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这个世界，以永别的方式
云也退
加入美籍的俄国诗人布罗茨基的话是有绝对权威的，被他撰文评述过的人几乎都是上世纪一等一的文豪，例如奥登、卡瓦菲斯、奥威尔、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等。在《巴黎评论》的长篇访谈中，布罗茨基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能模仿一点曼德尔施塔姆的笔法，但另一位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我从未模仿过她的声音。她是唯一我无意与之争高低上下——这是一切职业作家的隐秘——的诗人。” 我们无法读俄语的人，无从比较茨娃和其他几位俄苏大诗人的风格区别，只能从中译文揣摩一二。谈茨娃的诗，我们常用一些生僻词如“刚纯”、“淬火”，因为能从她的文字里听到金属的铿锵声，闻到可燃物的味道： “那一天即将到来——都说那是悲伤的一天！——/我那双像火焰一般闪动的眼睛，/不再咄咄逼人，不再哭泣，不再目光炯炯，——/陌生的铜板儿使它们变得冰冷。” “啊，语言真是令人难以琢磨！/其实看来很平常——你要晓得，/早在我之前庄稼汉就歌唱过，——/‘俄罗斯啊，我的祖国！’” “谁若是以分离为手段，/那他就像一堆冷却的篝火！/一个浪头把他推上岸，/另一个浪头把他吞没。” 茨娃的词句绝不晦涩难解，相反表意直接，戏剧性丰沛，每个字都吐露着对交流、诉说的渴望，她恒定的主题是来自激情和两性之爱的折磨：爱不是被接受或等待赐予的东西，爱是目标，是一种挑战，挑战那些被诗人灼热的心灵摄中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批评家C.R.皮尔彭特说：“在俄国，阿赫玛托娃把传统的、‘哭泣的小提琴’式的女性情诗发展到了极致，但象征茨维塔耶娃诗歌的乐器却是铜管：英勇、紧张、激愤。黄铜的声音曾经令她的作品被打上了‘歇斯底里’的标签，那些被她冒犯了的同时代人谴责她的诗‘淫秽色情’，而现在，却让她跻身于女性主义英雄的行列，性别特征鲜明而坦荡。” 布罗茨基才一岁多时，茨娃就自杀了，在奇斯托波尔的逃难地投缳自尽。再多的荣耀都被缪斯拿走，诗人自己落得一个异常悲惨的结局。在她死后，她的子女、同行、好友纷纷写下了回忆文章，《寒冰的篝火》一书由此集成。这些文章显示，茨娃短暂一生中几乎从未有过经济相对宽裕、可以游刃有余地生活的时间。马克·斯洛宁与茨娃多次见面，几乎每一次，他都看出茨娃憔悴、穷困，“成了繁琐的日常生活的俘虏，被钉在每天令人厌恶的劳役上”，到后来，他更是发现茨娃无法胜任诗歌之外的任何智力活动，她对政治问题一无所知，连保护丈夫和家人都做不到。 茨娃的心智只能承担诗歌。她是莫斯科人，有了她，莫斯科VS彼得堡的文学双城记的拼图才算完整，当然，两座城市并不是对抗的关系，最有名的俄苏文人，茨娃、阿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人人都活在一张密结的依恋之网中，读他们的作品，不能不了解他们与城市、与配偶、与子女、与情人、与同行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称得上是十指连心。帕斯捷尔纳克依恋国家，发出公开声明婉拒诺贝尔文学奖；在丘可夫斯卡亚的回忆中，茨娃最后的日子里依恋的甚至是流亡地的一个户口。我们扼腕叹可怜，茨娃干脆生错了时代，其实，看看萨德、兰波、王尔德、波德莱尔乃至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适合诗人活着的时代真心不多。 文人要活下去，起码得分得清虚构和现实（当今的那些荷尔蒙作家恐怕不同意这一点），但是，所有讲茨娃生平的文章，就会告诉你这对她是过高的要求。如果用动物来比喻，茨维塔耶娃像一只透明的水母，缺少四肢，只靠一套高度敏感的神经中枢在水里漂摇。作为诗人的茨娃和作为女人的茨娃是无法区分的，就像在她的诗里，醉与醒无法区分，爱与恨无法区分，灵与肉无法区分，大喜与大悲无法区分，意识和无意识无法区分。她的许多分明是热烈的情诗却写得异常悲怆，生即死，哀即欣，甚至审慎与愚狂也只有一线之隔。 茨娃做过许多疯狂的事。1916年新年她参加了圣彼得堡的文学聚会，这是她走出莫斯科的机会，同时也是替莫斯科发声的机会，聚会中的中心人物阿赫马托娃，当时已被公推为诗坛偶像，代表的是彼得堡。茨娃说，在阿娃面前，她为自己的平凡而抬不起头。她回到莫斯科就给阿赫马托娃写诗，赞佩之情就像大堤溃决： “……我们急忙地闪开，向你宣誓啊——/那千百万声深沉的喟叹！/安娜·阿赫马托娃！——这名字就是一声/高亢的叹息，它沉入了无名的深渊。//我们受到加冕——因为我们脚踏着/同一片土地，因为我们头顶着同一片蓝天！/那由于你的不共戴天的命运而受伤的人，/已经永垂不朽地躺在灵床上长眠。……我把我的钟声长鸣的城市赠送给你，/阿赫马托娃！——还有我这颗心。” 好喧闹的情感！都有点赤裸裸阿谀的意思了。当年，茨娃去哪里证明自己是“我手写我心”呢？她不需要证明，她的激情像渴爱的女人，冲动像初生的孩子，她甚至没想过什么代表莫斯科向彼得堡的致敬，仅仅想表达自己对这位长自己三岁的女诗人的崇拜。她的至纯要靠别的至纯者来理解，帕斯捷尔纳克这样写：读了茨娃的诗，我“为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种深不可测的纯洁和力量发出一声惊叹。”  所有的不幸都找上了茨娃，生活到处站到她的反面。嫁了一个红颜薄命的丈夫，早生了两个幼弱的孩子，又赶上了一个乾坤倒转的时代，为诗歌而生的灵魂不允许茨娃干别的任何事，甚至连一点小小的世故之心都没给她留下。丘可夫斯卡亚的回忆比较详细，让我们知道俄罗斯大众都有读诗歌传统，茨娃靠着参加一些诗歌朗读会赚点小钱过日子。但是在苏联时代早期，新政权并未直接阻碍她写诗，国家处在内战之中，战时经济政策导致的极端贫困，让茨娃就连找纸和墨水都困难重重。而且，她还负气地拒绝了一些文学团体给予的微薄施舍。 茨娃在新年聚会上第一次见到阿娃时23岁，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之前一年，她跟女诗人索菲亚·帕尔诺克黏在一起，次年，曼德尔施塔姆又走到了她的身边。这些出轨行为都留下了有灾难预示的诗篇。生活越是窘迫，茨娃的私生活还越是事端歧出，可说是恶性循环。1923年，她和丈夫埃夫隆暂居捷克斯洛伐克时，茨娃又跟一个朋友的朋友康斯坦丁·鲁热维奇擦出了火花。这让本就命运坎坷的埃夫隆沮丧万分。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吐露烦恼，诗一样的措辞暴露了他跟茨娃真是天生一对：“我一辈子都是套在她脖子上的一个救生圈，一块磨石。我无法让她松开磨石，而不强行扯掉她依旧不得不抓牢的那唯一的稻草。我的人生是彻头彻尾的折磨。” 这便合了两句成语：物以类聚，近朱者赤。茨娃的魅力，体现在她把周围的人都拉进了自己的痴癫之中，欲退而不能。她是诗歌的牺牲品，被缪斯选中，披发跣足登上祭坛的女巫，那些曾经围拢在她身边、或与她保持精神交流的人，他们回忆中的茨娃都是彼此吻合的，就连他们写下的文字里也晕染着一种彼此相似的气息，写意的气息。像爱伦堡对茨娃的那些回忆，已经算是信息量非常大的“纪实”了： “她从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始终是孤独的，她的这种被人遗弃同她经常脱离周围的事物有关：‘我爱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别，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不是以结合而爱的。’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以后，重又陷于孤独；侨民办的刊物不愿刊载她的作品，而当她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以后，竟被目为有‘背叛’的嫌疑……” 爱伦堡的每一个观察都有茨娃自己的诗、文以及书信为证，他给茨娃盖棺定论：你看她的诗篇中感情如此泛滥，却终究不足以驱散她冰冷彻骨的孤独。参照马克·斯洛宁的长文，可知爱伦堡所说恰切。集子里最末一篇，是另一位女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亚的回忆文，她先是抄录了茨娃自尽五天前求当一名洗碗工的申请书，接着像一个现代派小说家那样写下了最后两句话：“食堂于11月开张。此时我已不在奇斯托波尔。谁得到茨维塔耶娃曾经企求的洗碗工的工作，我不知道。” “记住：这个世上只有/谋杀。自杀在这里并不存在。”叶甫图申柯在一首纪念茨娃的诗中写道。在奇斯托波尔，茨娃周围除了一些爱诗的人以及自己的儿子穆尔，没有人需要她，她给人们读的最后一首诗是“乡愁啊……”，但是读了一半就哆嗦不已，念不下去了。她告别世界，是在1941年8月31日，其时，莫斯科正在德军的狂轰滥炸之中。欧洲最黑暗的那几年，连续有重量级大文人自尽：在茨娃之前一年是本雅明，半年之后，茨威格也踏上了同样的道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