社會上，她們勇於堅持己見，有自己的主張，交流和溝通的能力普遍勝於日本女性。與之相比，日本女性的存在感主要表現在家庭中，作為母親，她們文化素養普遍較高，作為妻子，她們能夠站在丈夫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因此，中國女性和日本女性各有所長。
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和體現，主要是在平安時代。在平安時代，受之前的母系社會的影響，日本女性的經濟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比較高。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形成近代日本這種男尊女卑的社會模式，其主要原因是中國儒教在日本的傳播和流行。
縱觀漫長的日本歷史，在大部分時期，日本女性其實和中國女性一樣，都是支撐社會的主力。雖然日本女性不善於表達自己的主張，但是她們的實力並不輸於男性。日本歷史上專業主婦最多、最為特殊的時期，是20世紀後半期。
賢妻良母和職業女性之間不發生衝突
《日本新華僑報》：您的著作在中國被冠之謂“淑女指南”。然而在中國，很長一段時期，像淑女、賢妻良母這樣的詞都幾乎成為死語。取而代之的是“女性能頂半邊天”、“誰說女子不如男”等等。眼下，日本女性也開始同中國女性一樣，跟男性平起平坐一樣的工作。那麼在這樣一個時代裏，“淑女”又有著怎樣的意義或是形象？
阪東：作為我個人來說，我是大力提倡日本女性應該多走向社會的，應該同男性一樣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但需要強調的是，女性沒有必要完全參照男性的模式去工作，也不要被男性不好的價值觀所影響，同男性一樣嚮往權利、追求金錢等。
為對方著想，接受對方缺陷，幫助對方成長，這些都是女性的鮮明的性格特點，在這些方面女性比男性有天賦。在社會上奮鬥的女性應該認識到自己的這些性格特點，用一種自豪地心情去盡情展示這些男性的，多參與和社會福利相關的工作，幫助弱者。而不必要求自己凡事向男性看齊，跟男性賺同樣多的錢、競爭同樣的工作職位等。
我希望女性們能夠明白，我們沒有必要做得跟男性一樣，社會需要多元化發展才能取得平衡，因此正是這“不一樣”，才體現出我們進軍社會的真正意義。
關於“淑女”和“良妻賢母”（中國稱“賢妻良母”），我認為應該這樣理解，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女性也依舊要做“淑女”，而且良妻總比惡妻好，賢母總比愚母強。但女性不應該把個人追求只停留在“良妻賢母”上，在做“良妻賢母”的同時，也可以做一個對社會、對公司有貢獻的職業女性。
在過去，一般女性一生會有5、6個孩子，多則7、8個。但如今時代不同了，大多數女性一生就只有1個孩子。撫養8個孩子和撫養1個孩子所花費的精力是不同的。因此當今女性完全可以將餘下的精力分散到關注社會、參與社會當中去。相反，如果做母親的在孩子身上投入過多的精力，容易給孩子造成無形的壓力，或讓孩子成為“小皇帝”。
“小皇帝”現象不僅中國多見，日本社會裏也有。在“少子化”社會裏，全家關心、關注的焦點都集中到一個孩子身上，對孩子未免就過於嬌慣，24小時圍著孩子轉。但這真不是聰明的做法，因此這樣的女性也就不能被稱之為“賢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