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风云
《下西洋》西加拍片纪实
和平
2013 年1月13日晚，中国北京电视台来印尼拍《下西洋》的影片，其摄影小组四人到达雅加达，从14日到16日在雅加达的华人总会INTI楼上，分别采访了屠杀华人的红溪事件、棉兰事件、亚齐事件、六五年西加排华事件、九八年排华事件等有关者及事件的见证者讲述事发经过。
印尼华人从自己的祖籍国中国，千里迢迢远离亲人冒险下西洋，像一颗种子落地生根。但飘洋过海的华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流浪的国家里遭受非人性的迫害，尤其是在印尼，从荷兰时期、日本时期、甚至宣布独立以后的印尼华人，都总是历经排华反华的浪潮，什么原因华人如此遭受歧视？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摄影小组特意采访见证者并把历史事件记录下来，真实地反映印尼华人下西洋所面临的困难和遭遇，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被指定为西加行的向导，陪伴着他们采访西加华人受害者。
以下是《下西洋》摄影组西加行的报道。
2013年1月17日，早上雅加达天气阴霾，5点前摄影小组人员已到达雅加达飞机场，7点半飞机才起飞，9点到达西加坤甸市。田友与司机已在坤甸飞机场等待，一辆能坐十二人的轿车，载着沉重的摄影工具，汽车飞快前进。在飞越赤道碑时，我向他们介绍：西加坤甸是著名的“赤道城”，因为坤甸市有一个国际坐标，地球经纬度0度的赤道纪念碑，是地球赤道线经过之处。这赤道纪念碑是荷兰时期1928年建立的，其位置在新埠头三公里外，纪念碑上竖着一个大圆圈，一支箭从中央穿过，以这支箭明确标示出赤道的具体位置。现在的赤道线从新修建，赤道碑里面有供游客参观的模拟赤道碑和介绍建立赤道碑的历史过程。
赤道碑解说人员说，每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中午及九月二十三日，在阳光直射下，这里所有物体的影子完全消失，变得真正的无影无踪，完全没有影子，这就是赤道线的特殊标志。摄影组人员非常高兴，忙着摄影这难得的镜头。
我们沿着西加沿海线奔驰，一棵棵椰树在向后推移，年轻漂亮的摄影组小姐和小伙子非常感叹，这些漂亮的椰树风景真像海南岛风光啊！
我们先到茉莉蒂市镇
小吃，pengkang烤糯米是印尼西加茉莉蒂村的特产，著名的烤糯米饭特别香，让中国小伙子吃得津津有味，还打包呢，小伙子说明天到回来还要再吃。
吃饱了，浑身都是劲儿，我们向荣戛驶去。在荣戛已有80岁守神庙的老人黄伯在等候，这位老人经常帮助要进入日本沟观察研究或报道的各界电视台、媒体等的
日本沟小路 过了桥右边是难民房
采访人员，他联系好日本沟的年轻人后，汽车便向日本沟驶去。过去日本沟道路泥泞，现在日本沟有汽车路可行，但只能驶过马来人和马都拉人的稻田，剩下一公里多那就仅是一米宽的小路了，汽车无法再驶进去，只好停泊在小河旁。
我们与摄影工具通过电单车载到日本沟村子里，我看到一片沼泽地，日本沟的难民房就在沟的右边，这条水沟是他们生活的源泉，洗澡、洗衣、浇水种菜是这条沟水，因沼泽地水是黑红色的，不能喝，他们另外再开水井，也是深红色，不过比较干净。土地贫瘠，种稻是很难生长的，只有种些蜀黍，以代正粮。
我来到一个非常简朴的家，就地坐在地板上和一位中年男人谈了起来，他说我们刚来到此地时，这里是一片沼泽森林，靠我们的双手开辟建造自己的家。从1968年直到现在，从婴儿小孩到中年老年，45 年的时间，编织着一条苦情路，现在年轻人继续编织上代未织完的坎坷路。
还有一个安身之处
这时周围很快来了一些人，陆陆续续围了起来，有位老人蹒跚地也走了过来，我赶快过去牵老人的手让她席地而坐，从老人的脸庞清楚地刻画着一条条风风雨雨的皱纹。因为我是西加人，能讲当地客家话，我们很快融洽地拉起家常谈了起来。她是华莪人，我一听是华莪人就感兴趣了，这是西加特殊事件的焦点。摄影组员也到了，我知道，这位老人应该是我们合适的采访人物。
来到老人的家，小伙子架起了摄影机，采访节目马上开始。
老人坐在她家长木板凳上，穿着马来服装，因为西加山里的华人，他们的家跟当地达雅人和马来人是邻居，常年友好相处，因此华人妇女模仿了马、达民族的风俗习俗，有的男人更有跟当地马来人和达雅人结婚的惯例。根据他们的习俗，女人穿沙龙在家干活，要出去工作或过家，就另穿一件上衣，有的也索性没穿上衣，围沙龙就行了，特别显出普通妇女的纯朴和温柔，现在年轻一代已经稀穿这种马来服装了。
老人穿着几十年前山里农村妇女朴素打扮，原装原味真实农村生活的写照。她镇定安详地坐着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的采访，用何婆客家方言，向我们叙述她45 年前遇难的惊险故事。
我苦命，我下一代的命运怎办呢？ 黄阿妹与女儿及孙子
老人以沉重的心情，开始回忆她深藏了46年的历史故事：
我叫黄阿妹，今年77岁，祖籍广东何婆人，过去住在西加华莪村，五个男孩，一家七口，夫妇以种胡椒、割树胶为生，村里的华人祖祖辈辈不曾惹事，与周围的达雅人、马来人和谐共处，各族人民各人从事各自的工作，大家的生活幸福愉快。但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印尼发生九卅事件，苏哈多政府反共反华，向印尼边界华人赶尽杀绝，1967年，军人下令通过达雅人传达叫我们华人快去山口洋集中，在这边界会发生大事。情况越来越严重，消息传来已经有华人住家被抢被烧被杀，达雅人开始发红碗了， 红碗从哪儿开始发，我们不知道，但是心头忐忑不安，一旦达雅人发红碗已经不是一件平常小事，他们以这种方式发动大家，要开杀戒，就以发红碗为信号，这是达雅人的风俗习惯。
我们华莪华人已几代人，世代相传都安分守己地守住自己的祖业，不曾和异族有过纠纷，1965年印尼突然变天的情况下，大家都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走要走到哪儿？有的不曾走出家门一步，现在被下令举家搬走，谈何容易？家禽家园如何处理？孩子如何搬迁？有的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就守在家等待命运的安排。他们不走坚守在家就被杀了，军人在后断路，我们只听到赫斯里的叫喊声，一边追赶一边烧杀抢，非常非常恐怖。
碰到妇女被下令脱光衣服，搜身上的东西，藏在身上的金钱全被没收，有的也被割头被强奸，被迫作达雅人的老婆，男的大都被砍杀。
听到追逐华人事件已开始，我们全家就马上决定走，什么都没带，只穿一件衣服逃命，逃到山林里，但森林里很多兵又没粮，生活生命没保障无法坚持，就走出森林到华莪集中，搭乘第二批难民船，五天到达山口洋大旺树胶薰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生活。
一个大薰房，没什么窗户，五六百人堆在一处，臭气冲天，每人每天吃一点杂粮粥，喝咸水，小孩、衰弱者开始生病，喝了咸水吃不卫生的东西，吐泻开始感染，地上尽是吐泻的污秽，谁还能管？每天都有四五人病死，薰房尽听疼痛呻吟声，哭声，我孩子顶不住了，开始时一个吐泻，死了一个，隔两三天又死了一个，在短短时间内死了四个小孩，剩下一个最小的男孩。
大人小孩死了，最初还有四块木板装尸，后来越来越多每天至少四五人，就用一个木箱装几个尸体，最后连箱子都没好装了，就仅放进麻袋扛了去埋，我也差点病死，幸运地活着，生活如地狱。
国际红十字会知道印尼西加悲惨状况后，寄了救济物品，但是华人也有卑鄙的，从中坐收渔利的人或奸商，他们把白米换成坏米和马吃的粟米，经过政府与几手才送到难民所，已经成了畜性吃的粮了。红十字会的救助一年以后就没有再救济了。
流离失所的难民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到处在市区排队向华人乞讨，出于爱心和同情心，华人很多给予吃喝穿的援助，但长时间也不是办法，因为当时政治治安不好，影响了地区生活和经济发展，在大举反华的形势下，华人处在寄人篱下惴惴不安地生活，一般不敢出门也减少做生意行业，要不然关门大吉，长期的大批难民乞讨，实在也让当地市民担负不起，越来越多的难民饿死病死。苏哈多政府把难民载到各难民集中营，薰房，学校，坤甸新埠头树胶房、坤甸郊外二十多公里的卡里曼斯、日本沟等地区，至于这些难民的生活、病痛就置之不理了。
黄阿妹说，1968年我们又被集中载到日本沟，来到这里已有做好的几栋长屋，一栋长屋有十几二十户人家，大概有上百户人家挤在十多个长屋，我带了一个幸存的小男孩，开始新的逃难生涯。
日本沟刚来时是一片森林地带，在兵的看守下，男人砍大树，慢慢地把沼泽地填起来，各自搭盖小茅寮不再长屋住了。我在日本沟又生了两个男孩子，一个女孩。这里的泥土是沼泽土，土地不肥沃，水沟里的水是深红色的，非常肮脏，大家就在后面再开井以作饮用，下雨就盛雨水喝。一天一人一小杯米，大家半饥半饿，每天吃粥参杂粮野菜，男的去开伐森林，女人就在附近找野菜，或给附近的马来人、马杜拉人做庸人、做杂工，给他们煮饭、做菜、洗衣、拔草等等，什么都做，换取一天的工资25盾，买不到一公斤米，仅能填补男人做工的力气，后来工资才逐渐增加到50盾、75 盾一天，有饭没菜地坚持非常贫困的生活，最痛心的是孩子没上学。
我四十多岁时，老公因工作艰辛生活贫困而得病，没亲没戚，生病没药医治而死去了，没了靠山，凭我一个女人承担了抚养孤儿孤女，拉扯孩子长大。
现在日本沟有的被外面的亲人带出去生活，有的外面打工然后搬出去，剩下三十户人家仍然坚持在日本沟生活。孩子们到附近印尼国民学校读书，因为是政府供穷苦人的学校，免费读书，只买书笔。现在我跟女婿一起住，女婿去山里找树叶，采山菜、姬菜及采蘑菇等维持家计，生活还过得去。
我要诅咒过去的政治动荡，让我失去幸福的家园，失去财产，失去我四个孩子，我们是善良的民族，为何遭到摧残？为何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为何落到如此地步？
摄影组还摄影了黄阿妹现在每天平时所做的工作，老人以她瘦弱的身体，力尽所能去帮助儿孙，照顾孙子等做些琐碎的家庭工作，以度过和结束她风风雨雨的人生。
过去的即已成了黑白历史，但愿1965年事件给予我们最惨重的经验教训，以后不再发生了，希望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风雨同舟，不再受政治挑衅和挑拨离间计，提高民族政治认识，这样才能避免排华反华事件。
坚强老伯，惨遭杀害
当我们走出日本沟后，已是中午2点多，小伙子又是肚肠辘辘，吃过午餐继续往淡水港前进，到了淡水港，我看到郭正老伯的小儿名叫郭文在小桥上等候我们，泊好汽车后，我们走进他的家。现在的家比以前好多了，过去亚答屋，硬泥土地，现在较宽大整齐的木屋，当年郭老伯坐的椅子，现在是传给了他的小儿。
我叫郭文，现年71岁，祖籍广东福建，虽是福建人但已不会说福建话，只能说梅县客家话。有两个男孩都结了婚，有了孙子。
文有点感慨地谈起过去面对挑战的逮捕事件：1970 年6月15日那一天，因有人告发，军警包围我家，从树丛中搜到华文书籍，事件就如此爆发。松泊港处理淡水港的警察长官是从中央调来的，别号长发兵，听说他在美国学习过，1965 年在雅加达参加过大屠杀，动手杀人毫不动心，是一个标准的冷酷杀手，杀了很多人。他来我家逮捕我父亲郭正，我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起被捕，母亲见状毫不犹疑地跑向军警与他们交涉，要求军警放人，我母亲被军警推倒在地上。
我们父子五人被载到松泊港，全都被脱下衣服只穿短裤，因为我父亲是一家之主，所以中央派来的特使长发兵先向我父亲下手，父亲是善良人，从不做坏事，逼父亲承认莫须有的罪状，当然父亲拒绝，他们用枪头捶打父亲的手指，父亲忍着痛，手指被捶打得骨碎皮烂血肉模糊，仍不作声，他们越问越打越猛，像禽兽一样，扑向父亲，把一支拳头大的木棍向父亲身体、腰、脚狠狠打去，但是父亲倒下又站起毫不屈服，棍子打碎了叫人再换一根树棍。长发兵打狂了，最后把父亲按倒在椅子上，把树棍头插向父亲的胸前，父亲胸脯骨断了，晕了过去，他们把满身血迹伤重的父亲拖进监狱牢房里。
我的大哥亲眼见证了这种惨无人道的殴打，在打父亲的同时也打大哥，只是大哥的手被捶打的时候，他赶快缩了回来，不会像父亲那样被打得残碎，当时父亲还有机会向大哥说“自己承担一切责任别害到别人！”
大哥除了被打外，他的身体被军人用烟火烧，从脸上直到背后胸前，都被烟火烧了一个个火泡，然后用还热的煮饭的火灰从头倒下来，抹在他的身上，多么残酷，他已经痛得麻痹了。就这样他们一直审问到子夜一点才推回监狱房间，这时父亲和两个哥哥三人关在一起，父亲看哥哥伤得也很厉害，便嘱咐他们喝自己的尿水调伤，一点多哥哥听到父亲没声音，景哥用手去试他的鼻孔，已经没呼吸了，他们和父亲的尸体一直躺到天亮看守人打开门，他们把父亲拖出门外，叫来松伯港的老人会的人，松伯港老人会的华人要求用棺木装，被长发兵拒绝，就这样用麻袋装了载去坟场草草埋了。
我为了拯救有家眷的两个哥哥和姐姐，承担全部责任，我们不久以后无罪释放。
我的姐姐被逮捕后，在监狱里被没人性的军人进牢房强奸她。我的侄女当时才十二岁，被所谓中央派来的长发兵和警察头带到椰园轮奸，另一位亲戚的女孩也被轮奸，两个被强奸的女孩由村长和我另一个没被捕的姐姐带去医院治疗，伤愈后心态还好，时间让她们逐渐恢复正常，现在已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这丧失人伦的事件是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和伤痛。
我父亲是被中央派来的军人官员殴打致死的，70 多岁的老人，他们以残酷手段，没有人道主义的逼案，完全没依照法律程序，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这在国家法律上应该如何寻回公道？班查西拉五项原则在哪里？人道主义在哪里？
这些中央派来的所谓长官和警察，乘人之危，强奸女孩案件应该向谁申诉？国际人权组织是否能给我们弱群的华族伸张正义？我们还在等待！
茉兰蒂的冤魂
山口洋远景
2013年1月18日，我们在山口洋采访了茉兰蒂惨案幸存者田：
我姓田，现年67 岁，客家人，一家有十一姐弟，除了逃出来的五兄妹外，其他与父母同受难被烧死被残杀了。
1964 年年轻的我在外乡工作，参加进步青年组织，1965 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回乡。回家几个月后，警长叫我准备好衣服明天要带我去ngabang，我知道不妙要逮捕我了，我半夜逃走，正因我逃跑才免了杀身之祸。
孟加映走路去马云4小时，从马云去茉兰蒂也需五个小时，我的故乡就是在茉兰蒂，有二十多户人家，住家是连在一起的长屋也是店面，前堂全打通户户相通，一个最惨无人道的屠杀华人的历史事件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马云、茉兰蒂有三个警察看守，警察长是达雅人，当时华莪孟加影一带谣言纷纭，每天道听途说都可听到烧杀抢可怕的事件发生和传闻，警长便利用人心惶惶之际对马云人说：“我带你们到茉兰蒂村，如果你们在马来人或达雅人有相熟的，你们可寄宿在他族的家，比较安全，暂时逃避一下，平静了再到回来。但是你们带着贵重的金钱不安全，先托我放，平静后再拿回去。”人们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别无选择，以为事件最多一两个月会平息，便纷纷拿出金钱托他放。
三个军警带着三百多位马云人走了五小时路，到了我的故乡茉兰蒂村，便把他们分配到茉兰蒂村人家中住。十多天后，他开始安排要去相熟人家的就到他办公桌上登记，根据他说是由当地达雅人来带他们去安全的村庄，每天都有几家人被达雅人带出去，几批人带了几个晚上，茉兰蒂华人都以为先安排去的已经平安到达了目的地，大家都安心地等待轮到自己。
就在这时却从一些有良心的马来人口中偷偷传出吓人听闻的秘密，原来这假慈悲的警察长是条毒狼，他袋子里装满了马云人的金钱，想吞了然后为了灭迹想出条毒计，把已登记的名单一整家一整家的叫屠夫带出去，这些华人还高高兴兴地去赴死，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完全没防备的情况下，在森山路上就被宰杀了。
听到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后，他们才吓了一跳，晚了，这时已经上百人遭到毒手了，接着要带他们下一批已登记好的家人时，没人要去了，谁要去送命？这时这毒狼知道阴谋披露了，他恼羞成怒，叫来达雅人包围茉兰蒂店面，并强行把茉兰蒂店门关起来，这时人群马上乱了起来，逃的逃，四下乱窜，警长下令点火，火把整个茉兰蒂村烧得通红，被关着的就被烧死了，窜出来的被一群达雅人追着砍，有三姐妹父母被砍了，她们被达雅人抓回去当老婆，有一个小孩受伤晕过去，醒来时他看到四处血淋淋的尸体，他极力爬到附近乡村，刚好是他姐姐被达雅人抓去做老婆的乡村，他姐姐听到有受伤的男孩，她马上去看，原来是他弟弟，姐弟抱头痛哭。
我十二岁的妹妹和两个弟弟，在混乱中模模糊糊被一位白发老人牵引着，经过河岸边直跑马来乡村，到达马来乡村办事处停下来，这时老人也不见了。三姐弟不知所措在哭泣，弟弟才几岁还小，被马来人收养，后来两个弟弟被人带去山口洋
分别被人收养，妹妹被马来人收养。
作者与田
我在打烈被捕后，在比较放宽的情况下较自由，叫我到回监狱呈报，我一走了之，到处流浪，生活无着落，不知道父母被杀戮后弟妹情况如何？80年代我有一份较稳定的跑车生涯，才倒回去找寻幸运地找到幸免被杀的妹妹。一个姐姐在卡江，妹妹长大后，与另一村的马来青年结婚，现有了孩子，生活稳定。90年代后我在砂拉越碰到一位马来人透露弟弟下落，最后取得联系，他现在在外岛也有了稳定的生活。只有一个弟弟，直到现在还没找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要继续找寻他，最近坤甸逢佛有人打电话联系我，说有人要与我见面，我猜想这个人好像是与我弟弟有关，我非常希望能见到我失踪几十年的弟弟，虽然我们家破人亡，但我们还有幸活着，祝愿我们兄弟总有一天再团圆。
这恶毒的沾满华人鲜血的冷酷杀手，为屠杀华人立了大功，苏哈多给了他升级发横财的机会，甚至他的子女也为此占了他父亲的血光。
BETUNG桥的冤魂
范昌，56岁，甘北人，老家是过去万诸介的一个乡村，现在在山口洋开熟食店，我和摄影组刚好在他餐店吃饭，听说他家人也是难民，我情不自禁地与他谈起家常。他说：九卅事件发生时我还未出世，当时甘北的一部分华人被绑着带到大理村DARIT（从茉莉蒂去大约五小时）的BETUNG 桥上，马来人为了向军人和达雅人表明马来人也是他们同伙，不是敌人，他们把一连串华人逼到桥上，由马来人动手一个个在桥上杀头。十五岁以上的小孩、男人全杀，我叔父伯父一家十多人全被集体屠杀，另一部分的男人被达雅人绑着带到万诸介的另一地区也全被杀害。
有一位马云人名叫加辉手被绑着，带到半路手绑的绳子被他拼命弄脱后乘机逃生。还有一位马云人叫阿必，在下打烈的吊桥上，一批人过桥被砍死踢进河里，他是最后被砍的一个人，当砍的时候他稍微蹲下，刀从肩上砍下，受伤了，他顺着势滑进河里，非常侥幸逃过一命。他在尽是尸体和变成红色的血河里，保持清醒，最后在河的下端，他慢慢地爬上岸，并走出那可怕的血河，逃到山口洋，跟着人来到坤甸sungai raya，一直生活到现在，有孩子。阿必是被砍杀但侥幸逃活的见证者之一。
田说阿必现在病危。刚刚接到消息说他于2013年1月20 日去世了。
在印尼政府的人权和人道还未得到妥善处理，见证者一个个离开人世，1965年华人的生命财产在不可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千千万万受害者无法得到申诉。可悲！
来自达雅村人的心声
阿达，74岁，打腊人 SENAKIN，父亲是客家人，母亲达雅人。
这是阿达的叙述：1967年排华时期到处是烧杀抢，我母亲虽是达雅人，也因父亲华人同样遭殃，我母亲被达雅人抢去做老婆，好在我阿姑倒回村里，把我母亲抢救出来，带出山口洋。
我和朋友决定下山口洋逃避，我约朋友经山路回避，不可走大路。阿南等十多位朋友听信达雅人说要保护他们下去，但是不能带刀，于是他们赤手空拳跟着达雅人走，到了半路达雅人违背诺言，向他们展开大屠杀，他们没法抵抗，结果全部遇难。我和一位朋友因走山路侥幸逃脱，被集中到山口洋难民营，在难民集中营里过着非人生活，度日如年，于是当难民大概已被赶出山口洋，华人乡村财产和房屋都已被达雅人侵占，我估计形势较好之际，我下决心重回到乡村开辟农田，就这样偷偷回到家园，一些较好的达雅朋友帮助我，我慢慢地在旧地重新立足，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的老婆是华人，我的下一代都能与达雅人友好相处，现在他们都在外地工作了。
跟阿文从达雅乡村一起下来被采访的是一位地道的达雅人，他用流利的印尼语接受采访。
我的名字叫AMAN 今年74 岁，是达雅族农民，九卅前曾参加合法的进步组织，1965 年后我被捕入狱，手指头和耳朵被军人用电绳连接后触电，整个身体和心脏都颤动，要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我没做坏事没杀人放火，有什么好承认的？
我被监禁一年半后回到村子里，我的同族另眼看待我，讨厌我，好像我是达雅人的叛徒，因为在屠杀华人行动时我没下手屠杀。如何下得了手？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啊！
现在我要讲的是我们同族人所做的错误， SENAKIN有80个华人被军人和我们达雅人杀了，十五岁以上的男孩都杀，有两人名叫陈安平和宋阿春，头砍下来后当作球踢。
80 多岁的谢阿兰，她是阿拉的母亲，活活放进麻袋丢进河里。
300多家华人住屋被烧，达雅人引火烧，军人守着帮达雅人防卫，阻扰华人逃跑。箫阿峦和箫永林父子，在军人监视下，把父子俩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另一个儿子绑在树上，军人用枪打死后，达雅人把头割下来。
陈胜狗三父子被杀，小儿仅12岁也被军人开枪打死，
林阿牙男12岁，她的叔母凤英72 岁，被集中到球场上全被屠杀后，凤英的尸体还被暴徒轮奸，然后把一支树枝插进下体。还有很多很多屠杀事件。
